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谍王”往事：他的情报网遍布中国
1976年2月东德发行的佐尔格纪念邮票
原载：《北京日报》2014年10月21日
作者：董少东
1941年10月，入侵苏联的德军集中兵力，发起了对莫斯科的进攻，苏联首都岌岌可危。
恰在此时，苏联最高统帅部收到了发自日本东京的可靠情报：“苏联的远东地区可以认为是安全的，来自日本方面的威胁已经排除。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
正是这份情报，让斯大林放手从远东地区抽调16个精锐师驰援莫斯科。终于，在克里姆林宫塔尖已经出现在德军望远镜里的距离上，德军被挡住了，随后踉跄退去。
这是一份扭转了苏德战局和二战进程的关键情报，发送者是一个代号“拉姆扎”的苏联情报组，其首领，就是二战情报战中功勋卓著的红色特工—理查德·佐尔格。
像每个成功的间谍一样，佐尔格留下了一段谍战传奇，也留下了关于他的重重迷雾。他是德国人、著名记者、社会学博士、纳粹党徒，又是苏联人、联共党员、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他是共产国际的特工，又直接隶属于苏联红军情报部；他和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周恩来有着直接联系……
佐尔格最终身份暴露，被日本处死，其审讯档案在上世纪60年代公开，是目前了解佐尔格最详细的资料。然而，在这些看似完备的“交待”中，佐尔格似乎仍在戏弄着敌人，留下了更多待人破解的谜。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佐尔格传奇的谍报生涯，乃至后来发挥巨大作用的情报关系网，都是从中国开始的。
“叛国”的“纳粹”
1941年10月23日，德国驻日本大使尤金·奥特向柏林发出电报，通知外事局，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和另一名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被日本警察逮捕，两人的罪名是“叛国通敌”。
德日两国那时签署了轴心同盟条约，但两个德国人“叛国通敌”，不能构成日本人抓捕他们的理由。奥特经过再三追问，日本外务省才给了答复：怀疑佐尔格和克劳森通过日本中间人与第三者勾结。这句话更直白的翻译就是：佐尔格和克劳森是间谍。而“第三者”，也就是他们为之效力的，恰恰是正在拼死抵抗德国侵略的苏联。
克劳森是何许人也，德国驻日大使馆当时并不清楚，但佐尔格可是太熟悉了，他是“在德国大使馆最受欢迎的人”。
1933年9月，佐尔格作为《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到达东京，随身持有德国高级外交官出具的推荐信。而且，佐尔格还是德国驻日大使馆的雇员。1939年，欧洲的战事爆发后，佐尔格受聘于德国使馆，负责编制新闻简报，在德国使馆内有自己的办公室，可以阅读柏林发来的官方电讯。佐尔格还是德国驻日大使奥特的亲信之一，私交极密。
佐尔格是苏联间谍？德国驻日大使馆在觉得大失颜面之外，更强烈的感觉可能是瞠目结舌的吃惊。
在这些德国人的眼中，佐尔格是位资历深厚的记者，曾在中国上海为几家德国报纸工作过，熟悉中国，而且在日本交游广泛，算是“东亚通”。佐尔格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唯一的缺憾是有一点儿跛脚。而这在德国人看来算得上一种光荣——佐尔格在一战时加入德军，在对俄作战时负伤留下残疾，他因此还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
最让德国人难以理解的是，佐尔格到达日本的时候，希特勒在德国刚刚上台不久，在东京的德国侨界还没有形成纳粹的狂热气氛。而佐尔格却很快加入了纳粹党海外支部，又成为纳粹新闻协会会员。这样一个以纳粹党徒面貌出现的佐尔格，怎么可能会是为苏联服务的间谍？
德国驻日大使奥特将佐尔格案件当成政治事件，直接向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抗议。
在入侵苏联的前后，德国也在怂恿日本进攻苏联，作为大使的奥特不遗余力地为此进行着努力。而日本却在“北攻”和“南进”两个战略上打着自己的“小九九”，几个政治集团确实争论激烈。当时，日美之间正在进行着谈判。奥特提出“我们不能排除控告佐尔格一案背后存在着反德势力这种可能性”，认为佐尔格是日本高层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日本警察机关在当年年底给奥特出示了佐尔格的数页“供词”，终于让这位德国大使无言以对。紧随其后的事更让他难堪：作为间谍的佐尔格，比他这位驻日大使有着更确切的情报来源和更准确的判断。
当年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正如佐尔格在被捕半个月前发出的情报那样：“日本不可能发动对苏战争，相反，它将向美国开战。”
作为德国人的佐尔格，的确是个“叛国者”。不过，在近年解密的共产国际档案中，佐尔格在1925年加入了苏联国籍，佐尔格本来就是个德俄混血。从这个意义上说，佐尔格是个爱国者。
1895年，佐尔格出生于高加索地区的巴库，父亲是一位在那里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母亲是位俄国人。3岁时，佐尔格全家迁往德国。
一战血腥的战火，让19岁的德国青年佐尔格深受冲击，他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并成为了一位反战的和平主义者，倾向左翼。
