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漫谈】龙注河的枣树——“独一”
家乡一带，要表示唯一的人、事、物，常有人说：龙注河的枣树——“独一”。
在博兴县上了岁数的人中，这句歇后俗语，和语中的“龙注河”（今为县内最大自然村“龙河”）一样，很有名。龙河村，今属吕艺镇，又分为五个行政村龙一、龙二、龙三、龙四、龙五。村庄地处小清河北岸县内陆势最低、面积最大的大洼---龙河洼。
“一百多年前，村庄周围地势低洼，长年积水，芦苇丛生，名称水寨。村里的孩子去外村走亲戚，被戏虐为头顶茅髸（芦花）的孩子。”——《龙河村记》赵春颂主编。
书中又记：“清光绪二十四年，黄河决口，淹没村庄。据说，当年村里被大水冲得只剩下村里周云柳家的一棵枣树挺立水中，由此产生了歇后语‘龙注河的枣树——独一’。”
或许这是一句仅流传于家乡区域的俗语，但其社会历史背景却是广泛的。黄河水患，自古有之，岂止一省一县，一方一地，又岂止百年、千年？仅在近代，黄河三角洲地区，从光绪十年至三十年间就经历了四次黄河决口。这句来历已逐渐被后人生疏的俗语，是有史以来黄河流域无数黄患水灾的缩影；今天看来似乎多少有些轻松戏说的俗语语义背后，是当年黄泛区千百万灾民的血泪。
千古岁月，万里黄河，只有到了新中国，才消除了这大河大患，更变大患为大利，造福亿万人民。单从这一点看，那些热衷于崇拜三皇五帝，歌颂唐宗宋祖，赞美乾康盛世，却拿新中国建设中难免的错误现象，诋毁党的事业，诋毁人民领袖的人，不是狭隘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再看当前的“新冠大疫”，如果不是今日国家强大，领导英明，不知还有多少国人遭祸殃。今日中国，为有史以来最文明、最强盛。
再回到俗语本身。这句家乡俗语的背后，除了反映当地历史上黄患频频，百姓屡遭灾害的社会背景，还关联着一个代代传承的优良村风。
龙注河庄大人多，周、赵、牟、崔四大姓氏为主，多姓杂居，但自古邻里亲睦，民风和善。据《龙河村记》载：“清朝咸丰三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北伐路过此地，见该村百姓亲热和睦，赐名“亲睦寨’。”
此述虽未见于正史，但亲睦一说，绝非妄称。把村庄冲得只剩一棵枣树的那次洪灾之后，就发生了验证龙注河人亲睦传统的故事。
洪水过后，浑浊的黄河水留下了厚厚的淤泥，原来沟塘湖沼众多的湿地，变成了一马平川的十里阔野。本属一家一户的田地、苇塘，多数被深埋在地下，没留下一点边际，那这大片的土地该怎么划分呢？要知道，自古民以食为天，土地历来是最重要的财富资源，更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的命根子。古今中外，为争夺土地，闹出人命，甚至发生战争的，屡见不鲜。何况过去，龙注河，涝洼遍野，水多地少，面对突然天降的十里沃野，谁又不心动呢？因此，土地归属，成了考验庄民智慧，更是检验村风民情优劣的问题。
土地私有化时代，地产所有权，以地契为凭证，正如常言所说“私凭文书官凭印” 。然而旧时代，法纪混乱，民情复杂，契约文书，官私并存。盖有官府红印的，称“红契”，一般是良田上地。摊丁入亩，按地缴税，所以地亩数明确；但还有不少新开荒地，以及民间私自买卖的地产，为逃官税，只有没加盖官印的白纸私契，即“白契”，其中许多没有明确的地亩数。这样的地块也难免被淤泥掩盖；原先的水洼苇塘，类似山岭坡地，形不规则，面积难以丈量，即使有地契文书，也或许是只有个四至边界的记述，不像良田土地那样有确切的地亩数，淤成了平地，连个位置标记也没了；更有那原本无人要的众多荒塘深沟，水灾后也成了良田，同样存在归属的问题。
据博兴县烟草公司的滕守刚先生讲述，他听家里老人说，其祖上有老人见多识广，当年被龙注河庄请去帮助解决此事。
听滕守刚先生说，老人看到那些高地上还堆积着没被洪水冲走的苇草垛，就联想到，苇草的多少，与苇塘面积密切相关，于是提议，除了有凭有据地亩之外的苇塘，以各家苇草的多少，按亩产量计算地亩。
虽然不是龙河人，但我觉得滕守刚先生的说法合情合理，因为按常理，这么多年后，一个不关任何名利的故事流传，是不会空穴来风的。
后来，向龙河村周景孟老师询问，得到庄里退休村领导周树秀老书记的回复是：“曾听老人们说，那时请了外面的一个明白人给分的地。”这就和滕守刚先生说的吻合了。
庄里至今还传说:这个明白人，到坡里走了一趟，就知道全庄有多少亩地。
