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天地｜妈妈撑起这个家 文/陈豫闽

站在岚山之巅，举目四望，湘江古镇与龙光宝塔尽收眼底，三水六桥，步云飞虹历历在目，远山崎岖连绵直奔八闽百粤，湘水绵水在山下汇为贡江蜿蜒九曲，飘然西去，车水马龙田园村舍，风景如画使人心醉神迷，宠辱皆忘，禁不住引颈高歌"风景这边独好"!

妈妈撑起这个家

作者：陈豫闽

我的妈妈，是解放前我外婆吴凤英领着全家逃荒要饭时，从河南省伊川县来到渑池县英豪镇的。逃荒要饭走到这里后，由于穷得叮当响，实在养活不起孩子了，外婆就把我妈妈和我大姨这两个女儿，都送出去做了童养媳，身边就留下舅舅一个。

正准备继续前行时，外婆外爷和舅舅被英豪街地主老韩收留，给了一孔破窑洞安身，地主老韩让我外爷给他扛长工，让我舅舅给他打短工，让我外婆给他家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干家务，就这样，外婆她们就不用再沿着陇海线逃荒要饭去西安（听别人说，河南军阀张钫在西安放舍饭，粥很稠，筷子插进去不倒，对河南老乡尤其照顾），留在英豪不走了。为此，外婆一辈子感恩地主老韩，就连土改时分给的老韩家的财产，也让舅舅晚上偷偷地给还了回去。只留下地主老韩家的一小间房子居住。

妈妈也在土改工作队的帮助下，终止了童养媳生涯，回到了外婆身边并上了学。大姨的丈夫虽然死了，但由于和婆婆有了感情，看婆婆老了没人养活，便留了下来给婆婆养老没有归来。

女大十八变。没人疼没人爱的妈妈长到18岁，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长达腰间的大辫子，虎灵的大眼睛，使得提亲的人很多。外婆本来想让母亲嫁给一个小康人家的憨厚儿子，母亲坚决不答应。她的老师范耀贤教育她：新社会了，婚姻要自己做主，不能让父母再包办。

年长妈妈几岁的同学韩玉珍，嫁给了“吃公粮”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赵扬华，她也为妈妈在“吃公粮”的人中，为妈妈物色了一个干部。他就是我的爸爸陈义侣。

我的爸爸是南方福建人。1955年，河南省委给中央打报告急需干部支援，中央答应了，爸爸便跟随部队（杨根思所在军）从南方整体转业到了河南，支援河南建设。

爸爸由于是部队文化教员，按计划原本分配在洛阳市，一个被分到渑池县的战友，哭着不想服从分配，爸爸之前看过不少历史书，知道渑池县是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地方，是仰韶文化发现地，是廉颇蔺相如将相和的地方，是苏轼写下《和子由渑池怀旧》的地方，是《封神演义》中，张奎阻杀姜子牙五将的地方，一激动便和人家互换了，人家安排到了洛阳，爸爸来到了渑池。

据爸爸讲，他来到渑池时，是一个下雨的晚上，泥泞的路面上满是泥水。昏暗的路灯下，爸爸以为是城市中的那种平坦柏油路，还挺激动。等一脚下去，灌了一鞋子泥水，爸爸才有几分后悔，但那时候党叫干啥就是啥，没得说的。

一开始，爸爸被分配到县供销社办公室工作，没多久，就被借调到了《渑池报》做编辑记者工作。爸爸说，由于是擅长的文字工作，他干得挺开心。唯一不开心的是，他编发了一位教师写的诗歌，导致这位老师，因为这首诗被打成了右派。

爸爸年轻时很英俊，与妈妈见了面，双方都没什么意见，但爸爸隐瞒了年长妈妈7岁的事实，说只大4岁。外婆坚持要妈妈嫁给小康人家那个憨厚农民，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怕夜长梦多，妈妈18岁那年没谈什么恋爱，就嫁给了爸爸。

爸爸妈妈他们婚后在县城西关“贫老院”附近，租了很小一间房子——爸爸也因此被房东叫做“小屋里的”——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尽管只有一床被褥和一个柳条箱子，但妈妈很知足。因为在她18年的生涯中，四处颠沛流离、逃荒要饭，后来又寄人篱下当了童养媳，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真正的家。

