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久兴// “癞痢”是我爹

（1986年4月爹娘合影，时年爹59岁，娘54岁）

“癞痢”是我爹

文/郭久兴

我爹一头黑发且喜欢蓄平头，却不知从啥时候起乡人给他取了个很不中听的绰号：“癞痢”。好在爹并不在乎这绰号有多冤枉抑或有损自尊，他一样的应答，一样的笑对喊他绰号的人，从年少到离世。

爹生於民国十六年丁卯十二月初一，谱名勋庭大名瑞财，是爷爷的次子。我大伯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以后，他便成了家中的顶梁柱，在爷爷的言传身教下学会了挑水、砍柴、种地等等，各种农活样样精通。年轻的时候，爹兴趣广泛，会简单的武打，会拉京胡，没上几年学也能看书写字，早晨起床喜欢哼上几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最出名的一句口头禅是，喜欢把钱说成“花边”，譬如，我挣了10元钱，他会说成“我挣了10块花边”。

幼年时，爹也有调皮挨打的时候。一次他骑在牛背上玩耍不小心摔了下来，造成右手上肢骨折。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一直未能得到良好的康复，不仅肌肉萎缩，骨头也变了形。这件事让爷爷非常恼火，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其实，放牛娃骑牛背是件很平常的事情，只要牛温顺，骑的时候注意安全意外是可以避免的。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袁枚就写过一首很有趣的诗《所见》：“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讲一位牧童悠然自得地骑在黄牛背上。他唱着山歌，嘹亮的歌声在树林中回荡，几乎完全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简直不知道世间还有“忧愁”二字。第四句“忽然”一词,把牧童发现树上鸣蝉时的惊喜心情和机警性格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把牧童天真的神态和孩子式的机智刻划得淋漓尽致。读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

爹没听说过这首诗，更不明白这首诗的意境，只简单的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当成了一个惨重教训。当他的儿子也放牛的时候，他总是反复地叮嘱：“千万别骑牛背上，我的手就是在牛背上掉下摔断的”！

有他这句话，我放了几年牛从不敢骑牛背。

听母亲说，我有位大姐叫春兰，从小聪明伶俐，特别讨人喜爱，初为人父的爹对这个女儿视若掌上明珠。一次，爹在田间除草忘了带雨具，而天空即将下起大雨，才4岁的春兰姐不用吩咐便拿起斗笠跑着送去，结果自己被雨淋湿。出乎意料的是，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姐姐却在她刚满4周岁那年得了一场怪病，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爹措手不及赶忙去叫郎中，哪知郎中还未进门大姐就没有了生命体征，一条幼小的生命从此画上了句号。爷爷听信迷信，说这妹子八字大，过于懂事，家里福分浅被观音娘娘带走了。爹痛失爱女心如刀绞，直到大姐入土还经常一个人跑到墓地边哭泣，母亲也不知跟着哭过多少回。

父母亲时代是一个生育自由没有节制的年代。从大姐夭折接着二姐出生到七个兄弟姐妹陆续来到人世间，全家九口人的穿衣吃饭无疑成了最大的问题。

爹很勤劳，就像一头老黄牛。作为一家之主，他不想让子女们挨饿受冻，他要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支撑起这个家，哪怕是苦点累点也心甘情愿。

农村未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前，农民主要靠挣工分过日子，口粮的多少亦与工分的多少直接挂钩。还算不错，父母亲和当男劳力使用的雪兰姐姐一年忙到头，所挣的工分与同等劳动力家庭相比并不落后，生产队没有理由扣我们家的工分粮。而有的家庭因为挣的工分太少，称起粮食来就不那么顺当，即使队长允许你称也要补上一句：“靠别人供养，吃了会死。”

有了粮食并不等于就能吃饱，必须算计着吃，节约着吃。爹本来是个饭量很大的人，每天却不敢多吃，常常处于半饥半饱状态。他曾自嘲说：“吃饭不饱喝碗水下去就饱了。”听得我们心里特别心酸，一个正常劳动力连饥肠都填不满，每天饿着肚子干活，这过的是一种咋样的日子啊！

