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求求您,帮帮我”:不是我麻木不仁,而是我无能为力

电话那头凄厉的哭声撕扯着徐老师的内心,当听到学生喊“老师,求求您,帮帮我”时,徐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但她却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其实这不是老师麻木不仁,而是老师无能为力。
给徐老师打电话的学生,姓吴,父母在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分开了,他跟着父亲。三年级的时候,父亲重新组建了家庭,到他五年级,同父异母的弟弟出生了。
此时,他母亲也组建了新的家庭,等他上了初中,他又有了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
徐老师是吴同学的班主任,从吴同学上初一开始就一直带着他。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吴同学早早就表现出严重的叛逆。徐老师说:“大多数孩子进入到初二才表现出明显的叛逆,但吴同学刚上初中就常常与老师反着来,还不断制造问题”。
在同学和其他老师眼里,吴同学就是地地道道的“问题少年”,也是学校里的“不安定分子”。
为了帮助吴同学,徐老师做了大量工作,她了解到吴同学的家庭情况,知道吴同学的大多数时间都待在爷爷奶奶家,或“外校朋友”家,因为他觉得父亲和母亲都不爱他。
他的这种情绪,加上他的叛逆,直接导致他经常与父亲发生冲突。好几次,他夺门而出,整夜不归。然而他父亲似乎并不担心,甚至还火上浇油,每次吴同学离家出走,父亲都会站在他身后怒吼:“有本事就别回这个家!”
有一天,他没按时到校上课,徐老师打电话给他父亲,没想到他父亲很轻松地说:“孩子昨晚不知道哪根神经又搭错了,跑出去了,一晚上没回来,大概有点情绪,不想上学。”还安慰老师:“没事的,等他脾气过了,就自己去上学了。”
“父亲不在意儿子,母亲一定会在意吧。我当时这么想,就打了电话给他母亲,谁知我又错了”,徐老师苦笑着说,“他母亲接到电话很不耐烦,说孩子不归她管,又说自己还要喂宝宝,没时间聊这事。”
一段时间的接触,徐老师深深地感觉到,吴同学身上的问题,不怪他,他只是受害者。
于是徐老师不再麻烦吴同学的父母,而是用自己娇小的身躯守护着吴同学,她不仅关注吴同学的学习,也定期跟他聊天、谈心。渐渐地,他们成为了朋友,关系越来越融洽。
到了初二,吴同学成为了徐老师的“得力助手”,搬书搬本子的事他抢着干,他对徐老师说:“你体格小,不适合做体力活,我个头大,有劲,费力气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唯一令徐老师遗憾的就是,吴同学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班上的“吊车尾”。好在他的性格不再那么急躁,情绪也不再那么极端,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吴同学的父亲不那么认为,他觉得儿子“学不出来”,仍然叛逆、神经质,所以他准备让儿子初三毕业就出去打工。他狠狠地说:“我这个不听话的儿子,一定要让他在外面吃点苦,让他知道挣钱的难处,不然总是那么自以为是。”
虽然徐老师极力反对吴同学父亲的安排,但她知道自己力不能及。
那年中考,“成绩不咋地”的吴同学,分数居然达到了高中录取线,他很兴奋地把好消息告诉徐老师。徐老师一边勉励他继续努力,一边与他父亲联系,旁敲侧击地了解他父亲的态度。
当他父亲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堆无关重点的话,且之后再也不接自己电话时,徐老师就有了不好的预感。果然,几天后,已经身在外地的吴同学给她打电话,一边哭着抱怨父亲和母亲的无情,一边恳请老师“帮帮他”,因为父亲不让他读高中,并给他安排了工作:跟随表叔在外地打工。
一个从小就敢独自一人在外过夜、中学阶段几乎没有流过眼泪的“小伙子”,当求学梦被击碎,瞬间就崩溃了。但徐老师对他的“求救”没有任何办法,她联系不上吴同学的父母,也不知道身在外地的吴同学的状况。最关键的是,她没有资格对别人父母的安排指手画脚。
“老师非万能”,很多一线教师都有这样一种感受。他们可以努力地去帮助学生,纠正学生身上的毛病,却没有能力阻止一些极端现象的发生。比如吴同学,不再受九年义务教育保护的他,大概只能接受被父母安排打工的命运;而有心无力的老师,也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他们最多一声叹息。
或许十年后,没有上高中的吴同学,打拼出了一番事业,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亦或许十年后,坚持初心的吴同学,把握了机会,继续深造。不管吴同学的未来如何,作为老师,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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