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丨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
兹扼要言之，把中国农民的耕地来牧养马匹，此在中国农民自所不愿。然没有马匹，对于北方蛮族，便只能小惩，不能大创。只能薄伐，不能穷追。蛮族势力的压迫，依然存在。若一旦蛮族入主，黄河流域的农场大半化做牧地，黄河流域的农事日就退化，而江淮以南，因无适宜牧地，更难以步卒在中原与北骑争衡。此恐是中国史上南北强弱一大原因也。
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
*选自钱穆《古史地理论丛》（三联书店2021年）
历代塞外蛮族，不断地向南侵犯，和好几次南北分峙的局面下，大半由北方吞并了南方。中国史上之所谓“北强南弱”说，几乎为一般人所信受。又因此而造出种种解释，关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都有。似乎就中国史的经过论，北方强于南方，是一种显然的事实。然苟仔细论之，则亦有未尽然处。前汉和盛唐，岂不大大地慑服了北方的蛮族?春秋时的吴楚，岂不凌驾中原，称霸一时?项羽、刘邦、刘秀、刘裕、朱元璋，亦全是起于南方而战胜了北敌。以至于最近的革命，大体说来，亦可以算是南方的胜利。可见中国史上告诉我们的未必在北便强，在南便弱。军事胜败，民族盛衰，应该还有其他说明。本文只就一个小小的观点上，来对本问题试作一种另一方面的考察。
兹为便于行文，先述本篇所欲提出之结论，而后及于其事实之证据。窃谓两个民族或国家间的盛衰强弱，往往有时只取决于几次军事的胜败。而双方军事胜败的关键，和其军队附带之武装常有颇重要之关系。中国史上之南北军事胜败，在当时往往有一种武装的问题占其极重要的因素，而渐渐为后来读史者所忽略。本篇所举，则专在军队中之马匹一项。大抵军队中有马匹，而其马匹又多又精壮者，其军队常易占胜利。若其军队中马匹少，又多羸弱，则常易失败。这一点虽若小节，然有时足以推翻或改定上述种种关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的南北强弱观之解释。
从春秋时代的战事观之，似乎骑兵作战还未发现。隐公九年《左传》，北戎侵郑，郑人患之，说：“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可见当时戎狄尚是步战，而中原华族则系车战。直至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与群狄战，魏舒说：“彼徒我车，所遇又厄，请皆卒。”乃毁车以为行。（行即步队。）则那时的群狄，还只是徒步作战，而中原华族则犹是车战。（宋李觉谓唐尧暨晋，皆处河北，而北虏不能为患，由马之多也。此自居宋人见地言之，春秋以前，马之为用尚不如李氏之所言。）及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灭中山，开林胡，则知当时赵北三胡（林胡、楼烦、东胡）已习得骑射作战的技术，所以赵王下令胡服，招骑射，略胡地至榆中，而林胡王献马。（见《史记·赵本纪》。）马匹在当时，遂为国际斗争所重视。
《史记·匈奴传》，说：
“匈奴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驴骡、駃騠（徐广曰北狄骏马。）騊駼（徐曰似马而青；《说文》云野马属。）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可见匈奴是一个骑马的民族，而其军队则全是骑兵。第一次有名的汉匈奴战事，为白登之围。
“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史记·匈奴列传》。）
这一役双方军事利钝胜败的关键，史公已详细扼要地描写出来，似乎不在乎南人之与北人，而在乎多马之与少马。
汉匈奴壤地相接，绵延数千里。虽说“长城足以限马足”，究竟防多力分。匈奴只要从一处夺关而入，待汉援至而胡骑已去。边境不胜其扰。若长守和亲政策，年年以缯絮米糵种种礼物结其欢心，则中国财力日弊，而匈奴贪欲难厌。彻底的办法，惟有改防御为邀击。只把匈奴主力击破，使其大大的胆寒，则一劳永逸，可以有一百年数十年的安宁。这是汉武马邑之谋之由来。马邑之谋既败，汉匈奴和局破裂，汉廷遂决计大举出塞邀击，而首先问题便是组织骑兵队。有了骑兵，不仅可以出塞，而且可以绝漠。元朔六年，
“汉……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史记·匈奴传》。《正义》谓负担衣粮，私募从者凡十四万匹。）
大举出击。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然汉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远往。”（同上。）
那时汉朝国力与其对匈奴之政策，几乎可以把马之耗息来代表。史公说：