母亲思量我爹，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有什么好歹喜事她极少参与，总是让爹“出席”，还忘不了叮嘱一句：“饭要吃饱少喝酒，菜就不要得归来，你自己吃了便是”。

粮食不够吃，总得想些办法。于是爹在参加生产队劳动的间隙发狠开荒种菜，用栽种出来的小麦、番薯、青菜、豆角等农作物作为辅助粮食让我们当饭吃。有一年秋天，爹领着我到3里开外的横楞顶，把一坵荒田全部垦翻种上麦子，光挑粪就来来回回走了20多趟，父子两人都累得喘不过气来。想不到这麦子倒挺争气，等到第二年春天收获了200来斤，用这些麦子兑换成土面，虽然下锅就糊口感极差，但起码可以充饥，从而大大缓解了春荒带来的压力。

每年进入农历10月以后，时令开始变得日短夜长。为调剂好全年的粮食用量，父母会从这时开始将每日三餐改为每日两餐。那时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睡得太早半夜就会醒来感觉饥肠辘辘，不过忍耐一下也就惯了。

爹对待疾病总表现出一种无法理喻的蛮劲。

他常夸口说，医院要想赚他的钱没那么容易。因为他平时很少生病，即使有点头疼脑热喝碗姜汤就能不治自愈。遇上儿女们闹肚疼，他从不舍得买专治蛔虫的宝塔糖，而是取苦楝树皮煎汤强迫我们喝下去。这种土办法效果倒是灵验，毒死的蛔虫很快就能随大便排出。只是药汤又苦又涩，喝的时候不放点白糖是无法咽下去的。

每年抢收抢种（简称“双抢”）前夕，爹就早早做好准备，试着打赤膊下田做事，把皮肤晒成古铜色，这样一来等正式进入“双抢”他简直就成了铁打金刚一个，风吹雨淋全然不怕，每天只需换条短裤就行。队里的线眼叔、老冬叔也学着这样做，偌大的稻田里穿衣服的，打赤膊的，挥镰收割，你来我往，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爹总记得我爷爷说过的一句话：“地下到处有黄金，岭东乡的钱都人样深，就看你想挣不想挣”。爹谈不上有经商头脑，但他从我爷爷的话语里明白了一个浅显道理：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作田人只要人勤快，不懒惰，肯吃苦耐劳，日子就自然会好起来。

于是我们发现，每年到了隆冬季节人家烤火取暖的时候，爹却会提着一个袋子，里面装着矬子、剪刀、胶水及几只烂套鞋往袁州方向一路走去，早出晚归。他不为别的，就想利用冬闲时节到外边做点补套鞋的小生意，挣几个钱补贴家用。爹说，补套鞋属于手上功夫，生意好的话一天下来挣个4、5块钱不成问题。补鞋时可以与人聊天交友，碰上中午客气一点的人家还会留你吃饭，所以他才乐此不疲。话虽这么说，我总感觉爹独自一人在外奔波格外辛苦。这么冷的天要到乡间屋场里转悠揽生意，碰上恶狗窜出来咬人还得扔石块击退，归来晚了得赶夜路，路过荒山野岭说不定会遭遇野兽或坏人的恐吓，危险无处不在，这钱挣的实属不易！

如果说补套鞋靠的是手艺，那么挑着100多斤重的窑货到外面去卖就完全属于体力活了。卖窑货俗称“担脚”，即是把我们当地生产的火笼钵或高城一带出产的水缸、米瓮、盐钵、油壶等用窑泥烧制成的家庭日用品挑到边远山区乡村去卖，从中赚取一点苦力钱。那个时代不象现在，乡村之间不通公路，也看不见汽车，出门必须步行，买卖全靠挑担，“担脚”这个行当也就应时而生。“担脚”不仅凭力气还要能吃苦，我爹既有力气又肯吃苦，于是又做起了“担脚”的买卖。

爹专门请篾匠编织了一对窑货篮，它不同于箩筐，下面是一个圆形的托盘，约30公分高，中间用两根篾条连着代替绳索，顶端各做1个固定的扣眼，便于拴住扁担不易滑落。这种窑货篮有一个明显特点，那就是重量轻，好控制，窑货不易摔落，装卸起来很方便，既经济又适用，称得上是一个小发明。

