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文化研究（上）

新媒体文化是基于数字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1]，是指用户在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的交往与实践活动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媒介文化形态。有学者指出，数字革命和媒介技术的革新会对生活方式、价值观、语言以及艺术、思想、宗教等社会文化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新媒体文化具有以下四个范畴：首先，新媒体文化是指新媒介平台所承载的传统媒介内容。其次，新媒体文化指的是新兴媒体文化。新兴媒体是指由伴随互联网产生和发展诞生的媒介平台，比如论坛、博客、微博、QQ、微信等，这些新兴媒体的实践产生了以亚文化形态为主的新媒体文化现象，比如弹幕文化、晒文化、丧文化、屌丝文化等。第三，新媒体带给其他文化领域的变化及影响，这一范畴超越了狭义的新媒体概念，将新媒体视为其他文化发展的语境。最后，新媒体文化不仅是媒介技术和语境，更是一种的当代社会文化，给社会生活和文化带来了诸多变化。

一、新媒体与媒介文化研究

1.新媒体与青年亚文化研究

“亚文化主要是指通过风格化的另类符号对强势文化或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青年亚文化是亚文化的主要形态”[1]，是“人们企图解决存在于社会结构中的各种矛盾时产生的，这些矛盾是人们共同经历的，并能导致一个集体认同形式”[2]，“以惊世骇俗的风格对主流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冲击”[3]。新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青年亚文化的生存发展环境。多种亚文化现象在新媒体的作用下产生，比如弹幕文化、屌丝文化、二次元文化、丧文化、晒文化等，在整体上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具有碎片化、部落化、异质化等特点。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激活并带动了亚文化与各种文化的关系，青年亚文化朝着多媒介数字虚拟化、普泛化、交互即时等方向发展。

秦兰珺认为，Web2.0是互联网带来的新生产方式，给青年亚文化提供了一种“集市式”的生产机制，“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革命，新的生产方式又扩大了善假于它的青年亚文化的影响”[4]，青年亚文化最先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生产新的文化形态，主流文化在适应社会形势变化时会将其纳入主流文化之中，在这一过程中，青年亚文化本身也会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刘婷认为，“青年群体利用网络‘微传播’接触的优势，自下而上地向成人社会进行‘文化反哺’，促进了文化传承的双向互动”[5]，但同时也应警惕网络青年亚文化的犬儒主义倾向和消极颓废、自我放逐等丧文化趋向，警惕“社会不信任扩大固化、社会群际心理冲突加剧升级，社会共享价值被消解”[6]等消极影响和风险。马中红认为，网络亚文化“在呈现文化裂变的同时也呼唤文化协调”[7]。唐秋平认为，通过“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及强化问题意识，加强社会心态培育和社会心理建设，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培育”[8]化解网络青年亚文化带来的消极影响与风险，传播网络正能量。

社会学、狂欢理论、空间理论、美学等是研究网络亚文化的主要理论视角。第一，社会学视角。魏晓冉以社会学视角考察了网络青年亚文化所映射的社会矛盾。他认为，网络青年亚文化揭示了一定的社会矛盾，“解决网络青年亚文化反映出的社会矛盾，要以构建统一性文化为目标，转变只讲对立的矛盾处理方式，变革社会本位的矛盾治疗范式，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健康成长的引领”[9]。第二，狂欢理论是分析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又一视角。新媒体技术的介入为青年亚文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涵，用户可以在任何时段借助电脑、手机等新媒体设备进行一场持续的狂欢，使自身价值得到充分显现。陈紫薇认为，“由新媒体构建的青年亚文化以狂欢化的文化消费来抵制成年人的主流文化”[10]，其内容既厌世颓废，又充满了轻松自由和愉悦,日趋突破世俗美学的意旨。闫翠娟认为，“狂欢中放逐是网络空间青年亚文化的外在气质”[11]，在娱乐狂欢中逃离主流文化的规制，不断强化自我身份认同。她还认为“在批判中建构是网络空间青年亚文化的内在精神”[12]，主要表现在借助网络流行语的创制和传播参与主流话语变革；通过聚焦社会热点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通过参与社会公益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第三，陈霖运用空间理论考察了“互联网的青年亚文化传播活动，揭示其集聚与流动、参与和分享、区隔与融合的传播特性，指出青年亚文化以此而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新媒介空间”[13]。他认为，青年亚文化成员以相同的兴趣爱好组成新的部落群体，形成权力运行机制，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在参与和分享行为中形成新的交往模式，使亚文化族群获得认同感、归属感，“也是在这样的文化实践中，青年亚文化构筑起区隔与融合的空间”[14]。青年亚文化群体之间既存在差异和对抗，又存在互动与融合，分享并融汇到其他文化之中。第四，美学也是研究网络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视角。马中红认为，网络青年亚文化具有“脱逸”的美学趣味，主要包括逃离社会主导文化的规训、追求个体自由表达、对创新的不懈追逐，“体现了青年亚文化融抵抗权威、自娱自乐、不断创新以求超越的混杂风格”[15]。蒋建国认为，“小清新”是一种新型网络亚文化，网络是小清新亚文化聚结和展示的空间和平台，但“独白式传播”与逃兵主义成为网络亚文化面临的问题，商业收编与道德恐慌成为网络亚文化的宿命。