负伤退役之后，佐尔格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和基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求学期间，佐尔格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拥有一半俄国血统的佐尔格，天然地对俄国心生亲近，在这里建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更让他确立了理想。他在审讯材料中说：“我决心不但在理论上、思想上支持革命行动，而且在行动上要成为它的一员。”次年，德国共产党成立，佐尔格成为早期党员之一。
1924年，佐尔格受德共中央委派，前往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被安排在国际联络部。这个部门实际上是一个秘密情报机构，负责处理特殊党务，比如向国外派遣特工、向各国党组织分发党费、传达指示等。
不过，佐尔格此时从事的并不是情报工作，他曾作为特派员或指导员前往欧洲，协助当地党组织处理党内事务。
直到1929年，佐尔格的上级将他介绍给了苏联红军总参第四部部长别尔津。
代号“拉姆扎”
苏联红军总参第四部即情报部，简称“格鲁乌”，是与克格勃并驾齐驱的情报机构。只是格鲁乌专属于苏联红军，因而在名气上略逊。情报部部长别尔津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是克格勃的前身“契卡”元老，1924年一手创建了格鲁乌，并担任了十余年的部长。
别尔津和佐尔格一见如故。当时佐尔格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有着敏锐的头脑、渊博的政治知识和对国际事务有着精辟见解的人”。而佐尔格听了别尔津对情报工作的讲解，马上感觉到：“谍报工作是我所喜欢的，而且我认为自己适合干这一行。”
佐尔格的间谍天分被发掘出来，随即被派往中国，开始了他谍报生涯的第一站。
1930年1月，佐尔格抵达了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人口已达300万，是世界第五大城市、西方人在远东活动的中心，各国政治势力尤其是情报机构，也把上海作为基地。繁华的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世界情报战的重要战场。
佐尔格的上海之行，从莫斯科出发，先取道欧洲兜了一大圈。他用自己的德国人身份，在柏林取得了护照，并获得了《德意志粮食报》特派记者头衔，以及一家社会学杂志的供稿合同。自此以后十余年，佐尔格始终以记者的身份公开示人。
在作为掩饰的记者身份之下，佐尔格的真实身份其实还有两层。作为间谍的佐尔格，以共产国际派出的驻华代表和特工广为人知，因而有“红色谍王”之称，这个身份之下，是隐藏得更深的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特工。即便是在他构建起的情报网之中，除了几个核心成员，其他人也只知道自己是在为共产国际工作。佐尔格在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代号“拉姆扎”，更少有人知。
佐尔格在华期间最得力的中国助手方文，在上世纪80年代曾撰写过非公开出版的《佐尔格在中国》。据他回忆，直到1932年奉命调往苏联，他才得知自己所在的情报组织隶属于苏联红军。这个真相一度让方文对佐尔格颇有怨言，认为他欺骗了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还是为苏联红军工作，显然具有不同性质。
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给方文的解释是，苏联在国外的情报人员如果被敌人查获，势必影响两国外交关系。而共产国际虽然总部设在莫斯科，但它是国际组织，苏联政府对它在各国的活动没有责任。
另一方面，作为苏联红军的情报人员被查获，有可能被视为直接的敌对军事行为，更加危险，而作为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相对还有转圜的可能。
这个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后来佐尔格在日本被捕，他在审讯中也故意含糊自己的组织关系，只承认自己为共产国际工作。直到被判决死刑前，他才说接受的指令来自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四局。日本的审讯档案记录了佐尔格的解释：“如果我承认为四局工作，就可能把我转押给日本军警宪兵。”
而苏联政府对佐尔格被捕的反应也正如他们所说，不承认佐尔格的身份，不对这起间谍案负责。直到佐尔格死后20年，苏联才把英雄的称号追授给他。
共产国际特派员和特工的身份，对佐尔格来说并非掩饰。他是带着共产国际和苏军情报部的双重任务来到中国的。实际上，共产国际与苏联政府、联共（布）的关系本就纠缠不清，尤其是共产国际的组织部和国际联络处，与苏联国家安全机关和苏军情报部关系极为密切，很多成员像佐尔格一样具有双重身份。
从收集情报的角度看，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交给佐尔格的任务并没有实质区别，都是搜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情报，深入了解英法美日的对华政策等等。
而无论是以哪个身份出现，佐尔格都非常出色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
