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青岁月(7)
1983年8月13日,大连残疾青年协会成立了。社会履历空白的我,成了有组织的人。残青协会给了我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填表,第一次春游,第一次看海,第一次作品变成铅字,第一次得到组织给的生日祝福,第一次参加笔会,第一次有了文学老师。在协会里我交到了相知一生的朋友。残青协会给了我梦想和追求,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和成功的欢乐。我人生理想的根在这里。
“强者之歌”笔会
1988年1月18日到23日,大连市残青协会的福利基金会和市群众艺术馆的《星海词报》编辑部联合在傅家庄空军疗养院举办了“强者之歌”作品笔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笔会。
那是一个雪后的早晨,我们八点钟在劳动公园北门的群众艺术馆集合。我把手摇车放在艺术馆的院子里,坐上了艺术馆的面包车。车上我谁也不认识。听着别人的谈话,知道一个老人是郑团长,那一定是大连歌舞团的团长郑建春了,他作的《摇篮曲》可是家喻户晓啊。
从省歌舞团来的词作家高枫老师也是从谈话中得知的。他问一个中途上车的老人:“还认识我吗?”“不认识。”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会儿知道了吧?”那老人恍然大悟:“啊,你是高枫!”他们哈哈大笑。原来两人的名字都叫高枫。
到了空军疗养院,我们在院里等了一会儿。因为残青协会的车还没来,联系业务的张磊和马润福的摩托车中途坏了,我们不知道房间订在什么地方。又陆续来了一些残疾人作者,我们很快就交谈起来。
由于残疾人的自卑心理,我们对近在咫尺的两位名人老师都很拘谨。为了让我们自在些,他们主动和我们套上了近乎,都说自己也是残疾人。高枫老师的腿痛病犯了,走路一拐一拐的,这样说也过得去。可郑建春也说自己是残疾人就差得远了。他穿着时尚,谈吐幽默,动作敏捷,根本不像老人哪。他说老人也算残疾人,你们要正常化,我们要年轻化,咱们都一样。
在我手里保存着一张照片,是那次笔会结束时全体参与人员的合影。今天再看这张照片,有一些人不认识,他们也默默地支持了我们,而我能记住的只有离我们最近的老师和朋友。
除了高枫老师和郑建春老师,参加笔会的老师还有市文化局戏剧创作室的李雨岷、群众艺术馆的宁岗、宫瑞芳、姜美壮、《棒棰岛周报》的张嘉树、大连歌舞团的丛宝璋、任树立等老师,真是群英荟萃啊。我们何其幸运,在初识笔墨的时候能得到这么多知名作家老师的指点和教诲。
与会的残疾人作者有丁辉、栾梅、张馨、王杰夫、刘智凯、孔浦、张晓雁、刘其平、刘利生、王淑芬、赵缄默等人。我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家,许多朋友是第一次见面。
轮椅姑娘栾梅是个温柔多情如花似玉的小才女。
刘智凯患了强直性脊柱炎,只能站不能坐,号称宁折不弯。
孔浦和他的漂亮妻子一直是大家心中的一个谜,他们是怎样走到一起的?这疑问最后让才思敏捷的张馨给写了一首歌词《一个谜》。
大家找到各自房间安顿下来以后,老师们就开课了。他们从基础开始,给我们讲了歌词的特点和创作时要注意的一般规则和规律。在我的笔记本里记着这样几句话:
高枫说:“就像诗有'诗眼’一样。歌词也要有'词眼’,要学会炼字炼句。歌词要有诗味,耐人回味,又要明白晓畅,浅显易懂,因为听歌时没有时间思考。”
宁岗说:“歌词要唱着写,写词的人要懂音乐。”
李雨岷说:“大家写歌词也要多写散文,放开笔去写。只写歌词容易束缚思路。”
老师们的这些话对我们以后的写作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让我们受益终生。
老师们讲课也不限于歌词,对当时的文艺现象也有谈及。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由他们从容说出,弗洛伊德,朦胧诗,意象派等新鲜的概念让我们大开眼界。
对我们意义更重大的是,老师们对我们入选的歌词逐一作了点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得到名家的肯定,得到名家的指点,得到名家的批评,都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幸运啊。
课后,我们个个埋头苦干,一遍遍地修改稿子,一遍遍向老师请教。这些知名的作家老师没有一点架子,主动来到我们的房间,坐到我们身边,耐心地为我们解惑答疑解决问题。宁岗、宫瑞芳、姜美壮老师同时还照料着我们的生活。餐厅离得远,天冷路滑,我们几个重残者的每顿饭都是他们踏冰履雪端进端出的。
我记得高枫老师把他的一个文件夹拿给我们看,里面是他写的一首一两百字的歌词,厚厚的一沓草稿纸上满是修改的痕迹。他说还要再修改,还没达到满意。我们终于知道了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校园的早晨》、《黑孩子赛琳娜》是怎样写出来的。
我记得,郑建春老师把我们刚改好的歌词立即谱了曲,亲自教我们唱,让我们第一次唱起了自己的歌。
我还记得,每个晚上,郑老师拉起了手风琴,高老师拉起了二胡,刘利生和房发祥弹起了三弦,在纸笔间殚精竭虑的我们,心就飞起来了,赶紧到他们的房间里跟着琴声唱歌。有时吕世明和李扬来看望我们,还能听到世明的笛子独奏,还有李扬和哥们姐们亲热打闹的声音。
