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咏唱怀满乡间——明清两代狸桥地区的诗歌创作（下）
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主办
——明清两代狸桥地区的诗歌创作
章达鼎
宣城自古诗人地，狸桥古代诗歌多。地处宣城北乡的狸桥地区，历代以来文人贤士寻幽揽胜，感时抒怀，创作了许多首优美的诗歌。虽历经兵燹劫难，大部已散佚湮没，然今天我们尚能从各家族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残缺不全的家谱中，搜集到诗歌三百多首。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诗歌宛如一颗颗闪光的珍珠，为宣城的诗歌文化增辉添彩。
三、兴办塾馆，建读书楼
狸桥各家族为方便子弟求学，纷纷开设读书场所，并聘请名师于学馆教授生徒，而尊师之情尤重。金山唐公正聚款请东皋村文学许绍瞻先生于家塾中，“十三年酒醴未尝不设。乡间士人每念此，窃叹主人中馈之遗德。”据各族宗谱载，著名的读书场所有多处。
三宝里村读书楼。明永乐年间，许氏十世孙茂辉（1386—1452）在三宝里村建了一座颇具气派的读书楼，让其子侄“朝暮命于楼，静居以进学”。楼矗立于南漪湖之滨，“楼之延褒若干丈，碧瓦飞甍，鸳行鳞次，矗倚层空。云山漪水，绿绕前后，楼霞浮月，捲雨飞云，佳景美致，四序而俱，亦云盛矣○4。”建楼者许茂辉为进士许森之弟，故引来多位名彦官宦为之撰写诗文。
龙溪孙氏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在河东街初建宗祠，后经几次修缮，于清初扩建了“观烂家塾”，为子孙读书场所。家塾内有书楼，名“爱日轩”，还有书屋，因而其族人读书者甚多。
南姥章氏于清光绪年间在宗祠西侧增建了读书场所，名“和集所”，取“正始和集”之义。所内生活设施俱全，可为远道赴祠祭祀的族人提供住宿之便，最主要的是使家族子弟读书有所，亦使塾师先生有一授课之堂。
金山唐氏海邦先生一生“出家学之渊源，为子弟之矩矱，春风满座，尽沐涵濡，化雨一帘，咸叨披拂。一时之桃李尽在公门。最不朽者，惧人才之不竟，集地方诸父老敛资成会，起昆亭文塾于龙溪，一切考校规模、奖励法制皆出先生手定，厥后度支充裕，置买会田若干以为久远之谋。”
清初的唐楚白先生志气远大，曾游学于常州、宜兴诸名学。屡试不第，未尝稍存芥蒂，常道：“读书所以明道，若祗为功名计，品斯下矣”。四方从其游学之士不下数十百人。先生羡慕功勋世家的诗书执礼，决心奖崇族中后学，多纠宗人捐资于祠堂，办学督课，名“振宗初社”，即振兴家族的塾馆。先生“以德义自重，不以富贵居心”。立志教授族人子弟，“聚其力足以抗天，合其力足以回运”。“薰其乡德而善良，闻其风而贞洁，变乔野之俗为礼仪之乡”。
狸桥的文人贤士们除在家乡兴办塾馆、书楼外，还慷慨捐资，资助府邑书院。清嘉庆年间，金山唐立言先生闻宣城敬亭书院重修，亦捐己资百两，年八十郡守给赐“希风立达”匾额，以彰其懿德。
四、延师讲学、兴办文会
明代中叶以后，宣州的王守仁弟子罗汝芳等人不遗余力地传播“阳明心学”。陈履祥为罗汝芳的得力弟子，祁门贡生，人称九龙先生，万历七年（1529）之后，倡教宛陵，及门八百余人，所致云集，弦歌不绝。以施宏猷、汪惟清两先生为其左右手。清代著名诗人施闰章为施宏猷之孙，早在明万历初，施闰章的曾祖父施尹政就在南漪湖北岸的东皋村等地讲学，他曾写道：“吾先大父中明府君讲学湖北，尝买地治冢昆山之阳。”经考证，施尹政墓地在昆山东南方的东大觉寺旁。
狸桥云山古木参天，泉水淙淙，山中有金牛洞、藏书洞、天洞等古岩洞，环境幽静，北麓的云山寺始建于唐代，到明代时已成为学子们读书的好场所。徐氏儒生徐蒋山先生曾于明崇祯三年（1630）作七律一首：《庚午偕唐宏庵孙云门读书云山》即写送子弟到云山寺读书事。
陈九龙先生爱云山之美，与施宏猷等经常来此讲学，各家族儒生均纷纷前来瞻听。万历三十九年（1611），九龙先生在为塔山刘氏宗谱撰写的序文中写到云山讲学之盛：“余以孔圣之学，建旗鼓于云山，八百隶从，刘氏诸子希向、希道、希禹，首相皈依，回喟参唯，由果赐达，将不有树声当时，传芳后世。”施闰章在一篇寿序文中写道：“万历间，先王父同九龙陈先生讲学于湖北之云山，置书院十余落、田若干亩，聚生徒，日讨论性命之业，于时唐之诸君子实左右焉。”
