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香港制造：和大陆密不可分
香港经济的腾飞从来不是孤零零的拔地而起，自始至终都是与大陆深度合作，密不可分。
狮子山，形成于1.4亿年前，端坐于香港九龙塘与新界沙田的大围之间，面朝九龙西。沧海桑田，无声伫立，默默守护脚下的这颗 “东方之珠”。
自1842年开埠以来，香港从一个贫瘠的小渔村逐渐发展为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在香港现代化的进程中，香港制造业扮演了重要角色。跟其他产业演化的路径相似，香港制造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从早期的原始工业积累到中后期的产业转移，再到全面融入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每一个阶段都见证了香港发展的峥嵘岁月。
回顾香港制造业的各个时期，既得益于其自身特殊的区位优势，更离不开中国大陆提供的各种资源。
壹
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当时已经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纺织厂——上海申新纺织厂损失惨重。为了躲避战乱、保存民族资产，申新纺织厂不得不将原纱、机器外迁，并陆续在香港开办了大元、南洋和伟伦纱厂。其创始人荣宗敬，被誉为中国的“棉纱大王”，也从上海避居香港。
这只是当时众多内陆企业迁移的一个缩影。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苦难史，外敌入侵、内乱不断，战争的阴霾长时间笼罩在中国大陆的上空。
而香港则由于特殊的原因，政局相对稳定，一度成为战争中的“孤岛”，也被许多人当成了避难地。于是，大量的机器设备被拆解，通过火车、轮船源源不断的运往香港，又在香港重新组装；巨额的资金也以黄金、商品、股票等各种方式转移到香港。
据保守估计，仅在1947年一年时间，中国大陆就有超过50家的工业企业搬迁到香港，并携带着价值超过5000万港元的机器设备和资本。
这一段时间的香港对出入境限制比较少，导致了大量的内陆居民纷纷涌入到香港。1931年，香港人口尚不足85万，至抗战结束已经激增到160万人，而到了1949年，在香港这片不足一千二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承载的人口已经超过220万，并成为一个阶段性的数量高峰。
一些传奇人物也因各种际遇来到香港。其中，刚读初中的李嘉诚为了躲避战乱，跟随全家辗转从潮汕迁至香港，并寄居在舅父庄静庵的家里。包玉刚则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市场，怀揣数十万的积蓄与父亲一道来香港打拼。
抗战胜利后，邵逸夫的二哥邵仁棣将在香港的“南洋影片”更名为“邵氏影业”，没过多久，邵逸夫就亲自接管了这家电影公司。此时的他们尚名不见经传，却都在日后成长为企业界的巨子，搅动风云，叱咤商界。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资本、机器、劳动力、企业家，制造业发展的要素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香港集结完毕，而香港也实现了制造业的原始工业积累。在此之前，香港的制造业并不发达，比重极低，仅仅在40年代之前有过两次短暂的增长，如昙花一现，很快便销声匿迹；在此之后，香港本土制造业开始迅速崛起，香港工业制品的出口产值在1960年首次超过转口贸易产值，并成为带动香港经济发展的引擎。
若干年以后，许多人都认定这是香港制造业发展的起点。日后香港制造业的发展，产业格局的变化，以及与中国大陆千丝万缕的联系，仿佛都能从这里找到注脚。香港，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贰
1957年，李嘉诚在翻阅一本杂志时，注意到了一则关于塑料花的消息，意大利一家企业研发出利用塑料原料制成塑料花产品的技术。精明的李嘉诚从这里嗅到了商机，并决定赌上一把。于是年仅29岁的李嘉诚踏上了去往意大利的轮船。在意大利，他千方百计搜集关于塑料花制造的技术，购买了大量款式带回香港进行研究。回到香港，便宣布塑料花为工厂的主要产品，集中力量生产并取得成功，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李嘉诚“塑料花”的故事被视为励志传奇，也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抽丝剥茧之后依然能窥见那个时代产业发展的脉络。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便开始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在全世界寻找出口。而此时的香港，劳动力充裕，土地廉价，再加上之前从大陆转移的工业基础，成为了理想的产业承接地。世界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从西方转入东方，以纺织、服装、电子和塑料玩具等为代表的制造工厂在香港遍地开花。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深刻影响了香港制造业。一是美国放开了对香港工业制品的出口限制，为香港工业制品出口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二是香港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深海港口，为工业制品的运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成箱的纺织品、塑料制品在香港岛、在吉澳、在大埔被装运上船，运输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香港的工业制品迅速占领市场，并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在世界各个国家都可以见到MADE IN HONGKONG的标签。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香港制造业发展的黄金时期，1970年香港制造业占GDP的比例高达30.9%，这个比例也是香港制造业历史上的峰值。在香港这片小小的土地批量诞生了各种“大王”，包括皮革大王田家炳、皮带大王曾宪梓、电饭煲大王蒙民伟、钢铁大王庞鼎元等等，都在各自的制造领域成为佼佼者。