佐尔格以记者身份出入社交场合，交游广泛，还深入中国内陆地区旅行采访。他风度翩翩，气宇不凡，颇有人缘，在欧洲同行和朋友中很快博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视为精通中国事务的记者。
那时德国极受蒋介石推崇，德国和国民政府军事往来尤为密切，在华德侨也往往能更受优待。德国不但对华出售了大量军火，而且先后派出了上百位顾问，帮助蒋介石政府改组军队，发展军工生产。佐尔格以记者身份和这些德国顾问们打成一片。对佐尔格毫无戒备的这些军事顾问，无疑是绝好的军事情报来源。而通过他们，佐尔格还结识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一众高官显贵。
佐尔格在中国站稳脚跟后，莫斯科给佐尔格配备的几位核心成员先后抵达，形成了一个职能完备的国际情报小组。至于这些人究竟是来自共产国际还是苏军情报部，大多难以分得很清楚。
1941年和佐尔格一起在日本被捕的马克斯·克劳森，两人在中国时就是同生共死的搭档。这两个人有着非常类似的履历，都是德国人，参加过一战，后加入德共，到苏联接受训练。克劳森担任佐尔格的报务员。为遮人耳目，他在所住的虹口开了一个带车库的摩托车行。
约翰，也叫格里沙，波兰人，在上海开设一家照相器材商店，他担任小组的摄影师，并把情报资料复制成微型胶卷。这个商店同时也成了秘密交通员的歇脚点。
在这几个来自莫斯科的情报人员之外，佐尔格很快在上海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网络。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的身份为他提供了极大便利。
“中间人”史沫特莱
如果说佐尔格在上海期间有什么行为引起过怀疑，大概就是德国领事馆提到过他“与左翼团体有接触”。作为记者，有这样的人际关系也可以理解，只是，佐尔格接触频繁的左翼人士实在是太有名、太显眼了。她是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在中国广为人知，历来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著名的美国左翼记者、作家、社会活动家。近年来，一些历史档案的解密，又给她的身份蒙上了几分神秘，有分析指她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间谍。实际上，早在1941年日本破获佐尔格案件的卷宗中，就直接指称史沫特莱为苏联间谍。
没有证据显示史沫特莱从事过直接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声名在外的左翼人士，历来行事高调张扬，实在不是一个合适的间谍人选。她并非佐尔格间谍组织的成员，却是为佐尔格构建情报网牵线搭桥的“中间人”。
依据佐尔格在日本的“交待”，他和史沫特莱是在上海相识，两人当时同样租住在著名的高档酒店——华懋饭店，联系非常方便。佐尔格对日本检察官说：“我在欧洲就曾听说过她，我明白，我可以依靠她……我建立上海小组时，曾请她帮过忙。”但种种迹象表明，佐尔格和史沫特莱很可能早就有联系。
1928年，史沫特莱到中国之前曾前往莫斯科，佐尔格当时正在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工作，两人很可能在那时就已经认识。更早的时候，史沫特莱在1919年后曾旅居柏林长达8年。另有一个巧合耐人寻味，史沫特莱在中国时是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1933年佐尔格去日本，身份也是《法兰克福日报》的特派记者。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史沫特莱并不知晓佐尔格苏联红军情报部特工的身份。作为一位很有号召力的左翼人士，她同情革命，支持国际共运，能够为共产国际的佐尔格提供热情帮助，但帮助的对象一旦变成了苏联军方，性质就决然不同。
佐尔格说：“我尽可能与她的所有中国朋友见面，努力结交那些愿意为了左翼事业而与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合作和工作的人。”史沫特莱的朋友不只中国人，在她身边聚集着一大批旅居上海的西方和日本进步人士、左翼分子，包括记者、作家、流亡者等等。这些人自然是佐尔格开拓情报网络的理想目标。
在史沫特莱的寓所，她把自己的密友、日本《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尾崎秀实介绍给了佐尔格。佐尔格有了“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助手”。
尾崎秀实出生于日本，在日据时期的台湾长大，对中国抱有特殊感情。他是一个有良知，而且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日本人，在军国主义日渐狂热之时，尾崎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比佐尔格早两年来到上海，凭借对中国的熟悉，很快就成为日本驻华记者中的佼佼者。他和当时上海的左联等进步文艺团体有密切联系，同鲁迅、夏衍、田汉等人都有交往，还参与翻译了《阿Q正传》的日本版。鲁迅对尾崎印象很好，说他“不但知识面广，而且为人诚实可靠。”
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佐尔格说：“我们的关系，无论是私交还是工作交往都非常融洽。他从日本人士那里为我搞到了许多准确、全面而又有价值的信息。”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尾崎秀实都不知道佐尔格的间谍身份，甚至连他的真名都不知道，一直把他当做“约翰逊”。据后来与佐尔格有过接触的诸多当事人回忆，他与史沫特莱一起出现时经常用这个名字。很可能佐尔格自己也清楚史沫特莱太过惹眼，因而在她与自己之间刷了这层“保护色”。
