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人徐驰的效率革命：把律所搬到钉钉上

作者：丁云

徐驰是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这是家有着5000多名律师的大所。他至今记得14年前刚入行时，起薪只有500元，一路狂奔到今天，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把自己绷得很紧。

40岁的年纪，徐驰跟很多同龄人一样，有些许焦虑。律师这个行业靠的是“超强个体”，名气大了，客户多了，但他一天只有24小时，在时间管理上“挤牙膏”，潜力总是有限的。2018年，我国共有42.3万名律师，司法部预测，这个数字在2022年将达到62万，行业竞争日趋白热化。

两年前，徐驰开始谋求改变，不断出钱、投资源，付诸行动，变化积少成多。12月17日见到记者时，徐驰正赶去天津办案，一路上都在刷平板电脑上的钉钉，在项目管理、知识库和聊天框之间切换。

“我们这两年做的事，是把法律顾问服务流程化、透明化、标准化、数字化，目前已经收到了实际效果，仅沟通时间就省去了80%。团队不断沉淀数字资产，年轻律师也更好地实现了价值。”徐驰边刷平板电脑边说。

他相信，改变才刚刚开始。

快递查询带来的启示

何不让客户看到每一步？

为什么总是如此地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两年前，徐驰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以常年法律顾问服务（以下简称“常法服务”）为主业的律师们几乎都有同感。

徐驰找到了他的答案：“起草一份合同，可能需要48小时，在这个过程中，客户不断打电话、发微信催促，恨不能现在、立刻、马上。其实哪儿有那么多急事？客户不确定我们是否已经开干，是否全力在干，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不信任感，和极高的沟通成本。”

怎样才能让客户真正信任律师？快递查询给了徐驰启示：“我们网购后，从来不会去催问快递公司东西运到哪儿了，因为他们主动实时更新动态，我们能清楚看到每一步。”

徐驰照此推断，他需要做两件事：一是让常法服务的流程在线实时更新；二是让客户能够看到每一步进展。

像快递公司那样自建系统，成本高昂，对他而言不现实。徐驰本科念的是工程管理专业，有比较强的工具思维，2016年他为一家投资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时，一周之内同时对在多地的进行管理十几个标的做的尽调工作，第一次接触靠项目管理应用同时兼顾，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次，他决定启用钉钉及其项目管理、知识管理功能。

徐驰的客户以科技公司和医疗行业企业为主，他把企业常法服务大致分成了八大类，涉及：人力资源、合同管理、应收账款、智力资产保护、品牌商誉维护、投资、融资、企业合规性等，每一类都有相对通用的流程，。他根据过往经验逐一提炼，制成模板固定在钉钉项目管理应用上，并关联知识管理应用的条目。

每一步该干什么，怎么往下推，具体责任人是谁，需要投入多少人力，需要哪些材料等事项，都“导航”得清楚明白。“目标——项目——任务——群组/成员”，沿着这条路径，常法服务分门别类实现了标准化。

客户在钉钉上发送消息提出需求，徐驰团队根据紧急程度定级，在项目管理中制定计划，分解任务，每完成一项子任务，都即时更新动态，客户可以主动查看，律师同时会向他推送钉钉提示消息。

徐驰小范围试了试，效果很好，在线化、透明化让客户有了信任感，他们不再焦虑。不仅如此，由于律师和客户都可在流程中随时补充、更正信息，信息的准确度也大为提升。他逐步扩大了使用范围。

不见面、不打电话到底行不行？

这个9人律师团队的效率革命

徐驰把他的理念总结为“两少一多”：

“尽量少跑腿、少打电话、多上线。北京这么大，一个小时的服务，途中来回可能需要三个小时，半天时间就没有了。客户习惯打电话，法务打，业务打，老板也打，大量的重复、无效沟通，信息传递也不准确。现在，所有人都上线，都在同一个界面上交互，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沟通变得顺畅高效。”

他刚推出这套模式时，一些客户不接受。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全社会按下了数字化的快进键，钉钉等在线办公产品被大范围使用，法律服务行业也深受触动。特别是疫情初期，律师迫不得已只能在线提供服务，钉钉等在线办公产品被大范围使用。这对律师和他们的客户而言，这相当于做了一场强制性试验试验：不跑腿、不打电话到底行不行？