“汉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马一匹则百金。……七十余年之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见《史记·平准书》，又《汉书·食货志》，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唐文粹》卷二十二张说《开元陇右监牧碑颂》，谓汉武厩马有四十万匹。而乌氏居塞，致马数千群，桥桃居塞，致马千匹。边塞牧事之盛亦可见。）
逮后患马乏，乃
“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同上。）
而汉廷之通乌孙，伐大宛，亦全有马的背景。
后汉时，西羌为患尤剧。任尚屯三辅，临行，虞诩说之曰：
“使君频奉国命，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余万人。弃农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今虏皆马骑，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所以旷而无功也。为使君计者，莫如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如此可舍甲胄，驰轻兵，以万骑之众，逐数千之虏，追尾掩截，其道自穷，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后汉书·西羌传》。）
任尚遂以立功。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五胡之乱起自中国内陆，而步马之势，为当时强弱分判的重要因素，其事依然显著。《通鉴》说：
“石勒帅轻骑追太傅越之丧，及于苦县宁平城，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晋书·越传》作数十万众，勒以骑围而射之，相践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
这是当时胡夏斗争一个榜样。石勒带领的是胡人骑兵，而东海王越部下十余万众，则大概多是步卒。
此后桓温北伐，
“军粮竭尽，温焚舟步退，自东燕出仓垣，经陈留，凿井而饮。行七百余里，（慕容）垂以八千骑追之，战于襄邑，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人。”（《晋书·桓温传》。）
此是有名的枋头之败。桓温以数万人步行七百里，为八千骑追及而致败绩。当时，
“慕容德率劲骑四千，先温至襄邑东，伏于涧中，与垂前后夹击。”（《晋书·慕容载记》。）
故桓军遂致大败。正因当时北军多骑，南军多步，所以南师北伐，北军可以避锐远引。及南军粮尽自退，北军则以劲骑追蹑。步卒遇骑兵，只可有大败，不能有大胜。此等处全在有马之与无马，而不关南人之与北人。（刘裕临朐之胜，以车四千辆方轨徐进，败慕容超铁骑万余，然超败即引众走，裕军斩获千计，与桓温之一败而死三万人者大异，此非超巧而温拙，仍在骑步之悬殊也。《宋书·索虏传》，有彼骑我步，走不逮飞语。以后屡有主张以车战御胡人之骑队者，实乃迂阔之见耳。）
历朝畜马之盛，无如元魏。
“世祖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以为牧地，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半之。（太延二年，先已于云中置野马苑。）孝文即位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渐南转，欲其习水土，无死伤，而河西之牧弥滋。”（《魏书·食货志六》。）
元魏有马二百余万匹，而南朝江淮间只十万，（此语出处一时忘却。）数量相差远甚。南方不能并北，而终为北方所并，只看马数的统计已够。
唐初武功，说者每推美于唐之兵制，其实唐代府兵制度未必与唐代武功有十分的关系，（此层须另论，非此所能详。）而唐代武功之又一原因，则在其畜马之盛。张说云：
“自贞观迄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
王氏《玉海》云：
“唐世牧地，皆与马性相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涿宁，东接银夏，又东至楼烦，此唐养马之地也。”（卷一百四十九。按王氏此条乃欧阳修说。）
此等只是官马。唐初去元魏未久，谅来黄河流域一带，民间私马一定亦甚盛。（《文献通考》引林氏曰：唐府兵之制，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每匹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核岁周不任战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府供之。此全是民间私马也。至府兵渐坏，府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之马，则为官马矣。唐府兵改而为骑，可见府兵亦重骑队。）
