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国《余氏宗谱》之“相国同麓先生”考略
昌国《余氏宗谱》之“相国同麓先生”考略
□翁源昌
《四明昌国余氏世系宗谱》(简称《余氏宗谱》)，始修于南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宝佑四年(1256)，兵部尚书余天任第四世国史官孙余阶斋首次续修，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余氏后裔余明旭再次续修。宗谱流传千百年，历经风雨沧桑，保存至今，实为不易。然由于严重霉变而成残本，许多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信息变得扑朔迷离。其中清康熙四十四年俞子坚所撰谱序中有段文字讲到了昌国余氏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之同麓先生位居相国，勋业昭然，而孙枝□□□□□”。这个“同麓先生”是谁?昌国余氏历史上难道还有一个位居相国之高官?
笔者在搜集整理余天锡有关文献资料中，经过翻阅数十本宋明清时期文献书籍，后终于根据明代焦竑所编的《献征录》、清代查慎行所著的《人海记》、民国陈训正《鄞县通志人物编》、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表人物儒学表文征”以及今杨古城、曹厚德《四明寻踪》等书籍记载，初步认定这位“同麓先生”应是被称为“明廷硕辅”的鄞县人(今宁波鄞州)余有丁。
鄞县余氏与昌国余氏之渊源关系
鄞县余氏与昌国余氏其渊源关系十分密切。其中的源头与南宋庆元府昌国县人余涤及孙余天锡、余天任有直接关系。
余涤，字元发，居昌国县甬东。余涤熟读四书五经，光绪《定海厅志》赞其“力学笃行，为乡里所推敬”。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昌国县令韩昼兴学造士，聘余涤为教谕督导。绍兴十七年(1147)，史浩任余姚县尉，并兼昌国县盐监(一说任昌国县尉)，余涤与史浩两人志趣相投，竟成为莫逆之交，以致于十多年以后，余家与史家再续朋亲渊源。宋隆兴元年(1163)前后，史浩官拜为相后聘请余涤为史家教授，余涤于是举家迁居鄞县(今宁波鄞州)，《延佑四明志》卷第五“人物”篇云:余天锡“祖父涤教授史忠定子，因家于鄞”。故有些史志也由此称余天锡为鄞县人。
后余天锡、余天任为南宋理宗朝之高官，余天锡拜参知政事，余天任拜兵部尚书。昌国余氏后代有的就在鄞县一带定居，繁衍成族，余氏也成为鄞县之望族。
鄞县余氏不少属于昌国系余氏后裔，据目前所寻文献及宗谱记载，鄞县余氏中或以余天锡为始祖，或以余天任为始祖。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曾任建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许国在其《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建极殿学士赠太保谥文敏同麓余公有丁墓志铭》(以下简称 《同麓余公有丁墓志铭》)更是称“鄞诸余皆祖宋太保天锡……其后散处非一，或在邑或在郊。在郊者，曰旗山曰马鞍山。在邑者曰东门小江里。”宁波鄞州《梅湖余氏宗谱》所记载的东钱湖梅湖始祖余五妹，洪武初年，“独支五妹公迁入梅湖”，这一支是南宋尚书余天任之直系后裔。由鄞州区统计局编的《鄞县百家姓》有关余姓源流及分布中写到:宋时，观文殿学士谥忠惠余天锡，因其父涤教授史浩子，自定海迁鄞，其后裔有迁东钱湖陶公山、宝幢余隘(今属五乡郑家桥村)等地。可见，鄞州不少地方余氏与昌国余氏同宗同族，源远流长。
余有丁与昌国余氏之关系
