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救中共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的故事（下）

李兆建/文

中共台属特委的领导同志会集黄岩后，立即部署营救工作。经过多方努力，打通了与国民党黄岩县长徐用的关系。同时，林尧的父亲又通过林尧好友、国民党台州督察专员公署视察员周汉伟出面作保。因在林尧身上找不到证据，徐用便以“抗日言论过激，涉嫌异党宣传”的案情进行结案，将林尧保释放出。

然而，国民党警察在刘清扬身上搜出带有报告书、决议案及笔记本等共产党的文件，尽管刘清扬自称名叫王以德，说自己是一个没识几个字的商人，这包东西是别人托带的，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国民党黄岩当局已经将他作为要犯关押起来。

这时，黄岩警察局从刘清扬身上搜到的笔记本中发现有温岭冠城二小等3个通讯地址，便电告国民党温岭当局，温岭当局根据这一线索突击搜查。结果，这3处温岭党组织机关遭到破坏。这进一步证明王以德是“异党重要分子”。黄岩警察局对刘清扬上了镣铐，严加看管。此时，中共台属特委试图通过隐蔽在黄岩警察局内的一名共产党员，在夜间偷偷打开拘留所的大门，让刘清扬潜逃出拘留所。但是，这一营救行动落空了。

第一次营救行动失败后，台属特委领导人分析认为：既然将刘清扬定为“共党要犯”，黄岩县当局肯定无权处置，一定会将其押解到永康的浙江省政府。当时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已迁到永康县方岩。从黄岩到永康，无论是走水路还是走旱路，一定要经过临海、天台。于是，台属特委决定在临海、天台两县接壤处实行“抢劫”营救。这项任务主要由临海县委负责，天台县委协助。中共台属特委组织部长张贵卿、武装部长丁学精也赶到了临海。6月初的一天，临海县委书记杨炎宾、宣传部长郑伯永，陪同张贵卿、丁学精到临海大石岩坑村，与当地党组织一起，组织人力，制定营救计划。计划落实后，张贵卿又去天台进行安排，丁学精留在临海，等待黄岩消息。

6月下旬的一天，丁学渊从黄岩警察局内线得知消息：刘清扬即日将由水路解往临海。丁学渊即派张志柏到汽船码头察看实情。张志柏到了码头，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走上“金汇源”号轮船，发现刘清扬手上戴着镣铐坐在船舱内，有一帮腰佩手枪的警察在一旁看守着。证实刘清扬已被押上船后，黄岩政工队的中共支部书记林卓当即用事先约好的密语，打电话告知在浙江省高等法院第四分院（设在临海城内）工作的地下党员刘熙春。刘熙春听到电话中说“黄岩有两箱货，已交金汇源客轮运往临海，请转告收货人，到时验收”，心里明白了，立即通过秘密联络点转告临海县委书记杨炎宾。杨炎宾亲自部署，由临海县委委员郑伯永扮成牛贩子负责跟踪，由大石区武装委员梁老四组织人员营救。中共天台县委根据台属特委的统一部署，也派出武装人员参与营救。

国民党黄岩警察局在押送刘清扬时，也动了脑筋，专门给他换了服装。刘清扬被捕时，身着长衫、皮鞋，是一身阔商人打扮。押送警察让他穿上旧短衣、旧布鞋，加上刘清扬有近两个月未理发、未刮胡子，这样一穿戴，成了一个“穷老头”。

国民党临海县党政要员听说是“共党要员”经过临海上解省政府，也想看个究竟。在这些人心目中，共党要员，能搞武装，能打游击，一定是个像“四大金刚”那样的人物。当把刘清扬押到临海时，他们看到这么一个“老头子”，都感到惊诧。与国民党打了十几年交道，有过多次被捕脱险经历、斗争经验丰富的刘清扬，一看这个场面，计上心来，来一个“假戏真做”。他立即趴在地上，用戴手铐的双手去地上拾香烟蒂，拿着烟蒂到这些官老爷面前讨火点烟，吓得他们倒退了几步。国民党官员问他哪里来、干什么的，他用满口的闽南话回答，谁也听不懂，弄得这些国民党官员大为扫兴。“带下去，带下去，派两个人把他送走！”于是，临海的国民党要员们产生了麻痹心理：这样一个其貌不扬的老头，不像是“共党要员”。

刘清扬由黄岩押到临海，住了一宿。第二天，由临海押往天台。在黄岩出发时，警察用一个班武装押送，并配有机枪。而在临海出发时，就只有两名警察，手拿警棍，没带枪支。这给营救工作带来了方便。

按照营救计划，预定的营救地点选在临海与天台交界处动手。郑伯永装扮成牛贩子一直紧跟在后，看到敌人如此松懈，觉得机不可失。郑伯永便找到岩坑村支部委员孙高禄，交代具体任务。孙高禄召集另外四名共产党员共同前往，参与营救。当孙高禄等五人到达百步岭头时，正好看到两名警察和刘清扬在岭头吃粥。他们便抄近道赶到临海与天台交界的上横陈乒乓岩附近，伪装成插秧农民在此等候。当敌人押着刘清扬走近时，只听“乓”的一声枪响，孙高禄等五人突然一拥而上，大喊道：“把我们的银行老板抢回去！”两个警察一见这种情形，吓得跪地求饶。

就这样，我地下党组织成功营救了台属特委书记刘清扬。当天，刘清扬被送到山里塘一位党员家中，第二天由党组织派人护送到天台欢岙隐蔽起来。

此后，根据浙江省委的指示，中共台属特委利用秘密建立起来的地下红色交通站，将刘清扬、丁学精、丁学渊等一批党的领导和骨干力量安全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和四明山浙东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