“我想有个家”是妈妈匆忙结婚的主要原因，“我想有个家”也是妈妈最大的愿望，没有什么苛求。

妈妈自己砌了锅头，自己买来锅碗瓢勺，自己买来生活用具，自己收拾干净了小小的房子。当爸爸妈妈他们吃上第一顿自己做的饭时，妈妈高兴地哭了：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都结了婚了，妈妈其实对爸爸还并不十分了解，更没见过婆家的任何人，几次问起公婆和老家亲属的情况，都被爸爸闪烁其词糊弄过去了。

多年以后才知道，原来“吃公粮”的爸爸竟然是地主出身，他与他父母几乎断绝了关系，也与老家亲人们断绝了来往。就连父母去世也没回老家看看。

妈妈这才明白，怪不得爸爸在单位一直谨小慎微，受了委屈回家后只会蒙着被子哭，怪不得爸爸没日没夜、兢兢业业干工作，不但没得到提拔，连党员也不是。

妈妈由于在英豪信用社会计岗位上工作出色，被调到了县农行任信贷员。婚后第2年，19岁的妈妈怀上了我。显怀后，由于房东迷信，不断赶爸妈他们搬走，老实的爸爸不但找不来房子，连照顾妈妈也不知道，整天忙于采访、忙于下乡，三天五天脚不沾家。

妈妈怀孕时妊娠反应很重，吃一口吐一口，县人民银行看妈妈影响到了工作，人事科长谢江河便骗妈妈，你仍然回原先所在的英豪信用社干会计吧，有你妈妈照顾，你会好一些。妈妈信以为真，加上房东恶言恶语，无奈只好回了娘家英豪。没想到回去后才知道，妈妈原先的工作岗位，早已经有人顶替没位置了，就这样，妈妈的工作稀里糊涂便丢了，上访了一辈子也没得到解决。所在的信用社改制成农村商业银行时，才给了2000元，逼着签署了一份永不上访的协议书，就算了事了。

妈妈知道在娘家生娃犯忌讳，但爸爸是南方人不知道这些。得知妈妈要回娘家，爸爸说，这样也好，反正我也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你，你回去了，你妈妈还能照顾一下。

爸爸将妈妈送回外婆家英豪，也不看是否有地方居住，连钱也没留一个便走了。

外婆也迷信，舅舅他们的小房子也的确住不下，加上外婆本来就对这门婚事有意见，就坚决要赶妈妈走人。

最终，还是院子里邻居同意后，妈妈把邻居一个废弃的门户洞用门板和玉米秆简单堵上，这才勉强有了一个安身之处。

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房子”四下跑风，妈妈用“烂套子”堵上，生了炉子，才勉强暖和一些。

1957年腊月25，妈妈开始有阵临产，由于胎位不正、脐绕颈等原因，妈妈生我时差点丢了性命。狠心的修女接生婆被叫来接生时，嫌弃妈妈是难产、嫌弃妈妈坐在用炉渣装的布袋子上，“房子里”又很不卫生，怕担责任，看了一眼便走了。妈妈的同学刘蜜蜂见状跪求人家，修女都不答应回来接生。

妈妈吊着院子门框纠正胎位，一直在死亡线上挣扎了两天，最后才在一位也是南方人的，好心的妇产科大夫徐玲玉的帮助下，在腊月27这天才生下了我。

这期间，不谙世事的爸爸，竟然没来看望过妈妈一次，直到我来到人世。

我出生后，由于我和妈妈在当地都没有户口，公共大食堂的饭不许我们吃，外婆家领回的饭本身也不够吃，要饭出身把生死早已看淡的外婆，便不再管妈妈的死活（我有多个舅舅和姨妈饿死病死在要饭途中），正在坐月子的妈妈，只好凭借吃煮熟的蚂蚱和从地里偷来的玉米红薯度日，就这，也是在韩支书睁只眼闭着眼的庇护下，在支书妻子的陪同下，才能够完成的。

好心的邻居们看这样下去，妈妈在穷得叮当响的娘家难以活命，我更是难以成活养大，偷着给我的爸爸捎了信，爸爸这才把我们接到了县城，在东关“刘少奇旧居”附近周元文家院找了间小房子住下。

妈妈这才又有了“家”。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书生气十足的爸爸还埋怨妈妈说，没钱花咋不给我捎信？