短短几年，香港经济便发生了地覆天翻般的变化。自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香港地区生产总值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中1963年、1972年、1973年、1976年四年的增速更是超过20%，而人均GDP则是在1971年迈过了1000美元大关，创造了香港经济腾飞的奇迹，前无古人。
后来的学者在研究东亚经济发展时，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称作“亚洲四小龙”。这四个地区或国家都是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并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的经验做法写进了教科书，被后来的无数模仿者奉为圭臬。这种发展模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畅行无阻，直到七十年代末期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
叁
七十年代末，两伊战争爆发，原油日产量锐减，国际油价从每桶14美元飙升至35美元，这也被称为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衰退，香港亦未能幸免。
原材料成本急剧攀升，土地、劳动力的价格也大幅上涨，香港的制造业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重要挑战。为了破解发展难题，香港将目光转向了中国大陆。而此时的中国大陆，文革刚刚结束，也在悄然酝酿一场变革。历史的进程将香港的命运与中国大陆的发展再次连接在一起。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规定部分省市可以试行来料加工。所谓的来料加工就是指，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原材料等，在中国大陆进行产品加工。
半个月之后，东莞的太平服装厂迎来了一位香港老板。这个老板带来了一个人造革手袋，要求工人按照这个样子再制作一个同样的手提袋。一没有图纸说明，二没有现成技术，工人们熬了一个通宵，终于用缝纫机拼接成跟原版几乎一模一样的手提袋。客人非常满意，不久便与太平服装厂签订了加工合同。——这也被东莞视为第一家来料加工企业。
几乎是在相仿时间，珠海的香洲毛纺厂、顺德的大进制衣厂扎堆成立，纷纷与港资合作建设合资工厂。因为其特殊的历史意义，对于究竟谁才是与港资合作第一厂一直存有争议。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因为就在当年年底，中国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伟大的改革开放进程，与国外资本的合作开始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展开。
来自香港的企业家携带着资金、技术加快了在大陆投资建厂的脚步。根据记载，刚刚成立特区的深圳市积极引进外资，首批就与香港客商合作成立了29家来料加工厂，涵盖皮革制品、五金、纺织等各个门类。
彼时的香港与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特有的现象：香港地区利用海外贸易窗口优势，积极承接订单，提供技术和原材料，扮演“商店”的角色。而紧邻的大陆珠三角则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进行产品的加工装配和制造，扮演“工厂”的角色。一前一后，合作无间，这种模式也被形象的称为“前店后厂”。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抗战时期，中国大陆的企业为了躲避战乱，纷纷迁往香港；改革开放后，香港的企业则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选择在大陆投资。企业来来往往，人员熙熙攘攘，仿佛完成了时空的一次轮回。
肆
通过“前店后厂”模式，香港的企业获取了大量的利润。但是在后续的产业路径选择上，香港却走入了迷途。
一方面，香港的企业忽视传统制造业的迭代升级，固守着老工艺、旧技术，长期吃劳动密集型工业的老本。作为对比，同为亚洲四小龙的其他地区或国家则是积极推进转型。中国台湾在1980年建成了新竹科学工业园，并制定新的经济发展计划，大力扶持自动化技术、高科技工业、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韩国则以政府为主导，力推半导体产业发展。新加坡在李光耀的带领下积极发展电脑制造和软件研发，企图占领新时期发展的有利位置。
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从制造业抽离，转身投入到回报率更高的房地产等产业。即使靠塑料花起家的李嘉诚也早已经不做制造业的生意，而是成为了房地产大佬和垄断行业的看家人。在福布斯评出的香港富豪中，前十名是一水的房地产商，没有一人来自制造业。
为了带领香港走出困境，特区政府推出了数码港计划。1999年，特区政府将如今被称作数码港的一块64亩土地批给李泽楷旗下的电讯盈科。当时的李泽楷承诺要用这块地皮发展高科技企业，不过最终这块地皮摇身一变，被开发成一片昂贵的海景豪宅，李泽楷获益数十亿港元。
数码港计划夭折，特区政府再次推出硅港计划。在特区政府的施政报告中提出科技兴港战略，要积极承接欧美国家转移出来的半导体及芯片制造产业，想要把香港打造成旧金山的硅谷。
来自台湾的张汝京受邀来到香港，意在投标地块发展芯片制造。不过这次香港人却赶跑了张汝京。很多香港市民怀疑张汝京是第二个李泽楷，只不过是打着高科技的幌子炒地皮而已，纷纷打出保卫香港的旗帜进行抗议。无奈之下的张汝京只能黯然离去，留下香港市民的原地欢呼。
