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顺水推舟

这一切还得从赤壁之战说起。

公元208年，曹操南征，孙、刘报团，结成战时共同体，周郎妙计，火烧赤壁，虽解燃眉之急，却仍忌惮曹操之威力，担心卷土重来。孙权只能继续与刘备牵手，不仅自己牵，还让妹妹去牵。

孙权给刘备送媳妇，送荆州，刘备在东吴受到了高规格接待，十分感动，于是向孙权献策，建议孙权于长江下游地区建都。实际上，早些时候谋士张纮便建议孙权定都秣陵，只是当时条件尚不成熟，此次既然刘备提出来了，不妨顺水推舟，再卖个人情。

起初，鲁肃给孙权的战略规划是“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即逆江而上的发展路线。而诸葛亮给刘备的战略规划是“跨有荆、益”，即主要控制长江上、中游区域。长江流域是双方的最大公约数，长江中游是双方的最小公倍数。

显然，孙、刘的潜在冲突点（即最小公倍数）在长江中游，也是武昌之所在。刘备极力规劝孙权在下游建都，也是希望自己在荆州的发展不被过多制约。孙权对此心知肚明，不过，此时刘备姿态低、实力弱，扶植刘备可缓解西线的压力，专心应对东线之敌。

于是，两人站在北固山上，悠哉悠哉向下望……

二、蜜月结束

蜜月总是短暂的。

刘备夺取益州后，坐拥荆、益，实力已今非昔比，孙权借机要求刘备归还荆州。双方从最大公约数走向最小公倍数，冲突必然爆发。孙、刘蜜月之后迅速分手。

孙权知道，刘备在荆州时，荆州是自己的，刘备取益州后，荆州是刘备的。孙权亲自驻跸陆口节度诸军，命鲁肃、吕蒙夺取荆州，二爷不慎丧命。

孙权也知道，夺荆州、杀关羽，并非意味着荆州问题的结束，相反是新问题的开始。果然，刘备刚刚称帝，即准备兴兵伐吴。为了巩固荆州的统治，孙权留在了前线，从公安迁到鄂县，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寻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并在此建都。

武昌，是孙吴江防体系的重要军镇，“襟带江沔，依阻湖山，左控庐淝，右连襄汉”，是长江流域的中心枢纽，依托武昌可以守东御西，控南据北。

而且，相比于周围地域，武昌地处长江南岸，既靠近兵争前线，便于指挥；又倚靠江东腹地，利于防守。

孙权深知，守武昌，则夏口可保，守夏口，则江夏俱危。因此，武昌确是较为理想的建都地点。

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孙权向曹丕假意示好，曹丕则乐见吴蜀相争，亦假意减轻长江下游地区的军事压力，以示诚意，曹丕与孙权会心地达成默契，这是孙权建都武昌的另一个背景。

三国杀中孙权的技能是“制衡”，东吴大帝终其一生都在为这项技能做注脚。如果说长江是一个天平，那么曹、刘便是天平的两端，孙权以都城为支点来谋求平衡。

夷陵之战后，蜀汉元气大伤，孙吴西部疆域得以巩固，蜀汉丞相诸葛亮再次奉行“东和孙权”的战略，孙刘联盟重归于好。与此同时，曹丕加强江淮地区的军事压力，趁机夺取合肥等地，东线战事再次趋紧。

此外，建都武昌面临资源逆流供给，以及长期军政分离等问题，特别是孙权称帝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已经较为稳固，此时应该转攻为守，江东大族在呼唤仲谋。

孙权说：“容我三思。”只见他摸了一张牌，转瞬间都城换成了建业。

迁都建业，武昌依旧很重要。

迁都建业后，孙权命陆逊辅佐太子孙登董督军国，驻守武昌，武昌仍保留较为完备的国家机构，相当于国家的陪都。

夷陵之战后，陆逊的军衔加升为上大将军，与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成为实际上的武昌都督，后又接替顾雍成为丞相。

陆逊驻守期间，延续了武昌往日的荣耀，武昌的军事、政治地位依旧独特而重要。武昌也陪伴陆逊走过了十余年岁月。

陆逊去逝后，孙权也已近晚年。

在经历了孙吴政局的一系列变化后，孙权开始着手以武昌地区的部署为切入点，调整政权内部格局。事实上，对武昌地区的部署，即是对陆逊后事的安排。

陆逊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奋斗的一生。陆逊生前出将入相，身兼数职，履立功勋，恐怕没有人能够代替他，那么只有“瓜分”他。

孙权分武昌都督为左右两部，以吕岱为上大将军，督右部；以诸葛恪为大将军，督左部。一个年轻干练，一个老成持重，两人是最佳搭档。

孙权以步骘为丞相，以诸葛恪为荆州牧。实际上，步骘被任命为丞相时，仍旧在西陵都督任上，并未真正履职朝廷，而诸葛恪被任命为荆州牧后，很快又被调往中央。

如此以来，孙权借职权调整的机会，在大臣中实行“去中心化”，以应对后陆逊、后孙权时代的挑战，为后世之君消除隐患。

而对于武昌，这意味着其行政副中心地位的丧失，以及军事重镇地位的下降。

在经历了立储风波之后，孙权将诸皇子分封在武昌周围，既可对驻守武昌的诸臣起到震慑，又可避免易代之际产生宫廷事端，可谓用心又良又苦。

名如其人，名字往往是对本人的一种寄托，这句话用在东吴大帝身上特别合适。孙权的一生都在诠释“权衡”，他以都城的名义，在曹刘的天平上寻求战略支点；以都督的名义，在君臣的分工中调整权力准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