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邻右舍一百家】王延忠|​​​我的奶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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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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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南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

《左邻右舍一百家》自序

这是一些遥远而又亲近的故事，它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故事就长在我的心里。

在那贫困而又热烈的岁月，我出生在绥化的黑土地上。故乡的亲情把我抱大，善良和快乐领着我向前奔走。老光棍老处女是我的老师，小猪倌小马倌是我的朋友。尽管那时候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但是人们的心里充满了阳光。是北方的寒冰冷雪，造就了北方人的韧性和顽强。我们从困境中挣扎着走过来了，那深深浅浅的脚印，都印在昨天坎坷的路上。

那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缩影；那一个或悲或喜的故事，都是一个变化莫测的人生。我们走过了昨天，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昨天。苦涩和甜蜜，都是一棵树上的果实。

回忆是寻找，回忆是发现，尽管有些艰难，我还是把那些曾经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让那些远去的人物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被往事的激情燃烧着，写完《我在美国看美国》，又写下了《左邻右舍一百家》。

树叶不管大小，总是有许多的话要对根说。

我的奶娘

我生下来，妈妈的奶水就不足，是一个逃难来的的地主婆帮助妈妈把我喂大。

地主婆叫小枝，那一年才十九岁，是本村谷大长条子的女儿。谷大长条子个高，长得细纤，站在那里，就像一根插在地上的柳条。小枝完全继承了父亲的优点，个子高，身材好，粉大噜儿的脸蛋像是一朵盛开的桃花。她的纯真美丽，给她带来了命运的灾难。那一天她上山挖野菜，被恶霸地主狼老黑遇见了。狼老黑看到仙女一样的小枝，馋得口水都流了出来。第二天，他就打发媒人带着微薄的聘礼，强行定下了这桩婚事。第三天，狼老黑来了一顶小花轿，就把小枝拉走了。小枝哭闹，用头撞墙，全无济于事，一顿蘸水的皮鞭让小枝乖乖地脱去了衣服跟狼老黑睡觉。转过年的秋天，关里来了八路军，领导穷人轰轰烈烈翻身闹土改。狼老黑恨得把牙齿咬得咯嘣响，一天晚上，他勾结土匪把农会主席的一家人全用刀砍死了。后来，八路军的大部队消灭了那股土匪，村里的农会干部就把狼老黑栓在马的后面，在地上拖死了。也就在翻身的群众处决狼老黑那天，小枝生下来狼老黑的儿子。人们同情小枝，让他抱着孩子回到了贾家店的娘家，住在他爹西边的一间小草屋里。按照当时的阶级政策，小枝和狼老黑明媒正娶地拜了天地，又为狼老黑生了个儿子，身份当然是地主婆。

小枝的奶水很充足，她的那个孩子吃不了，就让我挂她的油瓶。她就变成了我的奶娘。

奶娘一丁点也不喜欢他的亲生骨肉，总把孩子说成是狼老黑留下的孽种，就管那个孩子叫小孽。当奶水不够两个孩子吃的时候，奶娘就先让我吃饱，把那个小孽饿得哇哇哭。

渐渐地，我和小孽都长大了。男孩子，淘气，穿衣裳就破费，一件新衣裳上身不几天，就是不少小窟窿和大口子。为了这事，小孽总是挨骂挨打，有时是挨罚不让吃饭。我的衣裳破了找到奶娘，她什么也不说，细针密线地给我缝好，临走还摩挲一下我的头发，贴一下我的脸。逢年过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奶娘也是偷偷地给我吃，不让小孽看见。小孽为此常常抱怨，说他是捡来的，说我是他妈妈亲生的。有时我俩打架，小孽把拳头重重地落在我的身上。

一个高粱晒米的季节，我和小孽一同背着书包走进了学校。我家庭出身好，戴上了红领巾。小孽生下来就带着黑色的标签，他爹受到了共产党的镇压，算是血仇子弟。同学们都叫他地主崽子，常常欺负他。小孽念到四年级，双科不及格，辍学回家给别人家放小马。

