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一周时间，挥笔写下了这首中国管弦乐传世之作

建党百年之际，《红旗颂》的创作者、九旬高龄的著名作曲家吕其明被授予“七一勋章”，“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是他创作生涯的真实写照。而这曲《红旗颂》走过近60载岁月，已然成为几代国人心底的音乐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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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岁月锤炼钢铁意志

吕其明

1965年2月，距第六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开幕仅剩3个月左右的时间。仔细研究了各单位的备选节目后，大家觉得歌颂党和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数量少，质量也不高。贺绿汀、丁善德、黄贻钧、孟波、瞿维等前辈的目光落到了吕其明身上，提议由他担创一首作品，就以“红旗颂”为名。

前辈们的信任、创作时间的紧迫，让吕其明既紧张，又兴奋。执笔后，他想起了自己的过去，想起了那些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

1930年，吕其明出生在安徽省无为县，父亲吕惠生曾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为家乡的“江北游击纵队”募集军需粮饷，他忙碌而坚定的身影在年幼的吕其明心中留下了深深烙印。吕其明总是难忘，一个黑漆漆的深夜，一家人在极度的恐惧中逃往中国共产党位于淮南地区的一处抗日根据地，那个“光明的地方”。10岁那年，吕其明就成为了新四军的一员。抗敌剧团像没有围墙的大学，吕其明在这里学习唱歌跳舞，还常常一日行军几十里，在驻地为老乡们搭台表演。

吕其明1941年在华东军区文工团

战争年代里，“军民鱼水情”历经生死考验。1943年，吕其明调入新四军七师文工团。日本侵略者集中了5万兵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文工团分成小组下山突围。吕其明所在的小组走到了一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在乡亲们的指引下，他们躲进山腰仅有半人多高的山洞里，度过了七天七夜。敌人撤退后，他们才知道，原来鬼子和伪军曾两次拉着老乡到山后，逼问山上有没有藏着新四军。在“枪毙”的威胁下，乡亲们仍然没有说出新四军的踪迹。

父亲吕惠生却没有这么幸运。1945年，抗战胜利后，因叛徒出卖，吕惠生被逮捕，最终惨烈牺牲在刺刀之下。在狱中，他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敌后，扰攘展民猷。八载坚心志，忠贞为国酬。且喜天破晓，竟死我何求?”诗篇字字泣血，父亲对党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成为了吕其明前进的路标。同样是在1945年，吕其明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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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写成只用一周

吕其明在创作中

撰稿人王建柱曾采访吕其明，详细谈起《红旗颂》的创作经过。吕其明对王建柱说，那段时间，他时常沉浸在回忆里，“辗转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在理智与感情的碰撞中，试图寻找一个最适当的切入点”。他想到，“红旗是革命的象征”，南湖上的那艘红船、井冈山、延安、淮海战役的阵地……“凡是有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在飘扬。”往事如电影般一幕幕在眼前闪过，最终，“那些血染的红旗和天安门的五星红旗，在我心中融合成为了一个崇高而伟大的形象。”

吕其明还想起了1951年至1954年在北京工作的经历，那时，每到五一劳动节或者国庆节，吕其明都会参加天安门广场的游行活动。当队伍喊着嘹亮的口号通过天安门、接受党中央的检阅时，所有人激动地热泪盈眶，嗓音嘶哑。这份“激情”，也成为了《红旗颂》的情感基调。

在创作时，吕其明把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句加以发展，作为红旗的形象贯穿全曲。有了主导动机后，在主题中，吕其明融入了民间音乐的元素和灵魂。灵感迸发之际，高度亢奋的吕其明甚至很少合眼睡觉，只用了一个星期，他就完成了《红旗颂》初稿的谱曲。

1965年5月，在第六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开幕式上，著名指挥家陈传熙执棒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乐团，《红旗颂》初试啼声，反响热烈。随后，吕其明又根据前辈们的建议进行删减，让整部作品更加凝练精湛。

《红旗颂》采用了单主题贯穿发展的三部结构。乐曲开篇，小号奏响取材自《义勇军进行曲》的号角音调，描绘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随后，红旗音乐主题喷薄而出，双簧管奏出如歌的旋律，仿佛人们仰望红旗时的澎湃心怀。乐曲中部，颂歌主题变成为铿锵有力的进行曲，恰似亿万人民在红旗指引下顽强不屈、奋勇前进的英雄气概。进入再现部后，颂歌主题再次表达了胜利时刻的喜悦激动，尾声号角雄伟，不断催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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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管弦乐树立标杆

谭利华（方非 摄）

近60年来，《红旗颂》久演不衰，已然成为最被国内观众熟知的管弦乐作品之一。著名指挥家谭利华可能是执棒《红旗颂》次数最多的指挥家，在纪念澳门回归倒计时100天、跨入21世纪的首场北京新年音乐会等重要场合，在距普通观众最近的普及性音乐会上，他带领大大小小的乐团，一次次奏响了《红旗颂》那激昂鼓舞的旋律。

“哪怕演奏了成百上千次，《红旗颂》依然能振奋人心。”谭利华觉得，《红旗颂》的音乐很有“画面感”。近年来，每逢国庆，他都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或国家大剧院指挥《红旗颂》，音符跃动间，他总能想起排练前路过天安门广场所见的景象——游人如织，红旗猎猎。

“这种'画面感’的联想，来自一种听觉上的震撼。”谭利华曾听另一位指挥家张艺说起，每次指挥《红旗颂》，乐团的声音都好像大了一倍，“无论调性还是配器，《红旗颂》都做得非常融合饱满，它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已经成为了时代的符号。”今年，《红旗颂》入选了文旅部100部“百年百部”传统精品复排计划重点扶持作品，是其中唯一的交响性作品。专家们评价，《红旗颂》的水准足以比肩名垂青史的西柳贝斯《芬兰颂》。

对于作曲家吕其明本人，谭利华也充满了敬意。1977年，中断多年的高考恢复，谭利华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和前来进修的吕其明成了同班同学。那时，年近半百的吕其明已经双鬓微白，但用功程度从不亚于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上课听讲、做笔记都特别认真。

“他对音乐有着一种无止境的追求。”谭利华回忆，这些年里，吕其明始终在打磨《红旗颂》。今年早些时候，上海爱乐乐团带着修改版《红旗颂》来到北京，进行“百年百部”相关的汇报演出，谭利华作为评委主任予以验收，“从管弦乐序曲到现在的交响诗，《红旗颂》的交响性更强了。”

如何让更多优秀的中国交响乐作品流传于世？在这个目标的践行上，吕其明与谭利华志同道合，有过不少交流。“《红旗颂》是一部典范，它简单明了，形象鲜明，没有那些过于纠结的技巧的罗列。”谭利华认为，《红旗颂》尤其能为中小型管弦乐作品和主旋律题材树立标杆。指挥家和演奏家们身体力行的推广同样至关重要，一部作品只有经常演、好好演，才能保持旺盛不竭的生命力。

来源：艺绽 记者 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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