2.新媒体与消费文化研究

新媒体与消费文化研究大多探讨新媒体影响下消费文化的符号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弊端与解决策略。唐琳在《论网络消费文化》（消费经济，2007年6月）一文中认为，我国网络消费的群体主要由文化知识阶层和青少年组成，而网络消费文化是与消费个性化相结合、发展与享受一体化的消费文化，但是，网络消费文化中存在着一些如外国游戏、“网络同居”、“网络恶搞”等反文化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对网络消费群体的引导，提升网络消费文化品位，净化网络消费环境。史伟认为，网络环境下信息商品化推动消费文化的发展，消费文化呈现出虚拟化、符号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过程中要避免“陷入虚无主义”[16]，“避免走向消费主义的极端”[17]。燕道成认为，新媒体塑造了“95后”青年个性化符号化的消费文化，他们“希望通过表达对这一符号的认同与欣赏来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取向，进而获得社会的关注，加深文化圈内部的认同感”[18]，但其中的反理性、反权威、去中心化等消极成分应当引起重视。杨成立认为，新媒体影响下艺术图像的生产与消费具备大众化与生活化的特点，对于大众生活及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艺术图像消费带来的是艺术审美文化的趋同，这将使创作主体失去艺术创造的源泉和灵感，创作者的个性逐渐消失，不利于建立文化自信。他认为，“艺术图像消费的流行性最终的内在需求必将是图像的个性化生产与艺术化的审美，必然导致新一轮艺术图像形式语言的崛起，从而形成良性的图像消费文化”[19]。

有的学者关注新媒体在消费主义传播中的作用及影响。吴义周在《消费主义的移动新媒体传播及其引导》一文中（思想教育研究，2017年5月）认为，移动新媒体促进了消费主义的传播，为消费主义提供了践行平台，其本身成为受众过度消费的重要内容，它所构建的消费主义景观更容易打动受众，他认为，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打造传播正确消费观的新媒体品牌是抵制消费主义在移动新媒体蔓延的途径和手段。

还有些学者关注消费文化中的女性。王素兰的《新媒体背景下中国女性粉丝消费文化剖析》（市场营销，2018年9月）围绕新媒体对国内女性消费文化的影响展开研究，她认为，新媒体背景下女性粉丝消费文化的勃兴，促进了粉丝产业的形成，创造经济价值，有助于创造国家有力的精神形象。但是女性消费主义的消极影响如“道德失范”、“败坏社会风气”等现象都会在新媒体平台上进一步放大。应当引导用户形成正确的消费主义观。高婕认为，女性经历了一个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消费者的转变过程，消费社会中，女性消费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个体化趋势、消费审美化、注重时尚消费、追求商品符号价值与奢侈消费以及网络消费兴起等方面”，网络消费的兴起助长了女性的冲动消费，女性消费的同时也在“被消费”，“视觉文化在消费社会大行其道，使女性的身体被建构为男性‘凝视’的对象，被‘他者化’和客体化”[20]。

3.新媒体与女性主义研究

新媒体语境下女性主义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话语与女性形象的建构方面，部分学者认为新媒体有助于重塑女性媒介话语权，在建构女性形象方面起着积极作用。黄鸣奋认为赛伯女性主义标榜电子人意识，关注技术的社会应用，注重在网络上建立适宜于妇女的虚拟环境，鼓励妇女主动参与在线活动并通过新媒体艺术来表现自己的诉求（《赛伯女性主义：数字化女性中的社会生态》，吉首大学学报，2008年9月）。杨霞认为，新媒体影响下的女性形象与话语建构“颠覆了传统媒体的叙事模态，建构了多元的女性形象，也影响了话语建构方式”[21]，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本上需要依靠先进性别文化的生成，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22]。

