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论”（cybernetics）这一概念向我们展示了媒介或者环境本身是怎样对输入（input）一端不断产生影响。赛博朋克、赛博世界、赛博格……“赛博”（cyber-）这个为人熟知的词根就来源于“控制论”（cybernetics）一词。人们普遍认为这个词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应用数学教授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48年提出的。当我们向前追溯，能够完整地明白这个词语的含义。“Cybernetics”的词根是希腊语“kybernetes”，意思是“掌舵人”。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场景：茫茫海上，小船在波涛上航行，掌舵人控制着船的行驶。他根据自己的意志调节着前进的方向，而前进的同时，波浪不断拍打着船只，这些环境的因素又不断影响着他下一步对方向的判断。
图源：Mashed Radish
这一场景大致描绘出了控制论的核心：根据系统反馈进行的自我控制。当我们把它放在传播系统里的时候，我们能看见，例如——要是上传到B站的视频播发量低、弹幕少、反响寥寥，Up主自己会想办法去提高播发量，他可以调整自己选题的内容，剪辑的方式，或者砍掉某个不太受欢迎的栏目，此后，上传新的一条视频内容，观察反响的变化，继续做出调整。在这个“控制论”的系统里，并不是市场、政府或者领导直接下达命令，告诉创作者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是创作者不断通过“输入-得到反馈-调整-再输入”的迭代过程为自己施加的“自我控制”。假使这位Up主在入驻B站两年以后，内容从选题到风格都已经全然偏离了自己最初的意愿，这个创作过程的变化并不是直接受迫的，而是在“赛博世界”受自己能动性驱使的，这仿佛完全“自主”和“自愿”。在这两期的文章里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切入“互联网时代的创作”。在实际情况中，创作者显然会受到甲方、规划局，或者出版社主编、企业领导、政府文件的直接控制和管辖，但我们在此更多讨论“控制论”这个系统的话题边界内，创作者怎样受数据主义影响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并反思这一过程对创作动机和作品内涵的影响。在柏拉图的洞穴寓言中，人们所能感知到的东西都只是永恒的投影；倘若想要接近真理，则需脱离世俗和他人。但永恒不可“付诸言辞”，因为“当一个思想家坐下来写他的思想，他就首先考虑的不是永恒，而是永恒的印迹。”
图源：Blackberry Blog
古希腊本质主义哲学的框架下，创作这项行为总是预示着一种遗憾。因为永恒只能被人们接近，而不能最终达到。如果说博尔赫斯的《环形废墟》可以被解读为创作中将想象付诸实践的过程，那么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则更像是在展现艺术家某种痛苦的内在对抗。法国诗人保罗·瓦莱丽也这样说：“一首诗不能被完成，只能被遗弃。（A poem is never finished, only abandoned.）”一些后人认为他的这句话意指每首诗与下一首诗的连续性，但我们更倾向于这样的解读：诗人创作一首诗，总是想要让它接近那个至臻至美的完满，但是这又总是只能接近，无法真正达到。所以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写完了呢？从不是它真正完美达到了最高境界的时候（因为这从未发生），而只是创作者遗弃它的时候——“好吧，我试过了，就这样吧，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多了。”这时候就暂且算是一首诗写完了。真正伟大的作品总是这样无穷无尽的努力、挣扎、妥协的结晶。这创作的不易对于建筑师来说同样感受得格外真切。
另一种挣扎建立在“为自己创作”还是“为他人创作”的纠结中。如果把创作的意图理解为“去理解”与“被理解”两端组成的数轴，那么阿伦特与博尔赫斯都毫无疑问站在“去理解”的那侧。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想要鼓吹所有今天的互联网创作者都还应该像他们那样，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放置在'去理解'那一侧，而是想要指出，创作至少存在一个“去理解”和“被理解”之间的拉扯和动态平衡——这两位写作者说是纯然“为理解”而去写作，但事实上，没有哪个创作者不会在创作中时不时幻想一群潜在的听众，幻想着正在写的作品被接受，幻想自己处在一种与他人产生连接和共鸣的状态。这都是创作的一部分——不要过分讨好，但也不要过分自我。但是很不幸的是，这种动态的平衡过程被打破了。在数据主义的笼罩下，作品“被理解”的权重被无限地优先。数据主义成为了思维的一种暴政，因为它的兴起使得这两端不可共存，并且越来越两极化了。它所建立的新世界中逐渐只剩下单调的一种类型——讨好的、不断下降的、乞求被理解的作品。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最好地实践了这门宗教的教条：被更多人接触到，更多“被理解”，为数据处理做更多的贡献。