徐驰团队直到4月才恢复正常的到场办公，此前的一连两个月只能在线办公。客户起初被动去习惯，后来发现不仅效果没打折，反而体验更好。据初步估算，因避免了无效沟通和重复沟通，仅沟通时间就省去了80%，你好我好大家好。2020年全年，徐驰新增客户20多家。

李女士是北京一家医疗公司的管理人员，当徐驰推出新的服务模式时，她欣然接受。“我们以前通过微信群对接法务，群里人很多，叮铃叮铃响个没完，有些事跟其他人毫无关系，大家都觉得烦。感到烦了以后就不经常打开群了，跟自己有关的可能也会漏看，最终还得打电话来提醒。群里的合同版本一个又一个，我也搞不清楚哪个是最终版本……”她一顿吐槽。

李女士说，她一年到头只见徐驰两三回，常法服务通过钉钉远程开展，公司疫情之前就已全员用钉钉，无论是合同问题、还是侵权处理，在线服务不仅没影响实际效果，还给了她惊喜：“项目流程把每类问题可能涉及的事项都提前考虑到了，比我们自己想得还周到。以前在电话里讲，翻来覆去讲不清楚，现在通过系统，每一步的工作记录都很清楚。”

徐驰团队总共9人，除他之外以90后年轻律师为主。客户打开项目管理页面，可以看到具体由哪位律师在处理哪一步流程。在徐驰的界面上，每位同事的任务数、任务分类、执行情况、重大风险事项等，都以柱状图、饼状图呈现，一目了然。

起初，徐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客户“认脸”，一些企业冲着他本人的资历而来。但他确信，除了极个别高难度问题，年轻律师只要照着系统指引一步一步往下走，最后的交付不会有任何问题。

李女士说：“我们不在乎律师名气，只要能拿到好的结果就行。”但并非每个客户都有李女士这样的认知，他们经常忽略一个事实：羊毛出在羊身上。

团队9人中，徐驰的时间最值钱，如果他事必躬亲，对应的服务费用（无论是按年计费，还是按次收付费）不可能低。徐驰在项目管理应用里开发了一个插件，每次开始在线服务，一键启动计时。，这就把服务总时长有理有据地算清楚了，客户也能在线看到。

有家物业租赁公司，徐驰团队2018年为它服务了600多个工作时，基本没钱可赚“一算账，亏本”。但在这一年时间里，他们帮这家企业公司理顺了采购、签约、催收等流程和文本，并全部在系统上做了标准化，在此基础上，2019年工作时缩减到了300多个小时，提效50%。

更高的费效比和人效比，这正是徐驰所追求的：“我们在线交付的，不仅是一个结果，而是整套工作过程，给我们、也给客户沉淀长期可复用的知识和方法，形成效率上的良性循环。”

随着知识的不断积累、流程的不断完善，徐驰在团队常法服务中的工时占比从最高时的接近20%，降到了如今的3%，相当部分客户不再“认脸”，他只需在关键节点为年轻同事们护航。

从“师徒制”到“知识库”

一条年轻律师的逆袭之路？

崔甜梦今年27岁，去年研究生毕业求职，徐驰给她做的面试。面试严重“超纲”，重点内容是关于那套钉钉系统的详情介绍。“我听后马上就动心了，感觉能学到东西。”崔甜梦说。崔甜梦本科学的也是工科，对流程、系统比较敏感。徐驰坦言，他对工科背景的年轻律师有所偏爱。

去年12月，崔甜梦正式加入徐驰团队，从律师助理做起，起步却不大顺利。春节后疫情暴发，她被“困”在了河北老家，那两个月只能通过钉钉远程办公。

“我当时比较缺经验，一些问题拿不准，又不好意思一直打电话打搅前辈，就全部在项目管理流程中标注，主办律师同步就能看到，帮我补充把关。”她说，仅仅这一点，就让他感受到了数字化的优势。

目前，崔甜梦在各个项目中承担合同初审的任务。在她之前，有同事专门对接客户，创建任务，明确需求；在她之后，有人复核，清洁交付。虽说是“初审”，但合同千变万化，要搞明白也并不容易。崔甜梦说，经过一年的历练，她成长迅速。