好景不长。由于爸爸的出身问题，由于爸爸有点知识有点才华，加上性子直说了不少真话实话，差点被打成右派，但仍被划成了右倾，开除了团籍，1959年被下放到渑池县最偏远的南村乡接受劳动改造。妈妈和我这次只好无奈随着爸爸一起去到南村，当时是一头骡子便驮走了我们家的全部家当和我与妈妈。用妈妈的话说，知道到了乡下会苦，但这次，就是死，也要全家人死在一起，再也不分开了。

“家”，得而复失，我们再次成了无家可归的人。生产队把一孔废弃的快要坍塌的烂窑洞分给我们安身，是南村一队的邻居们，这家一瓢那家一碗，接济了我们。这份恩情妈妈直到如今仍经常提及。

爸爸被抽调到相邻的段村乡修大渠，经常不回来，妈妈带着我在南村艰难度日。那年正好遇上连阴雨和黄河“起蛟”发大水，要不是有乡亲们帮忙转移，我和妈妈就没命了。

爸爸在段村大渠工地上干得好，被开除的团籍终于恢复了，右倾的帽子也被摘了。（由于是大跃进的产物，缺乏科学的设计规划，修大渠不但死了一个民工，浪费了很多人力财力，最终大渠也没有通水）

这期间，县上由于要大干快上县化肥厂项目，亟需要到上海采购非常紧缺的化肥生产设备，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拿着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写的信去找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给批条子，没有上海市委书记的条子，哪个厂子也不会卖给你化肥生产设备。

这是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没人敢答应这个差事。这时便有人推荐了爸爸，说爸爸是南方人见多识广，当兵时去过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起码在上海不会迷路，不会找不到市委办公大楼。

这件事决定后准备要走了，爸爸仍然没有给组织上说，妈妈和我仍在农村没法生活下去的事，还是县化肥厂筹建处主任申合成听说了我和妈妈的情况，特批让我和妈妈也回到了县城，并给妈妈安排到“县被服社”工作。

这次回城，我们租住的是南街李长水、李泉水兄弟俩院子里的一间小房子，妈妈第3次有了“家”。

搬进去后，一共住了3年，妈妈在这里生下了我二弟，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虽然全家人包括爸爸，都因为饥饿造成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爸爸到最后连走路都非常困难了。但穷人命大，我们家总算凭籍开后门让医生董法文给特批的“浮肿糕”，治好了“浮肿病”，还凭籍在废弃的化肥厂院子里开的小片荒地（19块才共有3分地），熬过了“三年大饥荒”。

后由于房子漏雨房东要腾空修缮，我们又搬家到了北街吕松梅家院，在那里生下了三弟。

住了一年左右，由于房东要卖房子，我们家又搬到北街范小六家院。

再后来，在县委常委县社主任段启耀的关心下，我们家才第一次住上了公房，搬到了解放大街“察院门”附近的一间门面房内（原新华书店对面，如今的“创立电器”的一部分），一直住到1968年底。

由于爸爸的出身问题，爸爸在历次运动中一直是“老运动员”，只要上面有啥运动，只要需要干脏活累活，下乡当工作队，或者机关开办农场需要人，每一次都少不了爸爸，我们全家因此也“沾了光”。

1969年春，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蛊惑下，在中央号召“干部家属下放劳动”时，爸爸再次积极响应号召，根本不考虑，我们家当时已经是3个孩子，加上没有户口和口粮还多病的外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的现状，第一批就主动报了名办了手续，把我们全家的市民户口注销，下放到了城关公社池底村成了真正的农民。

艰难生存一年后，妈妈看符合条件的许多家庭都没有下乡，那些在广播里唱高调的典型（比如县人民医院的院长赵某），也只是唱唱高调引导一下别人而已，自己家并没有注销户口下放农村。

即使下了乡去了农村的，也有不少人找借口又调回来恢复了市民户口。我们家没劳力不能挣工分，生产队也觉得我们家是累赘，真的在农村难以生存。

妈妈把想重新回城的打算告诉了爸爸，爸爸仍坚持说要服从组织决定，他不管这些事。妈妈没办法，就采用软磨硬泡的战术，整天纠缠着县政工组组长（相当于组织部长）谢江河，终于缠得他心烦，才批准我们全家又恢复了市民户口，回到了县城。