爹天未亮就起床，接着是洗脸上茅厕。他没有刷牙的习惯喜欢用毛巾涂抹一下嘴巴。这时母亲把早餐也做好了，爹坐在灶边开始吃饭，吃了饭再用大碗盛满一碗留给中午吃。一切准备就绪，母亲习惯性的在爹耳朵边嘀咕几句，爹会意的点点头像是明白了什么，挑着窑货篮就上路了。

爹是头一天选好货，第二天再挑着这些货去卖，从选购到推销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爹选货的地点主要是高城窑货厂，那里生产窑货有100多年的历史，品种多，釉色好，不愁卖不出。水瓮、米缸是必须要买的，叫大货，装好篓以后再往大货肚里装盐钵、油壶、缸子之类的小货，这样才不占空间，也便于买货的人各取所需。

高城至岭东没有马路，窑货厂到我家里大约20公里，也就是说往返一次得走80里路，从早上出门到晚上归来需要一整天的时间。

选好的货就要挑出去卖了，与头天一样爹早早就起床，做好应该做的准备工作，洗脸、如厕、吃饭，然后匆匆上路。

爹并未做市场调查，他只是凭着一种直觉往袁州方向找销路。在他看来，袁州的金瑞、洪塘，尚林、石门岭一带地处边远山区，窑货这类的生活日用品家家都用得着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如今我把现货送上门去，山里老俵不晓得有多高兴！果然，爹试了几次每次都销售一空，一些未买到货的人还叮嘱他下次送去，销路就这样打开。

每当夜幕降临，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就会倚靠在大门边等候爹回来，每次都那么准时。大约到家数百步远，爹就会习惯性的咳嗽一声，像是某种暗号更像是向家人报个平安。

卖窑货所经历的艰辛是外人无法体会到的。爹跟我说过这么一件事，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日子，他挑着窑货路过一个叫垭柱岭的山坳，从山顶到山脚约有一里多路，十分陡峭。恰好那天路上结满冰块，稍不小心随时都有滑下山去的危险，不仅窑货难保连性命也会搭上。爹进退两难，愁眉紧锁，最后他下了狠心，脱掉鞋子解了根绳子绑在只穿袜子的脚上，挑着窑货一步一步的往下挪动，一段不远的石板路差不多走了将近一个钟头，硬是人货两安。爹打趣的说，碰到这种情况一定不能心慌要沉得住气，办法总是想出来的，如果打退堂鼓把窑货挑回来就不划算了。

后来我听到一个笑话，古时有位乡人也是挑着一对瓦缸路过一个山坳，走到山顶稍不留意一个缸子不慎掉下山去，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乡人气得没法心想这缸子必破无疑，另一个留着也不好处理干脆拿起扁担将剩下的一个打得粉碎。事后乡人出于好奇来到山脚下探个究竟，哪知道缸子竟然完好无损，他一怒之下又扬起扁担劈了下去，就这样一对瓦缸毁在了乡人自己手里。哎呀，真的是太搞笑了！遇到这种情况若是他也能像我爹一样沉着应付，憾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爹在拼命挣工分的同时用“担脚”、补套鞋挣来的钱供家里买油盐，替我们买衣服，买吃、缴书杂费等，维持着一个9口之家的生活开销，不显得捉襟见肘。外人好生诧异甚至有点嫉妒，那又有什么办法呢？靠力气凭手艺换来的钱永远都是光明正大的。我爹公开讲，担脚好挣钱你们也可以去挣呀！后来也确实有人尝试过做这种苦力，但没有几人能坚持得住，不得不佩服我爹的毅力。

爹在补套鞋、担脚的过程中，付出了汗水也收获了快活。那些年他在袁州那边先后结交了4位“老庚”，乡音不同彼此却无话不谈。这些“老庚”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没啥文化，家境一般，他们中有的甚至与爹并非同日同时出生，就因为情趣相投所以才走到了一起，并当亲戚来往。1990年12月我爹去世，因口信未能送达几位“老庚”均未到场。其中一位瘦高个“同姨爷”获悉噩耗后专程来到我家，在爹的遗像前嚎啕大哭起来，见此情景所有的人都唏嘘不已，天堂里的爹若是看到这一幕想必也会心里颤抖的。