我还记得马润福用两台本田摩托改造的三轮车,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载着我和丁辉在海边兜风,在高崖之上看日出,听涛声。马大哥有一首曲子,说是给妻子写的,让我给配上词。我给他写了,但是后来他的妻子不像他想的那么好。
我还记得那些不眠的夜晚。我本来是和栾梅两人一间住在一起,可她喜欢清静,我喜欢热闹,于是我申请调到了一个大房间。几个人挤在一起,就是为了夜里说话方便。我们谈父母谈童年谈工作谈梦想,已经睡眼朦胧了,可就是不舍得睡着度过这美好的傅家庄之夜。笔会的最后一夜,贪玩的我揣着两副扑克牌到处找人“打棒儿”,可是没有人理我,大家都抓紧最后的机会,向老师们请教,听老师们谈话。
笔会上我们修改创作了八十多首歌词,群众艺术馆的老师给我们找人谱了曲,还评了奖。后来我们曾把磁带送到群众艺术馆,请老师为我们录下演唱我们歌曲的声音,但是没能如愿,因为找演员演唱不是容易的事,还涉及乐队音响等费用问题。但是在《星海词报》上,我们的名字和作品变成了铅字。主编宁岗和宫瑞芳老师,连续两期辟出一个整版刊登“强者之歌歌词笔会作品选”。以后那里就成了我们梦想的摇篮,虽说发一篇歌词的稿费只有五元钱,但对我们的扶持和鼓励是无价的。
郑建春老师的家我和丁辉还去拜访过。以后在街上也常常遇见他,每次他都关心地问我有了哪些进步,他总是鼓励我不要灰心,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我总是惭愧地低了头。有一次他告诉我,在他新出的作品集里收入了我们共同创作的那首《轮椅上的少女》。他说要把书送我一本,下次见面时给我。后来,再见面时,他在医院里,再后来,他去世了,他的作品集我一直没看过。
李雨岷老师也曾在街上遇见过,他也关心地问我是否坚持写作,我无言以对。我有些怕他。他严肃认真,说话果断,他对我们的歌词点评准确中肯。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他对我们的指点我没能好好领会,结果真是像他说的那样,我写诗就是掉在了歌词的框子里,放不开笔了。上世纪90年代,李雨岷由歌词作家转为电视晚会的撰稿人,我经常在电视转播大型晚会的时候看到他的名字,总要自豪地告诉别人:李雨岷,我的老师!
才子张嘉树是我们的同龄人,那时他很年轻,大家还不好意思管他叫老师,年轻的就叫他“棒兄”,因为他是代表《棒棰岛周报》来报道我们的。他也写了几首关于残疾人的歌词,参与我们的评奖,还得了奖。从那时起就觉得他帮残助残有了瘾,凡有残疾青年的文化活动,都有他的身影,都能得到他的扶助。不久后,他在《大连晚报》上又给残疾青年搞了个征文,培育了一批残疾人作者。现在他是大连的文化名人,头上的光环一环套一环,但是在残疾人朋友看来,那个“全国助残模范”是最耀眼最光荣的称号。不管他名气有多大,腰变得有多粗,他都是我们的“棒兄”。
宁岗老师的英年早逝令人万分震惊和不舍。去世前一年他还给我们残疾人作者讲过课,讲歌词创作。在他能力的范围内,他总是创造条件尽量给残疾人作者成长的机会,鼓励我们坚持创作。大连市音乐文学会刚成立时,他把我们这些初学写作的人吸收为会员;他在编辑《海燕》歌词版时,给我们打电话,说有稿子发给他。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好事大事做了很多,帮助残疾人只是些平凡小事,可是我们不能忘,永远不能忘。
高枫老师对我们来说是亦师亦友亦父。他父亲般地温情关怀后辈,殷切地希望我们成才。笔会以后,我们没有给他留下通信地址,以为一个知名作家不会有精力总是惦记着我们。没想到后来他真的惦记着我们,给我写了一封信,询问其他残疾朋友的情况。他恍惚记得我在大连纸箱厂工作,就把信寄到那里。多亏纸箱厂有朋友认识我,他把信收下了,后来见面时拿给了我。这一辗转就过了很长时间。我惊喜万分,给他回信介绍了这边朋友的近况。就这样我们建立了通讯联系,一直到现在。每年过年时我都要给他写一封信汇报自己的进步。而每年给他写信时我都又悔又愧又无奈,因为没有值得自豪的事情可以告诉他。有一年为了开脱自己的不争气,说明自己没有心情写东西,就向他诉了苦,说了些生活中的难心事及下岗失业挣扎求生的现状。他竟然马上给我寄了几百块钱。我羞愧无地,赶紧把钱退了回去,和他说,我还能自己养活自己。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诉苦了。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依旧写诗写词,关心国家大事,与时俱进。神奇的是他在耄耋之年学会了上网,有自己的博客和邮箱,有时还和我用QQ聊天。对我网上的文字,他还不时地给予点评。
在傅家庄那六天是我们生命里很重要的时刻。在那里我们有了一生追随的良师益友,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创作,怎样创作,我们窥见到了缪斯女神的裙裾。虽然以后我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成名成家,没有在歌词写作的路上走下去,但我们心中都有一处最温暖最绚丽的地方,那就是傅家庄笔会。笔会上的师生情文友情滋润着我们直到如今。
七律·强者之歌笔会
初溶残雪傅家庄,
海浪文思共振扬。
艺苑名人多教诲,
词坛稚笔乍开光。
日间听讲醍醐美,
夜里推敲纸墨香。
最忆师生同唱晚,
琴声不落友情长。
残
青
岁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