清代田土的计量规制，基本沿袭明代。《明史·食货志》载：“凡田以近郭为上地，迤远为中地、下地。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亩，亩百为顷。”所谓“步”，乃是古老的长度单位。以此长度制作的丈量工具“步弓”，其尺度等同另一种丈量工具“杆子”。清代，博兴境内，一大亩为七百二十平方杆，也就是七百二十平方步。杆子是直条的木杆，而步弓则是弯弓状。之所以叫“步”弓，又因其是模仿人的跨步而制作。跨度即尺度，在清代为营造尺五尺，约等于人左右腿各迈一方步，故谓之“步”。因此，人们也会直接用迈方步丈量的办法，来约计长度或面积。由此推断，滕老先生不但想出了以苇草产量估算各家原有苇塘面积的巧妙办法，还用“以步丈量”的方法，估算出了新淤土地的面积，以便计算划分。
由于事隔久远，详细的分地方案，现在已无人知晓。例如，在封建制度下，丁男、丁女是否有别？老人、孩子是否相同？等等。庄里上些年纪的人也只知道那时，有的一家分几个“名字”，或几家分多少“名字”。据周景成老师讲，这“名字”应是土地分配方案的面积单位。听周树秀老书记说，一个“名字”为大亩二亩二。现在分析，这一个“名字”，大概是“几个人人均所分土地亩数的和”。那么由此简单理解，一个“名字”假定是五个人均分地亩的和，那一个十口之家，就分两个“名字”的地；一家三口，一家两口，那这两家就共同分一个“名字”的地。
之所以“用几个人均分地亩之和”为一个分配单位，而不以人均地亩为分配单位，推测原因，可能是以较大地片为单位，一可以减少丈量环节，降低分配难度。二可以避免因划分过细，类似“一秤进，千秤出”，而导致总地亩和人均单数之间的误差。
至于把地亩单位称作“名字”，大概是分配过程中，把所有按“几个人人均地亩之和”丈量好的，二亩二为一方的地片，对应人口数，分配到家家户户。为了分配有序，一个单位的地片，记在一个人的名下，写在纸上，或记录存档，或抓阄排序，认领地片。这样，与人名关联了的地亩分配单位，就成了一个个的“名字”。
所谓“名字”，也许不是随意的称谓，而是古老法律术语“名田”的民间通俗叫法。名田，即“以名占田”，是在国有土地上进行的一种均田制。是把土地登记在私人名下以确认其私有权。是封建政权对私人占有土地以有条件的认可。按封建法律传统，“其地有草者，尽曰官田”。从这层意义上看，当时除了有地契的田地、苇塘为私人地产外，原先无主的荒塘湿沼，淤成了平野旱地，其性质应为不属个人所有的官田。因其在龙注河地界，官田私化，分归于民，合法合理。推断滕老先生懂法知律，或者有官府背景也未可知。
自然状态下的家庭人口结构，必定很少是一家正好分到一个或几个整“名字”的地。大多数家庭是互相结合到一个或几个“名字”中。同一个“名字”之中各家土地的再划分，也可能就以这个记名的人为主，自行解决。由此降低了总组织者的劳动量和分配难度。并且，如果按人均亩数丈量分配，可能因划分次数多，而可能出现的总地亩和人均数之间的误差，也因此得到了合理分化。可见滕老先生足智多谋。
虽然当年具体的分地细节，现在已无从知晓，但从龙河庄历史上的众多流传轶事中，向来没有因淤地分配引发重大纠纷的传闻来看，当年的土地划分是很顺利的。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一个万全之策，因为其中的问题是明摆着的，除了前面所列，再如，有的人家的苇草可能冲走了等。滕老先生虽多谋善断，也不一定能做到万全。之所以顺利无争地划分好，自然离不开村民相互谅解礼让。一句话，如此重大难题的解决，除了滕老先生的智慧，最重要的还是仰仗村民亲睦，乡情醇厚的风气。
现在乡人们依然记忆犹新的那些后来的众多事实，也证明了龙河庄人，具备足以承受起十万亩沃野天赐的优良村风。
听周景成老师讲，其祖父传唱给子孙们一句歌谣:“叮叮当，叮叮当，两个‘名字’在官荒。”透过歌谣，仿佛看到那时，春光秋野之中，悠悠牛铃声里，分得土地后的庄民怡然劳作的祥和情景。百年来，龙河村民，和睦相处，辛勤耕耘，把这用曾经的苦难换来的天赐良田，经营成了博兴最大的丰产粮仓。自此民殷村富，成就了农业主产时代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戏言用“涝雨和蒜”“卷子（馒头）打坝”的龙河村人，是出了名的豪爽大气！最典型的是合作化以后，约占乡镇四分之一人口的龙河村，几十年一如既往地承担了全乡镇二分之一的公粮任务，便是龙河人醇厚民风的客观体现！这种“龙江风格”，在博兴县大概也是“龙注河的枣树---独一”。
编后语
此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龙河村周树秀老书记周树杰老人、周景孟老师、周景成老师的热情帮助，深表感谢。囿于水平或调查不深等原因，相关内容若有失实、失误，恳请知情人士指正，权作抛砖引玉，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刘东辉，博兴县吕艺镇刘官村人。教师，爱好读书，关注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