徐凤（号蒋山）为狸桥徐氏家族的著名儒生，与陈九龙先生为好友。早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徐凤就邀请九龙先生来云山讲学，万历二十九年（1601）秋，成立了云山文会，名“维风会”。九龙先生亲撰《维风会序》文，并作七律一首：“宛水云深古洞隈，白头鱼服野城来。天文正喜群星聚，地主何当高士才。一笑风清千谷震，双钩色霁九霄开。乾坤消息囊琴在，乘兴频登月下台”。徐蒋山和另一位儒生徐昆鲁各和诗一首，徐蒋山的和诗为：“式胆韩斗五云隈，有美人兮应运来。锦绣层层推老学，珠玑滚滚吐奇才。鱼龙夜雨须臾化，桃李春风次第开。圣主崇儒虚席待，伫看征君上金台。”第二年，徐蒋山与徐昆鲁作函丈寄九龙先生，二人均作七律一首。徐昆鲁的诗为：“函丈光腾万里清，黄莺飞绕乐新城。门迎迭嶂红霞闪，坐倚澄湖碧浪平。鲁国诸生端在望，云山小子讵忘情。藏书已就囊琴卧，未许残春负圣明。”陈九龙生生爱云山，有终焉之志，门人施宏猷等为构讲堂，置函丈、传经台，其去世后葬衣冠于云山。
金山唐氏曾成立“惠我堂文会”，贡生唐丙于清道光年间为之撰写“惠我堂文会碑记”，指出“文会之兴，所以振兴文教，即古者乡校之所由设也。”并由“县宪廉普王公捐廉作记立碑，族间曾捐钱百二十千文，兹者应试诸生复纠族人敛财起会，大小公中及殷实户量力捐输，共勷义举”。文会规定，“按月定期会文校士，窃思士先立志。人贵有恒，善始而不克有终，无补也。”
清代乾隆年间，泾邑著名大儒郑相如先生曾来狸桥地区讲学并撰写文章。
清末民初，金宝圩大儒袁一清先生亦来此讲学并撰文，这些均可见于家谱中。
五、家谱传承，世代延续
明清两代狸桥地区文士们创作的诗歌，许多都记载在各族的家谱之中，使家谱除了历史资料价值外还有了文学价值。因此，家谱的世代传承对诗歌创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家谱的修纂是民间家族文化活动的重要环节，谱中有大量的文章皆为当时文化名人的手笔，对推动民间文化的传承和交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狸桥地区的谱牒纂修起自宋代，历元、明、清到民国，从未中断。家族最少的修谱六次，最多的达十二次。可惜的是内容丰富的民间家谱历经兵燹，元末红巾军于元至正十四年（1354）攻打高淳圩区，波及狸桥地区。至正十五年（1355），红巾军攻陷宣城后，狸桥地区又遭洗劫，南姥大章村遭灭族，二百余人被杀，仅一十三岁小孩逃脱，房舍均成灰烬。两年后的至正十七年（1357），红巾军再次攻打狸桥地区，百姓死伤惨重，金山唐氏家族房屋烧光，人员死伤，其余皆远逃，这期间“谱牒亡散几尽。”
明亡，清兵入关后南下，朝代更迭，盗匪占山为王，经寇扰兵剿，放火劫掠，“祖遗分单文卷片纸不存”。这里而当然包括家谱。至太平天国战争，狸桥地区曾先后遭四次洗劫，尤以咸丰十年（1860）为最。兵燹加瘟疫，人口锐减，章绶先生曾叹道：“庚申以后，琐尾流离，道殣相望。”“泮青社冷，孑遗无几，求所谓昔之殷而虚、文而秀者，旷如隔世，邈不可追，而家凡缥缃之藏，典藉之储，故纸几不可保，独谱也哉！”
抗战时，日寇烧杀劫掠，多座宗祠被毁，宗谱再遭劫难。
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农村中视谱牒文化为宗派活动，使人不敢谈及。尤其是文革期间的破四旧运动，仅存的宗谱又遭到了洗劫，多部历尽艰辛收藏的谱牒被搜出付之一炬。
今天，当我们翻阅那残缺不全的宗谱，听老人们讲述其中辛酸而曲折的护谱过程，心中顿起敬重之情。“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显示出普通民众由本能和理性所促成的保留和发扬家族传统文化的欲望，从而激起我们用生命的态度向历史文化致敬。
从残存的宗谱中我们仍然能见到三百多首诗歌，呈现出昔日这一地区诗歌创作的盛况。
（作者系宣州区狸桥镇退休干部、宣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
研究宣城历史，弘扬宣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