后来，佐尔格向尾崎秀实表露了真实身份，这没有影响尾崎的态度。两人的情报关系一直保持到1941年佐尔格案爆发，尾崎秀实都是佐尔格最主要的情报来源之一。尾崎秀实在狱中回忆：“与他们两人（佐尔格和史沫特莱）的相遇决定了我的道路。他们都是忠实于自己的主义和信念，并为之全力以赴且有真本事的人。如果他们有一点私心或者仅仅是想利用我，我会和他们一刀两断。可他们不是那样的人。特别是佐尔格，是一位真挚的同志，始终如一待我如手足。因而我十分信赖地协助他工作。”
另一位史沫特莱介绍给佐尔格的重要人物是鲁特·维尔纳，也就是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汉堡嘉夫人”。她有德国著名女作家和苏联间谍双重身份，二十多年的谍报生涯从未发生纰漏，最辉煌的作为是与流亡的德国核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合作，把英美研制核武器的绝密资料包括“曼哈顿计划”透露给苏联。
维尔纳在上世纪70年代出版了回忆录《索尼娅的报告》，首次披露了她在上海和佐尔格共事的岁月。在书中，她称佐尔格为“导师和榜样”。
维尔纳在上海与史沫特莱相识。一天，史沫特莱问她“愿不愿意认识一个可以完全相信的共产党人”。由此，维尔纳结识了佐尔格，开始了谍报生涯。
维尔纳在佐尔格情报组织中的任务主要是提供秘密接头地点、收藏情报资料、保存武器和电台等。佐尔格每周至少要在她的家里开一次会。“同志们会面之前和之后，我要不动声色地检查一下大街上的动静……要尽量多请些资产阶级的客人来，免得'地下工作的客人’太显眼。”
维尔纳的任务虽然相对外围，但她的回忆录却让人们知道了更多的佐尔格情报组成员。比如报务员弗兰茨，德国人格哈特·艾斯勒、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德国姑娘伊萨、德国商人瓦尔特、中国翻译家董秋思夫妇、经济学家王学文夫妇等。其中有不少人还需要后人进一步“解码”，才能辨别出究竟是谁。像“幽默的杨教授”，实际是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社会学家陈翰笙。
后代研究者们依据公开档案、当事人回忆以及种种蛛丝马迹的记录考证，佐尔格情报组织在中国的成员有近百人，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南至广州、香港，北至哈尔滨的庞大谍报网络。
“很有本事的王君”
在日本对佐尔格的审讯材料中，他对自己在中国的三年情报工作有很多叙述，却很少提及情报组中的中国人。偶尔几次，也以“中国人的名字难记，年头多了实在想不起来”为由，没有提供任何一个可供查询、追踪的姓名。显然，他在尽可能地保护中国同志。毕竟，那时的中国还有大片国土沦陷于日本之手，他的情报活动中心上海，就在日本的统治之下。
奇怪的是，这位有着共产国际特派员身份的间谍，竟然在三年中没有留下任何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的记录。这当然是佐尔格故意“忘记”的。实际上，他的情报组织与中共隐蔽战线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
佐尔格“交待”的惟一一个中国人，在他的口中也只有一个中国姓氏——“很有本事的王君”。
其实，“王”这个姓氏也是假的。“王君”就是前文提到的方文。方文在《佐尔格在中国》里回忆，他在1936年从苏联返回国内，继续从事地下工作。就在佐尔格在日本被抓捕后不久，方文因为受到其它案件牵连，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逮捕，经历了长期的关押审讯。幸而方文并非要犯，看管不严，他成功地越狱逃了出来。“他们如果知道这人就是佐尔格供出的那个姓王的，早就押解到东京归案，和佐尔格一同上绞刑架了。”
方文也是史沫特莱介绍给佐尔格的，是他的第一个得力的中国助手。
方文加入佐尔格情报组织也不是受中共组织委派。1930年的时候，他是个在大革命失败后失去组织关系的中共地下党员，先是给史沫特莱当翻译，后来帮助佐尔格进行翻译、剪报，然后才在佐尔格的亲自指点下，一步步成长为出色的国际特工。
在方文的回忆中，佐尔格交办的第一个特工性质的任务，他就几乎“办砸了”。不过，这次任务却透露了一个重要的史实，中共和佐尔格之间有着情报合作。
佐尔格告诉方文：“中共中央很需要有关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材料。现在需要建立一个情报交换小组。”他委派方文作为情报交换小组的联络员。前来与方文接头的是中共隐蔽战线的传奇人物潘汉年。
方文与党组织失联已久，见到潘汉年分外激动。这次接头并不是传递情报，只是建立联系，约定下次接头的地点、暗号等，但两人一下子谈了两个多小时，几乎都是方文在不停地说，把自己脱离党组织之后的情况一股脑儿地汇报出来。结果没过多久，佐尔格就通知方文，取消他与潘汉年以后的接头，而且不让他再当联络员，因为他“话说得太多”。情报交换小组联络员另派他人。具体是谁，方文不得而知。
佐尔格为中共提供的情报内容也很难考证。目前比较明确的一例，是佐尔格从德国来华军事顾问那里了解到了他们创造的“掩体战略”，即依托工事逐步推进。这种进攻方式准备在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围剿”中进行试验。
这份情报通过情报交换小组传递出去，使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及时转移。