奶娘的手很巧，也很勤劳。她从南河套割回来三叶草编蓑衣卖，用秫秸篾子编草帽酱缸帽子卖，再加上养猪养鸡养大鹅什么的，省吃俭用，手头倒是比较宽裕。那年秋天，我到县城读初中的时候，奶娘还给我做了一件新衣服。

几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家搬到了呼兰河的南岸，就离开了奶娘。

后来联系得不多，但奶娘的情况还是知道一些。听说奶娘还是领着小孽过，日子也不算太困难，我也有了一些安慰。

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奶娘出事了。灾难来自他的儿子小孽！

小孽也是个很不幸的人。没有见过面的恶霸父亲，欠着贫下中农的血债，贫下中农也在高梁茬上拖死了他爹。总之，他的出身和感情里，都是血淋淋的东西。社会歧视他，他也反抗社会，只不过，他的这种反抗深深地埋在了心里。重要的是，他生下来，妈妈就拿他不当亲人，骂他打他，甚至什么都不管他，让他二十多岁还娶不上媳妇。小孽的骨子里，是对妈妈的仇恨。这种仇恨，有一天终于爆发，变成了他对妈妈也是对社会的报复。

有一天深夜，奶娘做针线活太累了，身子一歪，稀里糊涂地把钢针插在了墙上。没有想到，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的画像，这一针正好插在毛主席的喉咙上。第二天醒来，奶娘拔下了墙上的钢针，身上都吓冒了汗。她急忙找到一小块白纸，把毛主席喉咙的针眼哆哆嗦嗦地糊上。午间，小孽从地里干活回来，好奇地揭下糊在墙上的白纸，一看全明白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报案，把这个从小就骂他打他的是妈妈又不是妈妈的人抓起来。这样，他就重在表现，脱胎换骨，算是对地主阶级石破天惊的背叛。还有更深的一层只有他自己知道，那就是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都有人要用针扎死，他的心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

地主婆的“扎针案”报到了县军事管制小组，奶娘以三个最严重的罪名，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县城召开了万人公审大会，奶娘被游街示众，群众的口号喊得震天，都说该枪毙了她。

小孽没有改变成份，也没有说上媳妇，反倒得了一个不孝心的恶名。过了两年，有人给他介绍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寡妇，他就投奔到寡妇那里去搭伙了。据说，那里离这里很远很远，很少有消息传来。

转年的夏天，我回贾家店看望叔叔，可以顺便去看看奶娘，考虑我是教师，我是党员，还是绕开了奶娘的那座小屋。

就在我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那个冬天，奶娘的肝痛越来越厉害，来到绥化找我，让我给她找个好医生给她看看病 。我找熟人，请了几位专家为她会诊，确诊是肝癌晚期。奶娘怕花冤枉钱，坚持要回家去等死。我说服她住院治疗，并替她预交了全部押金。奶娘住院的那几天，我天天陪在她的身边，把我最近发表的一个剧本拿给她看。奶娘看不懂我的剧本，就一遍又一遍地看封面的演出剧照。她很自豪，总是对同室的病友说，看，我喂大的孩子，当上作家啦！

这时，省文化厅来了电话，让我去哈尔滨修改剧本，说剧目加工后进京演出。公务在身，我含泪告别了奶娘。奶娘说，孩子去吧，你的戏能进京演出，那是大事的大事。

剧本定稿，我匆匆赶回绥化，医生说奶娘已经出院好几天了。

剧目反复排练加工，我又是一阵忙碌。就在我的剧目在北京吉祥剧院演出成功的那天，奶娘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细细地一算，奶娘改变身份，正好是十二年，一个年轮。

那年我回到贾家店。老高头告诉我，奶娘临终的时候，很是满足，手里举着我的剧本，断断续续地说，我的奶水，养大了一个有出息的孩子。

我问老高头，小孽来过了没有？

老高头说，来了。我打了几次电话，才把他找来。但他进屋没说几句话，扔了一百元钱，转身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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