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猷华：花衣迷离｜散文

陈济身：我和抖音问题｜随笔

文/陈猷华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我一直相信自己的记忆能力很强，但近来却对一件花衣产生了疑问。

很多年前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和几个新同事去逛县城回来，刚走进宿舍区，就见三、四、五号楼所在的坡上浓烟滚滚，很多人都往那里跑去。发生火灾了！我们也往烟雾弥漫处冲去。

在五号楼前的平坝上，我碰见一位手端脸盆的女孩。她清清秀秀的，梳着两条短辫，身穿半旧的白花粉红底的衣服，额前的发丝都被汗打湿了。她招呼我说，是三号楼起火了。我折身就往三号楼跑，她在身后喊了声，注意安全，别上房顶！

我回头望了她一眼，烟雾之中，只看清她的红衣，觉得她像一枝含苞欲放的荷花。就在这一刻，我的心受到了触动，感到并不熟的她有一种旧友般的亲切感。

那时，我们都是刚离开农村的知青，被招工到这家“三线”单位才一个月，新职工培训班还没有结束。那时她未满18岁，我刚满20岁。由于火灾时的相遇，她给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时眼前会闪现出她轻盈的身姿。

培训班结束后，我和她分到了同一个车间，接着一同前往省城东郊的老军工厂实习。将近三年后，我从实习工厂回到山沟的“三线”单位，与先回来一年多的她确定了恋爱关系，再在四年后，达到当地规定的晚婚年龄（男女加起来达到51岁以上）时结婚。

多年后，我和妻子晚上散步时，好几次谈起当年的那场火灾，我老说她当时穿的是一件白花粉红底的衣服。但妻子总坚持说，她当时不是穿的那种花衣，而且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件白花粉红底的衣服。我说，你是不是记不到了。她嗔怪说，我自己的衣服，总比你更清楚吧！她的话，弄得我很惶惑，我相信自己的记忆能力是很强的，怎么会出错？

有一年春节，我回到故乡小镇，在街上闲逛时，遇到我当年下乡插队时的一个农民朋友。他稍寒暄几句，就问：“你老婆是靳老师的女儿吧？”

我有些愕然，回答说，不是。

他笑了，很理解的样子：“离婚了吧？”

我提高点声音说，我老婆不是她！轮到他瞪大眼不解地望着我。我问，你听谁说的？是不是你搞混了，把我走后其他知青的事安到了我身上？他分辨说，怎么会错？队里的人都说你娶的是靳老师的女儿，叫什么英的。

农民朋友走后，突然有一个记忆在我心中复活，让我浑身一震，感到非常惊愕，觉得不可思议。

那个已尘封多年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镇上小学的靳老师有个女儿叫靳英，是我初中同学，初六八级一班的，比我低一个年级，当时是一个苗条、俊秀，大方而活泼的女孩儿。

1966年底，我和靳英都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徒步长征串联队”。因为当时是冬天，徒步串联队的计划是先下贵州（遵义），再折向湖南（韶山），然后春暖花开时节进京。四十多个同学的年龄在13-16岁之间，大家都背着折叠得四棱四角的背盖卷，背盖卷上再压着一个装衣物的背包，都穿着旧军装，头戴统一制作的银灰色的“红军八角帽”，我们走在云贵高原崇山峻岭之间的蜿蜒路道上，非常引人注目。

我们是1966年12月底翻越险要的娄山关的。当时天寒地冻，路面非常滑，但摔到地上却打不脏衣服，因为地面有一层薄冰。途中，举着串联队旗帜的原来是六六级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同学，他也忍受不了寒冷，于是把旗帜换给我举。我虽然低一年级，但一路都是走在前面的，自然成了“候补”旗手。寒风呼呼地刮着，我赤手举着旗帜，不久手就被冻红了，觉得手掌都快粘到冰凉的竹旗杆上了。但我仍继续举着，没有再传给其他人。

有人从后面匆匆跑来，喊我等一下。我回过头，见靳英呼哧呼哧地追上来，她取下脖子上围着的暖融融的围巾递给我，要我用它包手。她眼睛大大地盯着我说，手冻坏了很麻烦的，快包上吧。我也没有推让，就接过这条软和的花格围巾，把它缠到右手上，然后就举着队旗匆匆赶路了。

好像靳英当时穿的，就是一件白花粉红底的棉袄。她穿着棉袄，仍身姿轻盈，燕子般在队伍中跑前穿后，一副不知疲倦的样子。

女孩的围巾，应该是很珍贵的吧，尤其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在那个寒冷冬天的艰辛路途上。

串联回来后。有天我站在家门口，靳英和另一女同学从街上走过，我们相视一笑，都没有说什么。再后来下乡插队，我都一直没有见到过她，数十年也没有任何联系，农民朋友的话不知从何谈起？是不是冥冥之中上天在暗示什么？

人们都有这种经验，把一根直直的筷子放到盛满水的脸盆里，会看见水中的筷子弯曲了，这就是水的折射现象。也许时间久了，记忆也会发生折射。会不会是数十年过去，靳英当初身上穿的那件白花粉红底的棉袄变薄了，变成了一件春天穿的单衣，而且从她身上，再幻化到了我妻子的身上？

白花粉红底衣裳，我心中的谜。

【作者简介】陈猷华，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市南岸区作协常务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