而佐尔格传递情报的途径不只于此，更多的时候，他的情报是发送给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情报部。据俄罗斯近年解密的档案，佐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电报，其中335份电报给了中国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中共党组织与佐尔格的合作并不限于单纯的情报交换，与他联络的也不仅仅是潘汉年，他甚至和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都有着直接联系。2002年出版的《张文秋回忆录》披露了周恩来在上海与佐尔格的密会。
张文秋最著名的身份是※※※的亲家，大女儿刘思齐嫁给毛岸英，二女儿邵华嫁给毛岸青。她还是一位几乎经历了中国革命全过程的革命老人，隐蔽战线老战士。
1931年9月底，周恩来找到中央机关联络员张文秋（当时用名张一萍）说，因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需要，经组织研究决定，调她到远东局协助佐尔格工作。张文秋回忆：
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周恩来对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佐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佐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佐尔格高兴地给我们让坐，同时回答说：“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你给我把张一萍调来了。我还要求你，再帮我调几位来好吗？”
周恩来同志满口答应，说：“你点名要谁，我就给你调谁来。”
张文秋起初的工作，是从公开发行的报刊中摘录国民党的军政、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包括各地的所谓“匪情”和蒋介石的“围剿”计划等，并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整理成第一手资料，由佐尔格核对印证，再用密码电报或经微缩技术处理，转送到莫斯科。
后来，张文秋被任命为佐尔格情报组南方站站长，负责与南方情报网的联系。她还曾化装成阔太太去过香港，送机密文件和传达佐尔格的指示。
通过张文秋的描述，不难看出，周恩来和佐尔格非常熟悉，两人的会面也绝不仅仅是这一次。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离沪前，周恩来又给佐尔格推荐了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来的高材生章文先做他的中国助手。中央特科留守上海的蔡叔厚也进入了佐尔格情报组。
拯救“牛轧糖”
周恩来之所以离开上海，直接的原因是这一年4月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险遭灭顶之灾。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在顾叛变的第二天便获此情报，立即从南京奔赴上海向特委负责人周恩来报告。中央机关和人员紧急转移撤离。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当时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
周恩来并没有马上撤离上海，而是隐蔽起来，对中央在上海的工作进行善后。共产国际的派驻机构也接到了周恩来的示警，立刻搬了家。佐尔格除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外，还为此添置了十支手枪，以备自卫之用。这些枪支是方文从外国武器商手中购得的。
顾顺章的叛变确实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派驻机构造成了极大威胁。
1931年6月，共产国际的一位信使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通过他的联络表，潜伏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牛兰及其夫人被租界警察局逮捕。
牛兰只是他众多化名中的一个，其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支·鲁特尼克，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著名指挥官。在中国，他以“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老板做掩护，实际上是共产国际远东联络站负责人，这个联络站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
牛兰夫妇被捕的危险性不言而喻，但事情发展至此，原本还不至于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机构造成致命威胁。牛兰夫妇是老资格的“契卡”，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乃至被捕入狱的经验。他们始终保持沉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租界警察局虽然搜查出了通信密码和资金账簿，但无法获知这些东西究竟用来做什么，也查不出牛兰夫妇有什么违法行为。