爹仅读过两年私塾，深知没文化的艰难。他希望子女发奋读书，不要步其后尘。这也是他辛勤劳作舍得供子女读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七个兄弟姐妹就我读的书最多，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直至我参加工作为止。

1966年9月，我在岭东小学毕业考取株潭中学。报到那天，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箱子，直立式的，很是笨重。他用箩筐一头装着大米及被子、衣物等简单的行李，一头装着这个箱子，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赶。翻越大关岭时我累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爹鼓励我说，从学堂到家里有15里路，以后每个礼拜你都得自己来回，不吃点苦哪行？

那天他带了20元钱，交了15元学杂费，剩下的留给我吃伙食。

在株潭中学初、高中连读的五年半里，爹来看过我4次，主要是送菜和生活费，仅有一次是参加学生家长会。

高中毕业之后，我转而去麻田共大进修了一年物理，县里本打算培养我们做中学物理老师，结果中学没有去成被乡教办安排到荷岭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

大概从这时起，爹从我身上看到了一缕曙光：已经成年的儿子终于有出息了，能替家里挣钱了！我代课的1973年，村里除去寒暑假按10个月计算支付我240元工资，还另行分给我200斤工分粮。我把工资交给母亲，稻谷由爹分两次挑回家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父母的回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1976年，是我从荷岭小学返回本村田心小学担任民办教师的第三年。这年5月6日，我突感身体不适，牙关紧闭，胸部发闷，服了几包中药后效果全无，竟出现抽筋症状。母亲急得大哭，爹亦不知所措。经赶紧送往万载人民医院抢救，方知得的是九死一生的破伤风病。我在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全靠爹守着，替我拿药、喂饭、洗衣服等，一步也不敢离开。叔父帮忙跑腿，母亲则在家里想方设法筹集医疗费用。幸亏救治及时，我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生命逃过一劫。

这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几十年来，我一直心存感恩之心：感谢党和政府给我第二次生命，感谢现代医学发明出治疗破伤风的良药，感谢县人民医院白衣天使妙手回春的高超医术，更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叔父以及所有帮助我逃出灾难的人!我永远记得他（她）们，永远忘不了他（她）们！

时光如白马过隙。大病之后又经过了很多年我不知不觉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同时个人命运也在发生改变。1982年7月，我从宜春师范首届民师班毕业，之后回到岭东柴田小学继续当了两年老师，再以后就调县里工作了。

那个时候我已结婚成家，老婆是民办教师，两个儿子相继出世。我虽然身在县城，但家还在农村，1986年兄弟分家以后家里有几亩责任田，田里的农活全靠妻子打理，爹很少帮忙。

爹自有他的想法，儿子们都成家立业了，应该自己做主了，做大人的何必再象年轻时那样累死累活呢？何况帮得了老大就帮得了老二，干脆谁都不得罪，倒落得个清闲，大家都有话好说。

不过有一点让我无法理解，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发觉爹的性格变得敏感、多疑、偏执，甚至还有点小小的“自私”。他替别人烧制窑砖每块收费0.11元，而帮我做非得0.13元不行。孩子爱吃零食，我老婆打算用爹砍的柴火泡几锅番薯片，却被他当场拒绝。

平时爹与我叔、舅几个在一块聊天，说得最多的就是子女要如何如何赡养大人，每月要多少斤大米，多少斤食用油等等，生怕儿子儿媳会亏待了他们。而且，我每次从县城归来，总能听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它让我意识到，大凡儿媳妇进门都会遇到一个共同的问题：婆（翁）媳关系不好处理，谁对谁错难以定论，做儿子的如同老鼠钻风箱两头为难。

我不完全站在做丈夫的角度偏袒妻子，埋怨父母不妥，既要理解妻子，也要体谅父母。我经常劝慰父母端正心态，真正把儿媳当自家人看待，不要存有偏见。同时保持与妻子沟通，尽可能化解她心中的委屈，不要去与大人计较。象泡番薯片这类的事情肯定是爹做法欠妥，不同意也就罢了。天底下哪有爷爷奶奶不爱自己孙子的道理？或许他真的是想把柴火留着酿酒，把孙子吃番薯片的事给忽略了。