很多创作者批评自己“静不下心来”。这种说法或许并不失实，它指的也正是现在的创作者无法返回一种真正宁静的私人领域中去。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究其根本，数据主义和伟大的作品是敌对的。2021年的今天，就像之前的每一个年代，世界上一定仍然存在坚持做“去理解”的作品的人，存在“静得下心”的人。但遗憾的是，这群人又大多徘徊在数据主义的新世界之外，以至于作品完成后可能“被理解”的机会也大大衰减；他们变成了“数字弃民”。“伟大的作品”指的是不会在快速循环和重复的消费周期里消失、被取代的创作，而值得在超越国界、超越宗教、超越民族、超越一代人、广泛被认可的领域存留下去。互联网时代创作的失落是资本主义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政体的问题，但也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当然，我们更不应单纯指责或把病兆归结于'年轻人心浮气躁'、'这代人没志向'这些简单的说法上，这是一种思维的懒惰。在一个更前提的位置上，创作的失落是一个数据主义影响下的空间问题：孕育作品的优渥土壤——'私人领域'——消亡了。“公共”一词的英语是“public”，如果向前追溯，那么它与“popular”（大众的、流行的）以及“people”（人民）都享有共同的拉丁词源“populas”，意思是“人民的”。不难理解，公共领域指向的是一个广泛、共有的世界，在这里不同的公民个体集结在一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定义人为一种“政治的存在”，似乎人性本身就是依赖于公共而存在的。有意思的是，公共的对立面，“私人”（private）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自带贬义，几乎是更低一等的。雷蒙德·威廉斯在《关键词》中考察过这个词：“这个英文词最接近的词源为拉丁词privatus——意指离开公共生活。可追溯的最早英文词源为拉丁文privare——其意味丧失（bereave）或剥夺（deprive）。”
Vilhelm Hammershoi画作
这个词代表着一种隐秘与私密的状态，与公共的事务脱钩。到了现代的词语使用上，“私人”（private）不再带有贬义，反而有独立和亲密的意义。阿伦特，以及站在阿伦特肩上的理查德·桑内特都提醒我们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既互为反面，也彼此支撑。没有私人就没有公共，没有公共也就没有私人，“两个领域只有以共存的形式才能存在。”换句话说，惟有我们拥有了一个其他人的目光无法穿透的私人处所，我们才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了一席之地——属于自身的位置，才能够平等地进入公共领域，与其他公民平等地商讨社会事务。“过一种完全公开的、在他人注视下的生活是浅薄的。”在互联网的新时代下，私人领域的珍贵与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它绝不比公共领域的必要性更低。因为智能手机和数据主义的影响，我们每一个数字世界的居民都能感受到一种“私生活”的流逝——我们似乎不再有一个可靠的藏身之所，没法逃离和隐身，而是被催逼着不断上线，不断与他人连接，这种强大的欲望、要求和需求侵扰着日常生活。私人领域的衰落在也体现在数据隐私的议题上。新的技术使得我们个人的消费、出行、位置、身份数据都一直被跟踪和采集着。物理世界脆弱单薄的墙面无法抵御一双双赛博眼光的穿刺。如果说私人领域的本质就在于对公共生活的剥夺，那么现在，连这种“被剥夺的状态”都已经被剥夺了。让-保罗·萨特在戏剧《禁闭》（Huis Clos）里借角色之口说：“他人即地狱！”这句广为流行也广被误读的感叹句，指的即是在他人持续的目光下，作为主体的“我”变成了作为对象的“我”。他者的在场，其目光的奴役剥夺了个体的自由。一个完整的人，每过一段时间都需要在真正的幽暗中休憩，需要时不时进入一些无所事事、想入非非的状态，否则将很容易被现代社会无穷的厌倦与疲惫所征服。更重要的是，对于创作者来说，没有了这种良好的私人领域，没有了无所事事与想入非非的状态，也就没有了创作产生的良好条件。
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词源学的考察可以看出，私人领域代表着摆脱、庇护、遮蔽与隐藏。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为“庇护”一词赋予了更具体的含义：“家宅庇护了白日梦，也保护着做梦的人。（If there is a place that shelters daydreaming and protects its dreamer, it is home...）”公共领域弘扬着理性与辩证，那里有政治的协商，也有文化的讨论。但是我们做梦的地方总在私人领域。通过这一点，我们或许也能阐释虚构作品在今天受到的巨大威胁。如果说创作正在走向整体的失落，那么相比于现实主义题材的非虚构作品，虚构作品更先也更严重地遭到冲击。二十年前，电影的开头很多写着这样一行字：“如有雷同，纯属巧合”，但近些年，我们更多看见这行字变成了：“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曾经科幻、奇幻题材的电影引发大众的讨论，现在，越来越多的讨论由针砭时事的纪录片引发。