回到县城又要找房安家，这并不是件容易事，好不容易才在老食品厂院子里发现两间空房子，但已经破烂不堪漏雨跑风不能居住人了。妈妈打听到房东一家都在西安，便托人捎信说：我们愿意免费帮其修缮房子，修好之后能不能让我们家居住。房东答应了，妈妈爬高上低、和泥抹灰、换椽子、瓦瓦，终于把房子修好我们一家搬了进来，这一切我爸爸仍未参与，只是忙着上班、下乡。

在这里，我的四弟1971年出生。

1972年，爸爸遇上了好领导，喜欢舞文弄墨，喜欢和爸爸一起切磋诗词格律的商业局副局长郑经堂，他把分给自己的，新盖的粮食局家属院的两大间房子，让给了我们家居住，我们再次住上了公房，不用再担心三天两头被房东撵了。

没等房子干透，墙皮还是湿的，我们家就搬了进去，由于是第一次住不再四下跑风、严严实实的平房，全家人都没经验，在屋子里生了煤火想让墙皮早些干，但没有把窗子打开一些，结果当晚我们全家都中煤毒了，要不是中毒较轻的二弟，爬着爬到门口打开了房门，我们全家人可能就会没命了。当时我也感觉到了头疼和全身痠困无力，也知道了可能与煤气有关，但就是不想动只想睡，缺乏拼命也要起来开门的意志和决心，这一点我不如我二弟，我们全家人都要感谢他。

再后来，商业局局长调走空出来一个小院，单位分给了我们和另一家共同居住，我们这才有了属于自己名下的公房。

为了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在改革开放政策允许之后，妈妈凭借自己原来在“被服社”工作的的裁缝手艺，拼了命的日夜工作，晚上做衣服，白天走乡串村，哪里有集会就到哪里卖衣服。渑池的张村、英豪、洪阳，陕县的观音堂、张茅，义马的茅沟、香山街……到处留下妈妈的足迹和汗水。

妈妈一个人出门在外卖衣服，经常是不吃饭不喝水守着摊位，生怕有人偷衣服。干了四五年，终于积攒下几千元，在县城西关马口河附近买了半亩地，建成了自己的大院子，5间上房，3间厦房，门前还有一片菜地。

时间定格在公元1982年，妈妈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搬家结束那一刻，看一切都安顿停当，妈妈放声大哭了，哭完之后，妈妈又开心地笑了：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的儿子们结婚时，每人都可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了（妈妈总在考虑，由于出身不好，我们兄弟找媳妇可能会难，妈妈觉得有了房子，我们家的价码会高些，四个儿子找媳妇会相对好一些。但她没想到的是，时代会变得如此快，我们兄弟都考上大学后，找媳妇一点也不难，有没有房子也不重要。但这些都是后话，当年谁也想不到）。

现如今，我们兄弟四人都成了家，立了业，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和孩子，每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无论哪一家，包括在北京工作的四弟在内，都在130平米以上。

妈妈挣钱盖起的房子和那所大院子，我们也只是过年过节时，才会回去一趟，才会在属于自己的那间屋子里住上一两个晚上。

最近几年条件更好了，外地回来的三弟四弟嫌弃老院子的屋子简陋，连一两个晚上也不住了，他们会在县上最贵的大酒店里开房，把爸爸妈妈接过去，一起聊天吃饭洗澡住宿。

但是，爸爸妈妈无论到北京四弟那儿，还是到鹤壁三弟那儿，抑或是天冷了，到我和二弟居住的县上的小区，最多住不过3个月，他们就要坚持回到自己的那个大院子里住。

我们也知道，那里有妈妈爸爸割舍不下的邻居，更重要的是，那里有妈妈割舍不下的“家”的情结。

虽然爸爸已经83岁，妈妈也快80了，但他们身子骨依然硬朗，他们在属于自己的家里过的很舒坦，很习惯。

我们每次回去看望，每次他们总要在我们耳边絮叨：你们赶上了好时光，一定要好好工作，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家啊。

初稿于2014·04·16

修改于2020·12·19

说明：我的爸爸于2020年8月22日因病去世，享年89岁。

——我的爸爸陈义侣

——我的妈妈邢满香

作者简介：陈豫闽，男，63岁，退休干部，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