离去的张汝京转身就被邀请去了上海。2000年，张汝京带领300多名台湾工程师在上海创立了中芯国际。在上海张江，中芯国际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仅用一年多时间便投片试产。几年之后，中芯国际便迅速成长为世界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同时也是大陆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
现在看来，香港赶跑的不是一个张汝京，而是背后300多名顶级芯片制造专家；香港错过的也不只是一个中芯国际，而是一个时代的发展机会。传统制造业转移至内陆，高端制造业缺少积累，关于香港制造业空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香港制造该何去何从？
伍
2018年9月，香港《大公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香港超半个世纪以来首间纱厂回归。这间纱厂采用新的生产技术，设立了3条生产线，每日能生产3吨循环再造纤维。未来的目标则是每日生产10吨纱线，并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在将军澳工业区等地开设新厂。
纱厂回归是一个信号。鼓励传统制造业回归香港，积极吸纳本地就业；同时通过新技术、新工艺为传统制造业赋能，推动产业升级转型，香港正在探索一条“再工业化”的新道路。
对于香港而言，“再工业化”不是一个新名词。早在2015年，特区政府就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局，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杨伟雄被任命为第一任局长。
刚上任的杨伟雄信心满满、壮志在胸，表示将推动香港与全世界最顶尖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推动智能生产，研究发展适合以香港为基地的工业，创造优质和多元的就业机会；研究和推出措施鼓励私营机构投资创新科技等等。通过启动香港的“再工业化”，逐步扭转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比例的下降趋势。
香港制造业振兴的另外一个契机则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合作。
2017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正式上升为国家顶级战略；7月，广东、香港、澳门三地签署了粤港澳合作框架协议，明确强调要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通读全篇，态度诚意满满，内容干货满满。纲要提及，内陆城市要加强与香港等地的科技创新合作，推动其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同时要向香港等地有序开放国家在广东建设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
粤港澳大湾区对外交通物流发达，上下游产业链完整，人才集聚，资源丰富，同时有着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各个地区如果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分工合作，无论是对于内陆城市还是香港澳门，都大有裨益。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错过的已然无法挽回，不过对于未来，香港仍有机会去追赶，只不过要付出比日常更为艰辛的努力。无论是来源于香港制造业的自身内生发展，还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强有力支援，香港已经在行动、在改变。
陆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世相随
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
携手踏平崎岖
我们大家
用艰辛努力
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狮子山下
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来自广西的香港歌手罗文为电视剧《狮子山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几十年来，狮子山精神已经融入香港的血液，成为了香港人的精神代表，象征着香港人不惧困难、拼搏进取。
2002年，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在汇报财政预算时，曾经引用这首《狮子山下》做结语。同年，朱镕基总理访问香港，在答谢晚宴上时也全文吟诵《狮子山下》。彼时的香港尚未完全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经济萧条，人们对香港的未来充满担忧，总理用这首歌词勉励港人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当下，香港经济发展、社会民生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正如总理在那次访问中讲到，“香港是中国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有希望、有前途的。香港能够克服困难，能够重振雄风”，不过最后他也强调， “希望寄托于香港六百万人民，寄托于年青一代，寄托于香港的大学生，寄托于前去机场欢迎的中小学生”，言犹在耳，意味深长。
期待狮子山下，不惧风雨；期待东方之珠，再放光彩。我们大家一起用艰辛努力，写下不朽香江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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