唐代武功，颇赖于骑兵的战绩，如：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骁骑三千，袭破定襄。二月，李靖与李世谋，选精骑一万，赍二十日粮，往袭颉利。遂灭突厥。”
此等随处皆是，无烦缕举。直到安史作乱，河北藩镇之强，亦还有马的关系做其背景。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文献通考》。）杜牧说：
“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罪言。按唐中叶后既失河北，而河陇以西亦为吐蕃所陷。唐马皆市之回纥，尽驽劣也。）
宋代的积弱，亦与马匹有关。幽、燕、宁夏产马之地，全入异族之手。太宗时，国子博士李觉上言：
“夫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敌之用，实骑兵为急。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在乎啖戎以利，使重译而至焉。然市马之费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盖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转徙，旅逐水草，腾驹游牝，顺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马，至于中国，则絷之维之，饲以枯藁，离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黄虺，因而耗减，宜然矣。”（《文献通考》卷十六。）
其后欧阳修亦言：
“唐世养马之地，（按其详已见前。）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
而当时牧事，一马占地五十亩，所以惜费与争利者，又争侵牧场为农田。宋之马政终难发展。（宋祁谓朝廷与虏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而止，不待马而步可用，请损马益步，马少则骑精，步多则斗健。此亦不得已而为之论也。）天圣中，牧马至十余万，已称盛况。祥符六年，枢使陈尧叟言，洛阳监马五千匹，颇费刍粟。上曰：马数及万匹可止。盖宋都河南，一则地狭不宜养多马，二则气非高寒，马亦不易繁息。及官马日耗，而有户马之法。自此而宋之马政益坏。蔡绦《国史补》云：
“金人犯阙，诏尽括内外马及取于在京骑军，不及二万。”（《文献通考》引。）
今谓宋之积弱，少马为其一因，谅无大误。
至宋之外敌辽金，其战马之盛，恰恰与宋成反比。兹据《辽史·兵卫志》所载辽太祖会李克用于云中，已有兵三十万。十一年总兵四十万伐代北。
辽国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每正军一名，马三匹。而二帐十二宫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只以皮室军三十万骑，属珊军二十万骑，御帐亲军已五十万。加之宫卫骑军十万一千。合六十万一千。一正兵三匹马，已应有马一百八十余万匹。（《食货志》，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旧制常选南征马数万匹牧于确坝青沧间以备燕云缓急。复选数万给四时游畋。余则分地以牧。辽人亦全是一个马国。）宋人以全国不满二十万匹马的军队，如何与辽相校?
钱穆《国史新论》
金人初起，在宋徽宗政和四年，兵始满万。而此下十三年，宋竟覆灭不救，卒于南渡。据吕颐浩高宗时所上《论御虏十事》云：
“自金人犯边以来，百战百败。非止百战百败，往往望风奔溃，不暇交锋者。……臣顷在鄜延环庆路见我师与夏人接战，每迭胜迭负，未有败衄如今日之甚者。盖鄜延环庆皆山险之地，骑兵非所利故也。金人起燕蓟，历赵魏，绝大河，至汴宋，皆平原旷野。骑兵驰突，四通八达，步人不能抗，此所以多败也。”
又曰：
“臣尝考近年以来，敌人入寇，我师遇之，不暇成列，辄奔溃败走者，以平原广野，我之步人不能抗彼之骑兵故也，又虏人遇中国之兵，往往以铁骑张两翼前来围掩。”
又曰：
“近时之败，以我师每为骑兵冲突，措足不定，所以败也。”（据《唐荆川右编》卷二十七引。）
李纲亦言：
“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而吾之马少，特以步兵当之，飘暴冲突，势必不支。”（《论进兵劄子》。）
又说：
“自金人凭陵以来，未闻诸将有与之对垒而战者，率皆望风奔溃。间有略布行阵，为其突骑所冲，一散而不复合。”
李吕二人，都是身经行阵，目击之言，而他们所陈宋金兵事强弱，亦着眼在步马之异便。
宋既南渡，马政更难发展，于是竟有主全用步卒者。洪迈云：