小说越来越没人看了——现在大学里仍有爱读书的学生，但历史、社会、政治学的著作更加热门；即便要看小说，大家也更愿意读上个世纪的经典，新推出的虚构作品越来越难被市场接受。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这个现象：虚构作品体现着一个创作者做梦的能力，但现在，私人领域消亡了，越来越少有供我们做梦的地方。同样，我们也不再拥有这种奢侈，去阅读其他人做的好梦。关于私人领域对创作的必要性，另有一个或许值得争议的理解角度——私人领域可以“藏污纳垢”。正是因为这个地方提供了足够好的隐藏和遮蔽，我们免于了他人的审视，也就免于了他人的评判，在这个地方，对社会普适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不起作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创造了“地下室人”这个经典的形象——因为长期待在无人可见的地下，“地下室人”的头脑里充斥着似癫似狂的谵言妄语，充斥着反常、变态、扭曲、有罪的念头，这似乎是一种私人状态的极致。
每个人的回忆里都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不能公之于众，而只能向朋友们公开。还有一些东西，即使对朋友也不能公开，而只能对自己公开，而且还得在隐秘情况下。然而，最后还有这样一些东西，甚至都害怕对自己公开，并且这样的东西，在每一个正派人那里都有相当多的积累。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人越是正派，这样的东西就越多。
这些公共领域无法容纳的“思想污垢”在无人注视的夜深人静处，由作为私人的个体在心底独自唤起。当可怕的念头没来由地浮现，一个人自己都会甚感惊吓，再努力将其压抑下去。如果说人类历史的伟大作品探访着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我们也需承认：这些灵魂最深处或许是社会契约、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所无法照见的沟壑。当私人领域变本加厉地公开化，创作者没有时间也没有创作面对这些沟壑，作品也不再承载这种深刻的挣扎与痛苦。
为《地下室手记》绘制的插图
图源：By the Onion Sea
“思想污垢”的消失也表现在“一切都讲正确”。对于创作的评价越来越讲究道德的合理与行为的适当，而并不在乎作品本身带来的灵魂的共振（这种震撼或许正是由“出格”带来的）。阅读不再是私下的事情了，而是许多读者凑在一块，摸出红笔，拿出表单，一条条评判作者到底满足了多少条现代社会的道德要求。这种私人领域的公开化确实促进了创作圈子的平等与公正，但也使得内容变得千篇一律。
一方面是私人领域公开化，另外一方面，公共领域又在私人化——这也是尤尔根·哈贝马斯对于大众社会与传媒社会的反思。在《公共空间与政治公共领域》讲稿中他提到，当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展示舞台，为了引人注目，明星们往往混杂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譬如说，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名字，因为他的思想、观点与作品是重要而经典的，能够留给后人反复琢磨；但他私生活中激动人心的故事却很少出现在课堂上。到了传媒社会，公众人物靠作品为人所知，但私生活也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如果我们在这里把视线再延伸到互联网社会，那么公众人物甚至可以没有作品，也不需要作品，而是靠对私生活的谈论就足以获得不断“占用公共资源”的公众性。一方面，创作前所未有地多样和大量，另一方面，“伟大作品”又在快速失落；正如一方面，连接与交流从没有像现在这样高效和便捷，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上的讨论又如此失效，隔阂如此难以消弭。这种互相矛盾的局面提醒我们，私人与公共领域在共同衰落。它们二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内涵变得残破。一年前，在《中文互联网中'讨论’的消亡》中，我们试图论证数字空间中讨论质量的低下，也通过评论区和留言板，分析了数字公共领域的残缺——或者说，它仅存其名，未存其实。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便利的公开领域，但它并不总是一个有效的公共领域。就像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公园和广场名义上都是24小时对外开放的，民众可以随时进入，不加收费，但是在这里，不允许张贴标语，拉横幅，发表演说、公开讨论、集会静坐——那么可以说，这个广场或许仍然算是建筑学、城市规划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但不能算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没有容许有效语言的发表，没有独立于家庭和国家之外，也不是人们自发凑在一块，认识、讨论、解决共同的紧迫社会问题的地方。
