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连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70）
原著连载（70）
第七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特征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体现在社会历史观上，主要是围绕人与社会的关系展开的。
［隆礼重法］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江泽民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关于道德与法辩证统一的观点，对中华文化主张“隆礼重法”的治国理念加以扬弃，并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治国经验，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2000年6月，他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91页）2001年1月，他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00页） 胡锦涛总书记在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我们认真学习江泽民“关于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
在“文化大革命”中，德治思想遭到粗暴批判和否定，其影响所及，导致一些领导干部把道德修养看做“细节问题”，认为没有必要小题大做。我们制定了许多法律，也惩治了不少贪官，这无疑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为什么腐败问题仍有蔓延之势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具体、深入、有效的思想道德教育，致使一些人精神空虚、价值观错位。这恰恰印证了孔子之言。事实告诉我们，无限夸大道德教化的作用固然不可取，但是，贬低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同样是要不得的。法律所规定的只是强制人们遵守的道德底线，而理想、信念、道德教育才能引导人们明善恶，辨美丑，知荣辱，具有奋发向上的人生追求，从而在全社会形成弘扬正气的巨大力量。
在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对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治理国家的两种根本手段。生活在2500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经看到法律和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已经看到人们的道德面貌、道德思想和道德素质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重要作用。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所谓“道”，是领导、引导的意思。孔子认为，用行政命令去实施领导，用严刑苛罚去整治民众，民众虽然会因为畏惧而求免于处罚，但是却不知道违反法律是可耻的。因此，他们就不可能在内心中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而只是力求逃避法律的惩罚，甚至想方设法去钻法律的空子，一犯再犯，从而陷入邪恶的深渊。这种强制、压制的手段，其效果必不能深入人心，使民众感而自化。用仁德去引导民众，用礼乐去教化民众，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而且会收到人心归服的效果。
从上述孔子关于“政”“刑”和“德” “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没有绝对地排斥属于法治范畴的“政”“刑”，只是认为两者比较起来，“德” “礼”更为优越而已。孔子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里仁》）君子的心中一直以刑罚的尺度为行为准则，而小人是以物质利益为准则的。孔子强调刑罚应当在礼乐的指导下施行，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论语》中的“刑”字，既有刑罚之意，也有刑法（法度、法则）之意。法家对我国法律文化的一大贡献，就是把“刑”和“法”分离，“法”被赋予法律的意义，刑专指刑罚，隶属于法。
孔子儒学的主要继承人之一荀子，出生于战国末期的赵国，而更多时间活动于齐国和楚国，这使他的视野更为宽广，学术内容和背景更为丰富，对百家学说兼采众长。尤其是商鞅变法使秦国强大起来的事实，使荀子进一步认识到法制对于国家富强的作用。在“礼”与“法”的关系上，荀子继承孔子的观点，认为礼是高于法的。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劝学》)、“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而对于法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荀子却突破孔子，吸收春秋以来法家思想的成果，用以改造、充实传统礼学，克服了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的对立，提出了 “治之经，礼与刑”（《荀子·成相》）的观点，主张治国应礼法并用。他提出的“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荀子·大略》）的观点，把儒家仁义王道之礼治与法家强力霸道之法治有机结合起来，使两者在政治层面和法律层面上交融互摄，是荀子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荀子认为，不进行礼义教化而单靠刑杀，结果必然是刑罚越来越繁重但却不能制止犯罪；如果只进行教化而放弃刑罚，犯罪的人受不到应有的惩戒，同样不能制止犯罪。只有礼法结合，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收到制止犯罪的效果。荀子关于“隆礼重法”的思想，熔儒法为一炉，成为历代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的基本国策。诚如谭嗣同所说：“两千年来之学，荀学也。”当然，他据此把荀子之学称为“乡愿”，我是不赞成的。
孔子和荀子的上述思想，对于我们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哪些宝贵的启示呢？
——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我们对法治的重要性看得比较清楚，不断加强法制建设，在改变“人治”状态方面，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和举世公认的成绩。但是对德治的重要性却认识不够，甚至忽视了德治的作用，致使一些精神失落、信仰危机、道德滑坡、行为失范以至社会生活各种领域中的违法犯罪现象，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法治也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使我们认识到，法律是外在的“他律”， 道德则是内在的“自律”；法律重在惩罚已经违法犯罪的人，道德则重在教育尚未违法犯罪的人，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不去犯罪；法律的规则是有限的，不可能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生活中相当多的问题需要通过道德教育来解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刑罚是治标的，而道德建设才是治本的。在抑制犯罪方面，法律能惩“贪”，道德能养“廉”。因此，只有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只有大力加强道德建设，才能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使法制建设得到有力保证，从根本上维护社会稳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法治，而且也需要德治，“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相辅相成，应当成为我们治国的一个基本方略，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能达到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必须从“法治”与“德治”相关联的角度推进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法律与道德功能不同，调整的社会关系层面不同，应根据所要调整的各种社会关系，统筹兼顾、整体考虑。从“法制建设”的实践来看，法律的创制和运作必须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立法要注意法律的道义基础，根据客观实际，把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直接纳入法律的规范中。法律的主要功能在于“惩恶”，因而在“劝善”方面有着自身先天的欠缺与不足，需要道德来加以支持。从“道德建设”的实践来看，道德的主要功能在于“扬善”。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主要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依靠个人的自律来推动的。道德的特点在于自觉，但事实上道德自觉决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巨大的利益驱动面前，单纯的道德说教有时会显得苍白无力。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一开始往往也要借助于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因而 “德治”也离不开“法治”的支持与配合。法律所维护的是最基本、也是最低限度的社会道德，道德建设则要把遵纪守法作为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提出来。对于那些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和现象，客观上也必然要求运用法律来加以制裁，在立法时予以适当规范。这样，才能使法治和德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针对一个时期以来“醉酒驾驶”给群众生命安全带来的严重威胁和伤害，人大修法使“醉驾入刑”，这是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严重违背社会公德问题的一个范例。
——必须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的同时，努力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道德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例如，如何正确处理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等。总结改革开放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江泽民提出在坚持“依法治国”的同时，还必须“以德治国”的思想，深刻揭示了道德建设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的具体运用，也是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党中央动员各方面力量反复研究，于2001年9月20日制定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6年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些重大举措，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深入开展。德治是中华文明政治思想的主线，是中华民族的“国魂”。加强道德建设，既要十分珍视并认真传承德治思想的精华，又要结合新的形势创新发展，建立适应新时代的道德体系。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观，摒弃了传统德治思想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把治国希望系于君主一人、夸大德治作用而对法治重视不够等局限，它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德治”； 是以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为基本内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促进现代化建设发展服务的“德治”； 是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感化作用，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公务员“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通过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影响和凝聚广大群众，改进党风、政风、民风的“德治”；是在肯定“法治”的基础上，把“德治”与“法治”看做具有同等重要意义，并行不悖，并驾齐驱，共同维护和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德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