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些藩王的狼狈相比，开封的周王朱恭枵却是难得的“另类”。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李自成兵围开封，面对外无援兵、内无军饷的危局，周王慷慨陈词：“城垣既陷，身且不有，而况于金乎？”将自己王府财富尽数用来奖励守城军民。

受此激励，开封军民士气大增，李自成连番围攻均未能破城，其本人甚至还被守军射瞎左眼，被迫退兵。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二围开封，同样无功而返。

不甘于失败的李自成于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发动了对开封的第三次围攻，这一次李自成一改前两次攻城策略，在拔除开封外围据点后，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方式。

没想到，这一围足足围了116天。开封城虽然已经到了人皆相食的境地，但闯军还是没能攻入开封城内。

正当第三次开封保卫战以平局收场时，九月十七日，黄河溃决，全城沉没。据明朝事后统计，黄河灌城后，开封37万军民幸存者不足3万。

对于此次决堤破城，《明史》记载的很明确：“九月壬午，贼决河灌开封。”也就是说，围攻开封的李自成为了攻破这座坚城，采取了掘开黄河堤坝的方式，导致生灵涂炭。

那么《明史》的说法正确吗？

我们还得从李自成为什么要三打开封说起。李自成于崇祯十三年（1640）先后攻克河南大部州县，中州大地富商大姓皆躲入开封。可以说，此时的开封不仅积累有巨额的财富，而且还是李自成理想的建都之所。

所以，无论是出于抢掠金银以资军饷的需要，还是如《鹿樵纪闻》所言“自成欲据汴州自王”，李自成都要攻克开封这座堡垒。

但这就产生一个矛盾点，李自成既已围攻开封百日之久，城内饥疲困顿，这个时候突然将全城付之洪流，不仅得不到城池，更得不到城内金银财帛，而从事后“贼亦沉卒万人”来看，如果是李自成掘河灌城，有违常理。

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的确在当年六月的劝降书中提到：“如各延抗，不日决黄河之水”。但这不过是恐吓之词。

因为当时的开封城城墙高大坚固，周王在听闻李自成来攻后，又募民修筑坚厚如高岸的羊马墙，而彼时李自成大军驻扎地却在堤坝南岸的阎家寨，黄河决堤对李自成的威胁远大于对开封城的威胁。

所以，虽然开封战事紧张，但城内军民却从未担忧过李自成会采取决堤灌城的方式。2019年对河南开封周藩永宁王府的考古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

永宁王府遗址中先后出土了多达1600件金银玉器以及象棋子、簪等生活用品。此外，在前厅以及王府门前还先后发现了15具人骨遗骸，这些人骨姿态各异，均为泥沙倾灌掩埋导致的非正常死亡。

显然，永宁王府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被洪水吞噬的，财富、人员均未提前转移至高处。而另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九月，河决开封，贼先营高处，然移营不及，亦沉其卒万人”，可见李自成一方也是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决堤，匆忙移营。

这些证据都充分证实《明史》所言“贼决河灌开封”是错误的。

事实上，在崇祯十六年（1643），明朝兵科给事中李永茂就曾怀疑开封灌城背后另有黑手，他在奏疏中提出：“严云京实为祸首……汴民惨死，皆云京一决为之。”

严云京是谁呢？开封围城时，严云京正是明军河北援军首领。明制，陷藩者斩。严云京统率河北援军驰援开封时，开封已被围百日，一旦失守，驰援不力的严云京有被问罪杀头的风险。

但面对彪悍的农民军，严云京又不敢贸然出击。所以，河南巡抚高名衡和推官黄澍提议掘开黄河提拔，水淹贼军。但没想到的是，迅猛的黄河水将开封城也一并吞没。

事后为推卸责任，明朝官员将责任全归于“贼所为”，黄澍甚至因坚守有功还升被为御史。

但就连身在北京的外国人汤若望都知道：“一位朝廷的将官想要把李自成的军队一举而悉行歼灭，所以他竟把河漕高出开封地势之上的黄河南岸土堤掘开，用河水向城之四郊淹灌贼军。他本来以为开封城墙可以能挡得住奔来的水波，城内不致受害的，但是结果怎样呢？李自成军队大部分俱得自行救出，但是城内居民俱死于洪涛中”。

真正被蒙在鼓里的，只有那位一心中兴大明的崇祯皇帝。身边聚拢着的都是这样一些文臣武将，明朝亡的实在不算冤。也难怪崇祯自缢前会发出“文臣个个可杀”的感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