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租界警察对牛兰夫妇这样的神秘人物早已见怪不怪。按照当时公开或者隐蔽的各方力量心照不宣的“规则”，租界警局查无实据的结果只能是放人了事。
偏偏在这个时候，顾顺章给国民党方面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国民党方面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负责人。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秘密“引渡”，从上海解往南京。国民党方面企图以此破获中国共产党上层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
事态急转直下，共产国际方面马上组织营救行动，具体工作就交给了佐尔格。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为佐尔格提供协助。
佐尔格从明暗两个方向上展开了行动。他一方面联络史沫特莱，动员国际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等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牛兰﹔另一方面责成方文侦察牛兰被押解南京后的下落，并疏通国民党高层。
很快方文便获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不仅知道牛兰的下落，而且还是此案的主管。据方文回忆，佐尔格当时提出，需要牛兰写一封亲笔信，以证实他确实在南京被国民党当局关押。这封信也能为国际进步势力的反蒋抗议活动提供有力支持。
两天后，张冲通过中间人给方文回话：可以把牛兰的信带出来，但要价3万元。
3万元买一封信，方文认为这是敲竹杠，佐尔格却没有半点犹豫答应下来。他告诉方文，张冲能把牛兰的信带出来，是“暗中通共”的杀头大罪，以他的地位不会为了3万元冒这个险。而且佐尔格已经调查过张冲的为人，他有留学苏联的经历，能帮牛兰带信是在向共产党示好。要价异乎寻常之高，很可能是在试探究竟是谁在和他交易。因为中共的下级组织拿不出这么多钱，如果这边答应了，只能是中共中央或者更高级别的共产国际介入了此事。而且，有了这笔交易，就可能在国民党中统内部打通新的关系。
张冲在数年后的表现，确实印证了佐尔格的判断。他身为国民党中统要员，却是“联苏联共”的积极推动者、共产党的朋友，与周恩来建立了深厚友谊。1941年张冲逝世，周恩来亲临吊唁，送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周恩来还撰写了《悼张淮南先生》（张冲字淮南）一文。
只是，佐尔格没来得及验证张冲能否发展为情报关系，不久之后就离开了上海。营救牛兰夫妇是他在上海进行的最后一次活动。他按照张冲所要求的数额，向共产国际申请了款项。
为保险起见，共产国际派出了两位送款人，各携带2万美元，从不同路径抵达上海。其中一位送款人很值得一说，他叫奥托·布劳恩，一位有十年党龄的德共党员。
布劳恩和佐尔格同属共产国际的国际联络部，区别在于佐尔格已经是身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而布劳恩当时是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生，派往中国的使命是给佐尔格送款，是一位交通员。
然而这位共产国际的“交通员”完成使命后，并没有离开中国。他在上海遇到了老相识博古。中共中央正在处理顾顺章叛变带来的挫折和混乱之时，布劳恩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也就是更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李德。
佐尔格很快拿到了牛兰的亲笔信，并将其提供给了记者圈的朋友们。中外媒体对“牛兰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确证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关押。国内外知名人士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一浪高过一浪，宋庆龄发起组织“牛兰营救会”并担任主席，亲自与蒋介石、汪精卫等交涉。
在内外压力之下，国民党当局只能把原准备秘密处理的“牛兰事件”公开化，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公开审判。法庭以“危害民国，扰乱治安”罪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随后援引大赦条例，减为无期徒刑。1937年8月，日军轰炸南京时，牛兰夫妇乘混乱之际越狱，后返回苏联。
崇高的事业
“牛兰事件”的最终结果，很难说佐尔格的营救行动取得了成功，但是，正是他在背后的运作，让国民党当局在“牛兰事件”中的外交、司法形象大打折扣。西方媒体评论：“中国政府对一对外国夫妇的审判，一分未得，满盘皆输。”国民党当局企图以此切断中共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图谋也彻底落空。