被称为“明廷硕辅”的鄞县人余有丁(1526-1584)，即为《余氏宗谱》中俞子坚所撰谱序所称“同麓先生”者，“同麓”是余有丁的号。余有丁与昌国余氏有何关系呢?清代查慎行《人海记》载:“鄞县余相国文敏有丁，父永麟，幼丧父，育于小江里余氏……(余有丁)既贵，当赠三代，不知所自出，不得已，赠永麟所后父火节，及火节父镗。而命子孙家祭，则自苏州公始。”这段文字有一个信息可以肯定，即余有鳞“幼丧父”，虽不知其祖上三代姓名，但从小生长于小江里余氏，为余氏后代，而余有丁也随父生于小江里。此事在许国《同麓余公有丁墓志铭》中也有记载:“父汇塘公永麟，由乡举为学官，历浦江昆山，擢判苏郡，未行，卒。后以公贵，累赠光禄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母王氏，赠一品夫人，汇塘公以上莫知所自出，而其生也，襁而育之小江里，故今为小江里人。公既贵，当赠三代……不能明其出……于是赠汇塘公所后父火节，火节父镗皆如公官，火节夫人丁镗夫人王若李皆一品夫人，谓以此汇塘公报两世。而吾后子孙独祖汇塘公可矣。”而《同麓余公有丁墓志铭》起句就言:“按公门人沈少宰所状，公鄞人也，鄞诸余皆祖宋太保天锡。”其意十分明白，余有丁即为南宋庆元府昌国县余天锡之后裔。许国与余有丁都是明嘉靖、万历间人，余有丁出生于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嘉靖四十一年进士，许国出生于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两人同朝为官，关系密切。许国在《同麓余公有丁墓志铭》中说:“公与予皆丁亥生，而公长予者四月，先后词林辑典校士，公多予偕。”可以说，许国在《同麓余公有丁墓志铭》中所言之语是可以确信的。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第十五册“表人物儒学表文征”之“余有丁”中非常明确说余有丁是“宋太保天锡之后”。
“明廷硕辅”余有丁之事迹
余有丁(1526-1584)，生于明嘉靖丁亥，故名有丁，字丙仲，号同麓。父余永麟，“由乡举为学官，历浦江昆山”。后擢升苏州通判，未行而卒。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36岁的余有丁高中壬戌科申时行榜探花，初授翰林院编修，“累官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终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十年(1582)六月，余有丁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后不久，首辅张居正举荐其为相，于是被拜少傅，晋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明代自洪武后期不设丞相，内阁大学士即为事实上的宰相。余有丁由此被称为“余相”。
余有丁为官始终有一种虔敬纯一、不求安乐享受之心念，正如其当年殿试对策所言:“臣今日欲效忠于陛下者，非外此而有加也，惟在常存敬一无逸之心而涵泳之耳。”在相期间呕心沥血，终因劳累过度，积劳成疾而逝。神宗皇帝闻讯震惊，“辍朝一日，以部郎护丧营葬”，谥号“文敏”。子廷槚，万历间任鹤庆知府;孙经训，以明经贡于乡。
有关余有丁事迹，明代许国的《同麓余公有丁墓志铭》以及民国陈训正的《鄞县通志人物编》、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表人物儒学表文征”等有较详细记述，其他文献大多只略记其生卒、功名等。在这些文献中，除记载余有丁的为官处事正直之外，有一事值得简要说一下。余有丁从小就“生而秀异，博记善问”。许国在《同麓余公有丁墓志铭》 说他:“甫一岁博记善问，父母大奇之。稍长，日诵数千言，文多闵藻，试辄冠诸生。”名日益起，然家日益落。“广陵郝翁”闻其名，聘为家塾弟子师，后郝翁竞出资余有丁游太学。余有丁年幼时随其父居于昆山，曾慕名想拜大学者归有光为师，然未能如愿，以致成为心中一个遗憾。嘉靖四十四年(1565)，余有丁任礼部考官，见一份试卷文辞“古色黯淡，意必归君(归有光)”，于是力荐为上等，后拆封，果然是归有光，“人服其鉴”。69岁的归有光终于高中进士，成为39岁余有丁的“门生”。此事颇具喜剧性。
鄞县不少地方余氏源自昌国余天锡、天任等之后，这一点可以确认,故《四明昌国余氏世系宗谱》谱序言及“同麓先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至于“同麓先生”余有丁与余明旭之渊源关系还得深入考证。
一、六安余学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