部分学者对于新媒体在建构女性话语与形象问题上持悲观态度。徐智考察了新媒体语境下“厌女症”的生成话语与原因，他认为，由于网络活动的匿名性、父权制、社会文化的综合影响，网络女性自治区中存在着女性嫌恶话语的表达，网络女性自治区有可能成为孕育“厌女症”的一个全新的场域，并不能在消除性别歧视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女性只能适应并利用由男性气质决定的互联网技术，“既有的性别歧视框架决定了技术改变的不是性别关系，而是改良女性本身，女性只能适应并利用技术，而非借助互联网的‘东风’”[23]。张文鸯在《新媒体语境下女性媒介话语权的缺失、异化及建构》（新闻界，2014年02期）中认为，新媒体语境下女性媒介话语权存在缺失和异化现象，女性话语缺失主要表现在女性话语领域局促、多以“他者”姿态呈现、未改男性主宰局面，女性话语异化表现在媒介权力规训下的身体表达、商业功利驱动下的价值物化、被窥视中的自我言说，他提出构建新媒体时代女性话语权的有效路径为增强社会性别平等观念，唤起女性自我主体意识觉醒、提高媒介素养，完善媒介监测机制、培养女性意见领袖，提升女性参与网络公共领域的主动性。

4.新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新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新媒体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姚建华认为，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四个方面：新媒体环境中的受众与用户生成内容、跨文化传播的政治经济分析、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下一代互联网的社会挑战，这些研究“极大地推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展现了在数字时代它所具有的强大反思性和阐释力”[24]。徐婧在《新媒体语境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前沿研究综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5月）一文中肯定了新媒体在社会运动中正发挥着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积极作用，但对新技术背后隐藏着的受众隐私、资本集聚数字技术的真实影响力和“键盘行动主义”持有质疑与警惕。

第二，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新媒体现状。陈世华从传播政治经济学角度论述了新媒体的发展趋向和出路，他认为，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新媒体面临着平台功能复杂化，平台属性同质化、内容取向商业化，受众沦为商品、算法主宰推送，用户主体性流失等问题和困境，他提出了摆脱困境的方法是从精神上突破技术主义牢笼，重拾人文精神价值、在政治上营造宽松和谐的氛围，推进新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强化职业理念，在行业规范上建立监督评价机制、在路径上探寻多渠道合作，摆脱资本依附“紧箍咒”（《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新媒体的发展趋向和出路》，学习与实践，2020第1期）。

5.新媒体与公共领域理论

刘思伽认为，新媒体时代下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网民逐渐从文化批判走向消费文化，这是一个“去魅”的过程，也是一个互动消费的过程，“最大可能地给草根阶层的话语提供了有效的传播平台，让人们在消费中享受平等的快乐”[25]。薛可认为，公共领域是连接新媒体与公民参与的桥梁，新媒体的介入促使中国公共领域的成型，促进了公民参与，但受数字鸿沟的影响，公民参与具有局限性，“更多无法接触到新媒体的群众无法很好的享有参与机会”[26]。

二、新媒体与文化建构、融合、传播

1.新媒体与文化建构

文化建构是新媒体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文化不仅是媒介技术和语境，更是一种的当代社会文化。侯巧红认为，新媒体文化建构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平等、开放、互动等主要特点，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与受众的文化消费密不可分，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孟建认为，新媒体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互动性，重要特点是去中心化，其本质特点是创新性，新媒体技术、“主体施为/客体承受”的信息主体、数字化的文本是新媒体文化构成的三大要素，“新媒体文化归根结底还是一种信息文化”[27]，“实现了人类向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回归”[28]。宫承波指出新媒体文化的文化精神是“强调互动,追求平权；回归‘本我’，崇尚自由；标榜‘草根’，抗拒精英；高扬感性，尊重个性”[29]，但是，这其间“也充满着权力滥用、众语喧哗与负价值弥散的乱象”[30]。

2.新媒体与文化融合

新媒体的产生与普及加速了不同文化圈层和群体之间的文化融合。谭天以B站在2020年的两次“出圈”成功为例，认为亚文化抵抗主流文化过程中，以“陌生化”的内容产生了传播裂变，进而使得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共同点，促成了文化认同，进而促成文化融合。他进一步认为，“文化融合不是一帆风顺的，更不是一蹴而就的，认同与抵抗是共同存在的，从抵抗到认同是需要过程累积的，媒体在文化融合中“要利用好自身条件，看清自身弊端，借船出海，借力出圈；另一方面，要加速正向融合，改变被动依赖，促进双向融合，突破屏障，通过文化融合助推媒体转型。”[31]。彭兰认为，媒体融合中存在着文化性障碍，主要表现为新老媒体的不同文化取向与特质以及新老用户之间的不同文化偏向。她认为，“对于传统媒体的转型来说，既需要进行文化性“转基因”来适应未来发展，也需要在过渡阶段帮助老年受众减少文化性数字鸿沟”[32]。郑宜庸认为，短视频展现出的“文化革新的意义，不仅体现为大众文化权力的张扬，而且反映出当今时代大众参与文化建构的特征与方式、广度与深度”[33]。

（未完待续）

（修改稿，敬请提出修改补充意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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