不过，佐尔格在“牛兰事件”中的作为也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注意。他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味。1932年5月，佐尔格给莫斯科的电报中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当年10月，佐尔格又给别尔津发去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各方怀疑线索正在向拉姆扎身上靠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别尔津当即命人回电：“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
1932年底，佐尔格告别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他在中国的情报使命就此结束。几个月后，佐尔格被派往日本东京。
佐尔格的中国和日本之行间隔很短，不太符合国际间谍的活动规律，更何况他离开中国的原因是有了曝光的风险。日本的相关专家曾提出，佐尔格在中国的三年，目的就是为赴日本进行间谍活动做准备。他利用这三年“洗白”身份，成了一名知名记者并以此赴日，他在日本的主要情报关系，比如尾崎秀实、中西功、鬼头银一、西里龙夫等，也都是在中国结识、发展的，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日本的目的性。
这样的分析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没有直接证据能够支持。而且，比照佐尔格在中国大量和大范围的情报活动，他的中国之行远远超出了针对日本的范畴。对于佐尔格在华的工作，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曾指出，“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在整个上世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佐尔格在日本重建“拉姆扎”情报组，揭开了他情报生涯最辉煌的篇章。佐尔格的信条是“不撬保险柜，但文件却主动送上门来；不持枪闯入密室，但门却自动打开。”在日本工作八年，他为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可靠情报，特别是准确预告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南进的国策，在“二战”情报史上令人叹为观止，以至于他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
1941年10月17日，莫斯科收到了最后一封发自“拉姆扎”的电报。除了惯常的情报内容，电报的末尾加了一段请示：“我们在日本的使命已经完成。日苏战争已经避免。请把我们召回莫斯科或派往德国。我愿当一名普通列兵，为苏维埃祖国而战，或到法西斯德国继续从事情报工作。等候指示。”
佐尔格没有来得及等到指示，第二天，他被日本秘密警察组织特高警察逮捕。
日本特高警察围绕佐尔格的侦查已经进行了两年多。
起初，是日本反间谍机构监测到了“拉姆扎”情报组的密集电报信号，怀疑东京有潜伏的外国谍报组织。但克劳森使用的是便携式发报机，每次发报的地点都不一样。日本特高警察始终无法锁定其位置，只能从在东京的外国人中寻找突破口。
佐尔格在东京的社交界、新闻界非常活跃，被日本特高警察列为调查目标之一。1939年5月，趁佐尔格到中国出差的机会，他们对佐尔格的日本女友石井花子进行了问话。石井花子对佐尔格的情报活动一无所知，问话没有任何收获。但他们在石井花子处搜到了一个打火机，外形无异，也能点火，拆开外壳却是一个极为精巧的微型照相机——一个非常明显的间谍工具。
那是石井花子为佐尔格收拾屋子时随手装在兜里的，自己毫不知情。仅凭这个也无法确认佐尔格从事间谍活动，日本特高警察不动声色，暗中加紧了对佐尔格的监视。
而佐尔格的隐蔽工作实在出色，两年间，日本特高警察在他身上没有更多的发现。直到1941年10月初，佐尔格下线关系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外围情报员被捕，推倒了“拉姆扎”情报组的多米诺骨牌。三百余人在一个月内被秘密抓捕。
据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档案，苏联方面在佐尔格被捕五天后就获知了这个消息，但莫斯科选择了沉默。日本则紧张筹划着对美国的战争，也没有对苏联提出公开的交涉。据说，日本驻莫斯科使馆曾向苏联提出，用佐尔格交换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役的日本俘虏，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对理查德·佐尔格这个人毫不知情。”
194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二十七周年这一天，佐尔格在东京巢鸭监狱被执行了绞刑，终年49岁。
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3年中，佐尔格要求得到了一架德文打字机，用它写出了自己的“供书”，亦称“狱中手记”，用虚虚实实的记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定义自己的情报工作：“我的主要目的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保卫苏联，使它免受各种反苏政治阴谋的危害，免受军事打击的威胁。”
在回忆自己的三年中国生涯时，他写道：“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