科普！造成乳腺癌死亡的因素有哪些？

2021年2月，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了全球癌症统计报告2020版^[1]，对全世界185个国家、36种癌症的发病和死亡情况进行了推算。

最新数据显示，相较于2018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数据^[2]，2020年乳腺癌发病人数已超过肺癌、成为全球癌症发病率第一的癌症，估计有230万新发病例（11.7%），死亡人数达到68.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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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0年全球十种最常见癌症的发病和死亡例数分布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乳腺癌有如此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呢？

乳腺癌是一种多因素疾病，遗传和环境因素等都会影响它的发病几率，但导致乳腺癌的死亡因素却与乳腺癌复发有直接关系。

2019年12月，美国的研究团队^[3]的随访调查显示：

• 在42250名接受了乳房切除术和放射疗法治疗的妇女中，有547名妇女在随访期间发生了同侧浸润性复发（1.3％），而在这547名患者中有163名妇女死于复发。

• 在19762名未经放疗的乳房切除术治疗的妇女中，有595名妇女患了同侧浸润性复发（3.0％），在这595名患者中有102名妇女死于复发。

• 在接受乳房切除术（单侧或双侧）的25527名妇女中，有200名妇女经历了同侧浸润性复发（0.8％），同样，在这之中154名妇女死于浸润性复发。

从上面的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浸润性复发”这个关键词成为了夺走早期乳腺癌患者生命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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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亚洲地区部分国家女性乳腺癌发病和死亡例数变化趋势

另外，很多患者在确诊乳腺癌后会在病程的中晚期患上其他疾病，肺部疾病、心脏衰竭、糖尿病、胃肠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等都有可能成为乳腺癌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

以心血管疾病为例，在被诊断患有乳腺癌的老年妇女中，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研究表明

一项系统性研究说明，2%~10%的乳腺癌患者死于CVD^[4]，特别是如果患者本身就有CVD的危险因素，其CVD死亡风险会更高。

美国心脏病协会曾报道乳腺癌和CVD存在着一些相互重叠的危险因素，如肥胖和糖尿病等^[5]。

乳腺癌患者CVD死亡的风险还可能通过治疗所带来的心脏毒性作用而增加，比如接受放疗和化疗等。

乳腺癌治疗期间的心脏毒性作用最常见的是左心室功能障碍伴或不伴有心力衰竭^[6]。所以了解乳腺癌患者的CVD风险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考虑心脏毒性的情况下。

那么怎样避免乳腺癌并发心血管疾病的可能呢？在这里，小编给大家列举了以下建议：

01

健康生活，积极心态

包括有规律的体力活动、健康的饮食、控制BMI，减轻压力以及不吸烟。乳腺癌患者的心肺功能随着运动的进行而改善，定期运动可提高生活质量。

很多患者在乳房切除术后或术后化疗阶段由于对自己生理外观上的担忧以及对病痛的耐受力达到极限，一度会产生消极厌世的悲观想法。

在这种情况下，或许疾病本身的转移并不能达到夺走生命的地步，还尚存治愈的可能，但由于患者自身的心理防线已被摧毁，导致了最终没能逃脱病魔的掌控。所以，无论情况如何，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尤为重要。

02

药物预防

尽管化疗药物如蒽环类药物的心脏毒性作用已发现超过40年，在临床上对于乳腺癌患者的CVD预防仍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因此该项措施需在医生临床评估后给出具体建议再实行。

02

心脏功能监测

目前对于心脏毒性的监测方法包括心脏标志物、超声心动图、CMR 和 CT 等。

许多经典的生物标志物已被证明是放疗后心脏损害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所以及时早期监测患者心脏标志物的水平可以为早期发现潜在的CVD提供线索。

影像学检查最常用的是二维超声心动图测量 LVEF。

• LVEF 提示心脏毒性的常用标准是 : 低于阈（50%~55%）、蒽环类药物治疗期间LVEF的无症状下降>10% 或者在有心力衰竭症状的情况下下降>5%。

• 超声心动图受到声窗充分性和图像质量的限制，在敏感度方面不如CMR。CMR显示，心脏毒性的早期迹象是心包积液显著以及剂量依赖性增加和T2比值的临界显著增加^[7]。

除了上文提到的围绕癌症本身的浸润性复发以及并发其他疾病，很多病例“复发”的原因其实与术后的不规范治疗有关。

例如不按时或停止吃药或者化疗，特别是术后内分泌辅助治疗的患者经常漏服或者不服药，这就大大提高了复发率。因此，术后坚持按时治疗，不掉以轻心尤为重要。

END

目前，随着科学认识和放化疗水平的提高以及内分泌药物、靶向药物等新药的诞生，乳腺癌的总体治疗情况越来越好，即便复发，也有很多办法可以挽救。因此，无论面对哪种情况，请不要盲目灰心丧气，积极寻求医生的治疗意见并迅速采取治疗措施才是最重要的。

声明：以上内容仅为信息传递及知识普及，不得取代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的意见。若有任何疑问，请咨询医疗卫生专业人士。

责任编辑：乳腺癌互助君

封面图片来源：稿定设计

审稿编号：CN-78932

参考文献：

[1] SUNG H, FERLAY J, SIEGEL R L,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20: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J]. CA Cancer J Clin, 2021. Epub ahead of print.

[2] Bray F, Ferlay J, Soerjomataram I, Siegel RL, Torre LA, Jemal A.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published correction appears in CA Cancer J Clin. 2020 Jul;70(4):313]. CA Cancer J Clin. 2018;68(6):394-424.

[3] Narod SA, Iqbal J, Giannakeas V, Sopik V, Sun P. Breast Cancer Mortality After a Diagnosis of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JAMA Oncol. 2015;1(7):888-896.

[4] Sam G, Ho PJ, Rijnberg N, et al. Risk of death from cardiovascular disease following breast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J]. Breast Cancer Res Treat, 2017, 164(3): 537- 555. [5] Foraker RE, Abdel-Rasoul M, Kuller LH, et al. Cardiovascular health and inciden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cancer the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J]. Am J Prev Med, 2016, 50(2): 236-240.

[6] Abdel-Qadir H, Austin PC, Lee DS.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cardiovascular mortality following early-stage breast cancer[J]. JAMA Cardiol, 2017, 2(7): 88-93.

[7] Foulkes S, Claessen G, Howden EJ, et al. The utility of cardiac reserve for the early detection of cancer treatment-related cardiac dysfunction: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J]. Front Cardiovasc Med, 2020,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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