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金瓶梅》创作的地理背景“北京说”述论［下]
三
（接前）文学地理学家曾大兴指出：“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静态分布，一种是动态分布。静态分布即其出生、成长之地的分布，也就是籍贯的分布；动态分布即其流寓、迁徙之地的分布，也就是客居之地的分布。”［１２］８５文学家的流动性比较大，一个文学家流动迁徙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会对新的所见、所闻、所感，做出自己的理解、判断或者反应，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１２］８６《金瓶梅》的作者及创作情况，应当也是如此。
《金瓶梅》创作的地理背景，除去北京说，还有临清说、徐、淮、扬说、绍兴说等多种。之所以产生如此的状况，首先是因为《金瓶梅》的作者至今仍是个谜，被疑为作者的人选已近七十个，是古代其它任何作品所不能比的，较著名的如王世贞、李开先、李渔、屠隆、贾三近、李贽、徐渭等。每一位作家都会有一个属于其自身的生活与成长的经历或背景，每一位作家说的提出，大多都会相应产生一种创作地理背景之说。因此，对于《金瓶梅》的创作地理背景的讨论也注定是十分复杂的。在作者到底为谁的问题解决之前，创作地理背景之说，很难结束众说纷纭的局面。
其次，人是社会最为活跃的因素，古代社会的文人尤其如此。除去籍贯所在地的地理背景，作家流寓、迁徙之地的地理背景也需重视并考虑。朱星、吴晓铃先生的“北京说”，正是超越了籍贯地而从迁徙地的层面提出的。如朱星先生指出：北宋时都城在开封，但到明代，开封已很荒凉，所以写西门庆两次到开封拜寿，实际是写的北京景色（吴晗先生说的）。而北京是王世贞熟地，从小就随父王忬做京宫，寓北京的”。［１３］吴晓铃先生《金瓶梅》地理背景的观点中，也始终并没有否定李开先是山东人的基本事实，而是更关注其在北京居住与做官的这段经历，主要去分析书中出现的地名、风俗、食品第方面和作者的关联。这就更有利于《金瓶梅》创作地理背景的探讨。
第三，不容忽视的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金瓶梅》是在《水浒传》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六回所提供的故事框架下进行想象与虚构而形成的，很可能是多种现实地理环境的组合或错置。对这样的现象，陈诏在《＜金瓶梅＞故事地点考》一文指出：《金瓶梅》的作者在很多地方像是信口开河，没有一个正确的时空概念。例如，沧州，北宋时属河北东路，明属直隶省，而《金瓶梅》第二回却说“山东沧州”；仙游，明显地是福建的一个县，而第二十九回却说“浙江仙游”；匡庐，即庐山，谁都知道在江西，而第三十六回却说“滁州匡庐”，等等，这到底是作者缺乏最起码的地理知识，还是故意弄得荒诞不经，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在创作小说时只能采取“杂取种种，的典型化的手法，譬如写一个城市，它必然有北京的成份，也有其他城市的成份。如果我们只从一个视角去观察，去探求，去论定，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以偏概全的错误。［１４］在创作地理背景的讨论中，有不少学者以饮食、风俗、语言等特色来推断作者或创作的地理背景，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能绝对化。如以饮食为例，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就曾指出：小说要写暴发户西门庆家和当时官场的奢侈腐化，他们所享用的食物当然是各地的奇珍异产。以金华酒为例证明小说作者是金华地区人，这样的论证看起来很有道理，实际上完全不对头。当时金华酒经钱塘江、大运河直达山东和北京，运输很方便。如果说西门庆宴会上经常出现的竟是本地洒，那只能显示一个土财主的阔绰，不是本书作者的意图。至于升斗小民，《金瓶梅》写的就都是道地的北方食品。如第七回的黄米面枣儿糕、艾窝窝，第八回的角儿，第五十回的驴肉，第五十七回的火烧、波波、馒头等。［１５］
对于《金瓶梅》创作的地理背景，亦有人持综合的说法。如著名学者徐朔方生即指出：“《金瓶梅》以清河县为它的地理背景，它在当时最繁荣的内河港口临清的影响下，为商人而兼官僚地主的西门庆提供活动舞台，而它的方位却在黄河以南，离开临清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大大超过实际止的七十里。真实的清河县——临清——梁山泊附近的某地，阳谷的邻县，三者合一才是小说中的清河县，强调三者之一，而忽视其它两者，都不能正确地理解《金瓶梅》的地理背景。”［１６］王汝梅先生也认为：“《金瓶梅》故事是以运河沿岸临清等商业都会为地理背景，又概括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场景。作者把故事发生地设置在南北交通大动脉运河沿岸，设置在儒家文化发祥地区。”［１７］马征先生说：“《金瓶梅》故事有一个开阔的地理背景，这个背景集运河沿岸城市风貌之大成，而临清则是这个背景的轴心”。 ［１８］其文内也体现出明显综合的倾向。
综合诸种说法，本人以为《金瓶梅》创作的地理背景在北京或其附近的可能性较大。除去持此说的诸家提到书中有很多的太监、御医、马官等，和不少的饮食、风俗、街巷名称、语言等相类之处甚多外，本人以为《金瓶梅》最初流传与其地的关系也需重视。我们不妨再罗列一下《金瓶梅》问世最早传播的四则材料：
１．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１９］
２．今春谢胖来，念仁兄不置，胖落寞甚，而酒肉量不减。持数刺谒贵人，皆不纳，此时想已南。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倏尔天末，亦有化为异物者，可感也！［２０］
３．（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婢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２１］
４．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１６０６年）遇中郎京都，问曾有金帙否？曰：弟睹数卷，甚奇快，今唯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２２］
此四则材料，透露出《金瓶梅》创作及问世后的流传均在京师。材料１，显示袁宏道首次见到的《金瓶梅》，是好友石篑（陶望龄的号）从京师董思白（其昌）处带来的，此在１５９６年；材料２，袁宏道写信催谢在杭还《金瓶梅》，其借阅时当在万历二十六年（１５９８）至万历三十年（１６０２），即袁宏道于京成立葡萄社之时，其时，该书正在京城热传；材料３，袁中郎与董思白当于京师中谈《金瓶梅》的流传，且说到“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这正是“绍兴老儒”于京创作的证据，其创作的地理背景自然脱离不开北京。材料４，是沈德符与袁宏道于京城相遇，仍在谈论《金瓶梅》，其中所谈抄录的“妻家徐文贞”之邸大概也在京师。文贞为徐阶谥号，他曾在嘉靖四十一年五月至隆庆二年七月（１５６２年－１５６８年）任当朝首辅大学士，万历十一年（１５８３）始卒，书抄录时可能未搬离出京。后文又说袁中道三年后进京，已携有《金瓶梅》。总之，这四则材料说明，《金瓶梅》被创作于京师的可能性较大，如此必然会更多地以北京为地理背景。
综上所述，《金瓶梅》创作的地理背景研究是一个讨论热烈，观点多样的领域。其相关的探索和争论至今未绝，已长达近百年，所涉及的地域覆盖了南方和北方。这与原著作者的未知及作品内容的丰富密切相关，也和研究者的关注角度与立脚点有关。在作者是谁的问题解决之前，讨论《金瓶梅》创作地理背景的正确途径只有是尽可能地接近作品内容与创作及传播的本初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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