爹进城办事很少来找我，他知道我工作忙，经常下乡。有人知道他儿子在县政府机关上班会当面夸奖几句。这时爹总是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这都多亏了组织的培养教育”。1987年春节，政府院内工作人员在食堂聚餐过年，我爹我叔恰好赶上，好酒好菜吃得特别开心。一次，爹在县城买了一瓶猪油顺便到金三角附近补双鞋子，不知咋的放在身边的油瓶竟被人顺手牵羊拿走，爹气得没法却又无可奈何。我知道后赶紧买了一瓶同样的猪油给他，让他有“失而复得”的感觉，为的也就是博得爹宽心，不要因这点小事回家闹矛盾。

1990年10月23日，爹披着我妹夫送给他的那件军大衣来县城看病，精神状态特别不好，脸色蜡黄，容貌憔悴。我问他这是怎么了？他说最近一段时间腹部隐隐作痛，象针扎一般，与以前得的病大不相同。我带他到金山角人民医院二部检查，医生让我爹平躺着在其腹部挤压，一下，两下、三下……结果出来了，爹已是肝癌晚期，活不过三个月。

这无异于晴天霹雳！我顿觉天旋地转，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残酷事实。

肝癌乃癌中之王，治愈率极低。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爹走向生命的终点么？我心有不甘。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联系到以医治癌症而享誉万载的胡安黎医生。当时我调入县委组织部已有两年多了，单位用车比较方便，领导对我的情况十分关心。白天没空我就利用晚上请司机接送胡医生，每周1—3次。胡医生治癌症以中草药为主。爹说，吃了他的药感觉不那么疼。而胡医生解释，这是里面放了麻药，有活血镇痛之效。

肝癌总是难以治愈的。尽管胡医生作了很大的努力，爹的病情仍是一天比一天加重，整个人瘦得就剩下皮包骨头，已经处于回天乏力的状态。就在这年的12月初九上午，堂弟敏兴打来电话，告知我爹已于头天子夜不幸离世。噩耗传来，我心如刀绞当即伏在办公桌上失声痛苦起来。

后来听我妻说，爹走的时候头脑一直处于清醒状态。临终之前还特地请人把她这个儿媳叫到身边，象是反思象是内疚更象是遗言。他说的话让我妻很感动，直到这时我妻终于明白，爹的心是善良的，以前所有的不愉快都是一场误会。他深爱我的母亲，几十年相濡以沫；爱我们兄弟姐妹，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养大成人；爱儿媳儿孙，经常夸我妻有知识和才华，一手字写得漂亮。他的小孙子文俊3岁时得过一场疑似肝炎的疾病，爹肩扛锄头上山寻草药差点被毒蛇咬伤……

爹从出生到离世只活了63个年头，他本不该走得如此仓促，因为好光景才刚刚开始，该他享的“福”还未享到。每当看到村里的老人们在家颐养天年，定期领取国家老年（长寿）津贴和农耕补助，享受着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享受着村里每年安排的免费旅游等等，我不免喟然长叹：“爹啊，你若能多活几年该有多好！”

作者简介：

郭久兴，男，汉族，江西万载人，大专文化，中共党员，1955年重阳节出生。为图吉利，被祖父取名为久兴，意为永久兴旺发达。

1975年当民办教师时发表第一篇散文《育棕记》，1982年宜春师范毕业继续任教两年，尔后进入县委机关工作，先后供职于县委对台办、组织部、水务局、文联、文明办（归口宣传部）、广电局、文广新局等党政部门。1984年接触摄影，从此坚持一手拿笔，一手端相机，至今累计在各级报刊、网站发表文章及图片2000多幅（篇），获奖甚多。2006年11月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新世纪之声《爱我中华》活动表彰大会，被授予“爱我中华共创和谐优秀新闻文化工作者”，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005年12月加入江西省摄影家协会。主编大型文集《名留万载》、《岁月存真》，分别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和中国文化出版社出版。另有《万载欢迎你》、《和谐万载》等多本画册推出。个人文集《心路》即将出版。2015年9月享受副处级非领导职级待遇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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