根据行业惯例，实习律师助理的薪酬通常“一口价”，干多干少一个样，拿到执业证了再商议加薪。崔甜梦的收入却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她透露自己，目前的收入在同辈中“偏高”。增收来自两部分：一是专业分工提高了每个人的效率；二是工作计时、在线透明，分配变得可量化，有效激励每个人。

徐驰正在搭建试图搭建一套薪酬算法薪资量化体系，推出了“燃点值”。他根据执业时间、系统工时、主办项目数、非主办项目数等参数，确定团队每个人的“燃点值”，进而确定其每个人的时薪。

一些朋友担心崔甜梦在这套“流水线”里学不到东西，她并不这么认为，团队重点运营的知识库给了她极大帮助。“每个项目的服务过程和相应的知识都沉淀在知识库里，只要我想学，随时都可以。”崔甜梦说。

每个知识条目都与项目任务关联，在明确客户需求后，大家先去知识库消化过往案例，0成本复用实务经验，经验细致到该如何跟客户说话，“确保实习生三个月内能上手”。知识与任务的绑定还有强化记忆的作用，在实践中学习，更容易“入脑”。

随着知识库里的沉淀越来越多，徐驰开始打造编撰《律师培养手册》，他以时间为维度，对知识作了分层，实习律师入职第一个月、第一个半年、第一年、前三年分别该掌握哪些知识、积累哪些实践经验，都做明确指引和评价标准。

“传统的律师培养模式是‘师徒制’，师傅干什么，徒弟就学什么；师傅不会的，徒弟可能也不会。相比之下，我们在做刻意训练，每个阶段分别重点训练什么，很体系化，可以弥补师徒制下年轻律师的知识和能力盲区。”徐驰说，“其他团队的经验和能力记在纸上，记在个人的脑子里，我们试图通过数字化实现团队管理的自动化，把它们记在系统里，记在‘云’上。”

内部动力不足？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徐驰自我革命的变革有个的大背景：大量是大量新人持续涌入，行业竞争加剧，律所降本增效迫在眉睫。

2018年底，全国律师总人数达到42.3万人，司法部在《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纲要（2018~2022年）》中预测：到2022年，全国律师总人数将达到62万人。，4年净增46.5%。

“像2005年~2015年那样的好行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数激增势必引发价格战，但任何不以降本增效为前提的价格竞争，都意味着服务水平的滑坡。数字化是我能想到的应对当前形势的最好的应对办法。”徐驰说。

多名资深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类似观点。北京资深律师周健（化名）指出，各大律所提出数字化升级已有些年月，但多半还停留在口头上，在实际推进过程中缺乏足够动力，质变性的成果有限。

“律师群体本身偏保守，律所的决策人年龄往往偏大，对数字化缺乏足够深的理解，他们自身已经功成名就，对市场竞争的感知不如年轻律师直接，也不愿意下大血本去伤筋动骨。”周健观点尖锐，“律师服务的数字化、透明化，动力只能来自客户，来自市场。一旦越来越多的客户认准了新模式，律所不变也不行。”

事实上，像徐驰这样依托数字化平台服务客户，在业内属于“跳跃式升级”，绝大部分律所目前连内部协同的数字化都还没实现。

周健举例：“比如合伙人需要找律师帮把手时，基本上靠随机找，先找甲，甲说他没空（无论真没空，还是假没空），就转头找乙；乙如果没空，就再找丙。最后有空的，很可能是那个能力不足，大家都不愿找的律师。”

在徐驰的系统里，这不可能成为问题，因为在钉钉上每个人的日程安排都动态可见。

徐驰强调：律师服务的数字化≠互联网律师。

“我们提供的还是传统法律服务，只是借助了更好的工具，创造了更高的效率。律师未来的竞争力来自时间管理和知识管理的优化。”他说。

周健认为，徐驰以相似客户的类型化需求切入，积极探索的同时不失稳妥，的探索值得同行借鉴：“局部成熟后，这套模式完全可以复制到更多业务领域。理论上，任何法律服务都可以流程化、标准化、数字化。但从现状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