“国家买马，南边于邕管，西边于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盖逾万匹。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而江淮之间，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衙遇暑月，放牧于苏秀以就水草，亦为逐处之患。（按《名臣奏议》，黄幹奏曰：国家所用之马，西取于蜀，南取于广，皆在数千里以外。博易之费，道里之费，一马之入，动数百千，其所得甚艰，所费甚巨。一有缓急，无马可用。与洪说略同。）因读《五代旧史》云：唐明宗问枢密使范延光，内外马数，对曰，三万五千匹。（按其时马数，只及契丹之十一，宜乎常为耶律氏所凭陵矣。）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按此亦所以见欺于突厥也。）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骑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国家养马太多，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民何负哉。明宗出于蕃戎，犹能以爱民为念。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然所蓄只如此。今盖数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按金世宗时，群牧所蕃息之久，马至四十七万。宋马大概在十万左右，如何相敌。遽责其不建尺寸之功，亦不知彼我之言也。）且明宗都洛阳，正临中州，尚以为骑士无所施。然则今虽纯用步卒，亦未为失计也。”（《容斋续笔》卷五。）
立国江淮以南，既难多养马匹，且大队骑兵亦无展布余地，无从训练。而要恢复中原，却又不得不先养大量的马队，这似乎也是南宋终于不振的一因。
元人崛起漠北，“以弓马之利取天下”。蒙古人之武力，大部有赖于其马队，此层已为一般所晓，可无赘述。
明代“奄有四海之大，凡中国所谓宜马之地，皆在焉”。其马政“两京畿及山东河南牧之于民，山西陕西辽东牧之于官。在官者有名而无实，在民者有损而无益”。（此邱濬《大学衍义补》卷一百二十四语。明代户马之弊，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亦详载之。）明代马政不如汉唐，而明之武功亦较汉唐为差。“自万历以来，马政益坏，而边牧废弛愈不可问”。（《明史·兵志》。）
熊廷弼经略辽东，上疏云：
“良马数万，一朝而空。今太仆寺所存寄之马，既多瘦小，驿马更矮小。兵部主事王继谟所市宣府大同马，并无一匹解到。即现在马一万余匹，半多疲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图充步军，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以此马愈少而倒损甚多。皇上以为马匹如此，能战乎，能守乎!”
后辽东督师袁崇焕又以缺马，请于两京州县寄养马内折三千匹价买之西边。明廷用太仆卿涂国鼎言，终却其请。（事详《明史·兵志》。）辽东军事之不振，马匹缺少仍是其重要之一因。
清代武功亦恃马匹，魏源《圣武记》谓：
“我朝骑射长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难于新疆；安南缅甸之功，让于西藏。将毋吉林索伦之劲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难易，功有劣优欤?”（卷十一。）
此已说透此中消息矣。清代牧场设在察哈尔，康熙四十四年上谕谓：
“历观宋明时议马政者皆无善策。牧马惟口外为最善，今口外马厂，孳生已及十万，牛有六万，羊至二十余万。若将如许马与牛羊驱至内陆牧养，即日费万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费饷而马畜自然孳息。前巡行塞外时，见牲畜弥满山谷间，历行八日，犹络绎不绝也。”（《东华录》康煕七十五。）
魏源曰，此制辽金元同，而明不同者，惧北寇之抄掠也。（《圣武记》卷十一。）
兹扼要言之，把中国农民的耕地来牧养马匹，此在中国农民自所不愿。然没有马匹，对于北方蛮族，便只能小惩，不能大创。只能薄伐，不能穷追。蛮族势力的压迫，依然存在。若一旦蛮族入主，黄河流域的农场大半化做牧地，黄河流域的农事日就退化，而江淮以南，因无适宜牧地，更难以步卒在中原与北骑争衡。此恐是中国史上南北强弱一大原因也。
“自枪炮既兴，骑兵难以必胜，或反足为累。”（薛福成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语。）又铁道火车既通，而南人之涉北土，亦无需乎马匹。于是中国史上南弱北强之说，渐不可恃。（洪杨势力未能深入黄河流域，尚受军队少马之影响。至民国以来，南北屡次战事，未见南弱北强之象。）兹篇所举，固属小节，亦可矫正论史者关于政治、军事、民族、文化，几许可免之游谈也。
录自《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