图源：Lifewire
私人领域同样仅存其名，未存其实。我们仍然拥有我们的公寓和卧室，但是这个物理空间已经不再幽暗，而是不断处在互联网的照耀之下。这个地方本应免于他人的凝视，免于任何机构的监视，但现在，本该处于内部的、洞穴或腔体式的空间，不再能摆脱这些数据主义的攻占。对于创作者来说，良好的私人领域本可以保证心灵享有想象、做梦和沉思的自由。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孤独地面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就像托马斯·曼在《沉重的时刻》一文中所描写的那样，忽而兴奋，忽而陷入沉重的自我怀疑，但又不断为了更好的创作进行孤独的挣扎。但在今天，这样的时间和空间都难以为继了，在数据主义的大旗下，社交媒体平台向日常生活发起了猛烈的殖民，科技公司的数据抓取入侵着个人用户的起居、健康、出行等一切数据。人被翻转开来，几乎没有尊严地持续暴露在科技的观察和打量中。私人领域倒塌了，一个本应起保护作用的庇护所被数据主义的车轮一碾而过。事实上，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边界的消失也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对很多思想家来说，现代化、大众社会的兴起就已经注定了这种空间的混乱。这是一种现代人普遍的迷失感：既没有一个绝对安全、不被打扰的场所安然休憩，也没有一个真正公共的领域能够有效地介入政治，我们只是在一个杂糅又没有清晰边界的区域里漂浮着、悬浮着，不知所终，也不知怎样定位自己。没有优良的生活，没有完整的生活，也就更不必谈优良的创作。人类在朝着数字世界移民，这一进程二十余年前就有了开端了，而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快的加速过程。毫无疑问，创作者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这绝不只是一个技术化的中立过程，空间的变革也深刻影响着内容创作本身。“数据主义”推崇的价值体系指导着新一代互联网创作者的行为——内容的价值以“对数据处理的贡献”作为衡量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在量级的繁荣表象下，呈现出了一种质量和深度上深层次的失落。如果说长期以来创作者都在“去理解”与“被理解”两端之间努力寻找一种平衡：一方面受到一种更高的东西的呼唤（“真理”/“美”/“公正”……），希望通过创作的过程接近它；一方面也被公众性所吸引，期望达到被理解与被大众认可的状态。这种推拉与平衡确保创作并不过分讨好，也不过分自我。但数据主义的出现使得这一平衡被打破了，在一个控制论的系统里，大多数创作者都不假思索地冲向了“被理解”的一侧，把精力与才智都倾倒在了数据的最大化上。大多数互联网创作都成了可供快速消费和循环的文化快餐，只解一时注意力的饥渴，满足一时谈资的需要。这样只求“被理解”的创作也是容易的。因为不论在技巧还是心智上，“去理解”都远为更加困难和痛苦——那个更高的东西只能接近，无法最终达到。在数据市场上考量，“去理解”也是费力不讨好的，因为它并不能直接激发可变现的数据量。在互联网时代的创作内部，深刻的挣扎与内在的对抗变得少有。在空间上来看，私人领域的消亡是问题的一个关键。因为不被他人注视与评判，创作者可以享有做梦的自由，也可以面对自身奇异、病态甚至有罪的念头。正是这种“幽暗之处”保证了作品精神内涵的丰富与多孔。但互联网的影响下，这个场所加速倒塌了，数据隐私被调用，屏幕世界也不断吸引和要求创作者上线。在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共同衰落下，创作没有“做梦”的空间，也被一种狭窄的“正确”限制着。但需要提到的是，文章中我们分析了数据主义使得创作的过程失去平衡，伟大作品也就难以产生。但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数据本身与作品的对立。如果说作品并不在创作者的自我控制中失衡，数据本也可以成为创作的帮助。因为数据的便利与涵盖的广度，创作者能够对世界有更加完整、具象的认识，可以获得许多从前没有的切入角度和创作手法。新媒体艺术领域就在互联网时代做出了一些此前从未有过的艺术品。被称为“第九艺术”的游戏也必须经由数据来打造，当这些资源被善用起来，创作者也构筑出了前人无法做到的沉浸感和交互强度。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我们的文章以回顾古典的伟大作品的方式，来评价现今数据主义时代的创作行为以及内容质量。在空间上，我们仍然希望重建私人与公共的必要边界。但如果数据主义下技术跳跃式地发展，当我们的意识能够全部线上化，不同人类个体之间的感官和思考能够直接“联机”分享，那么此时，创作与伟大作品本身也都需要被重新界定。但一套全新的定义或许很难在此刻就做出预测。而如果我们要在向未来眺望与向过去张望之间寻得一个不变的线索，那么“去理解”，以及去表现人类灵魂深处共同的感受与挣扎，大概仍然会是一个不变的伟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