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法失传，中国书法的衰落
编者按： 当下的书法热潮中，技法与“风格”的追寻似乎成为书者的全部。我们也许忽视了传统的真正意义。于钟华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传统书论研究，试图从中找到对书法实践最有指导意义的秘笈。
文/于钟华
唐：古今书法的断限
关于中国书法史的分期历来意见不一，通常是以更迭的朝代作为描述的线索，无非是加上“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的帽子而已。但不管怎样，论述整个书法史的发展，唐，往往会成为一个中心所在。
比如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的两篇文章就颇为有趣，一名《取隋》，一名《卑唐》。
在他看来，书法到了隋，荟萃了南北朝书法的精华，而入唐以后，则淳朴丧失，精能外发，无足取法了。换句话说，唐朝是中国书法的古今断限，是书法艺术表现上的分水岭。
对于康有为的观点，同意也好，反对也罢，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书法在唐代确实是发生了重要的转折。
你可以不同意“书必晋唐”的提法，但晋唐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高峰似乎无可辩驳。
我们在阅读书法史时会发现，唐以后的书法可观者寥寥，这其间包括以苏东坡为首的宋四家。
其实，宋人自己面对唐人书法就不自信，欧阳修说：“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
究其原因，苏东坡有着一段深刻的分析，短短数句，鞭辟入里，正中肯綮。他说：“自颜、柳氏后，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
在苏东坡看来，宋人书法的衰落其原因在于唐末战乱使得人物凋落，而人物凋落则使得书法“笔法衰绝”——这是根本的原因，并确定具体时间为：颜真卿和柳公权之后——晚唐时期。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组矛盾：康有为认为中国书法的衰落自唐人开始，而苏东坡则认为始于晚唐。
一个唐前，一个晚唐，相差两三百年。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说法，米元章说：“唐官诰在世为褚、陆、徐峤之体，殊有不俗者。开元以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
开元以前古气无复有矣。”老米的意思是应该从唐明皇开元年间即盛唐算起，而且理由很充分，开元以来“古气无复有矣。”问题一下子变得复杂了！
我们再来看米元章怎么说，“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
这下可好，整个唐代三百年全被否定了，但老米还说：“唐人以徐浩比僧虔，甚失当。浩大小一伦，犹吏楷也。僧虔、萧子云传锺法，与子敬无异，大小各有分，不一伦。
徐浩为颜真卿辟客，书韵自张颠血脉来，教颜大字促令小、小字展令大，非古也。”至此，可以看出米芾痛恨的是唐人大小一伦的楷书——“吏楷”、“经生字”等，对于唐人的行书，其观点大不相同，“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
如果结合清人刘熙载评褚遂良为“唐之广大教化主”，大致可以这样理解这一关纽：唐代是书法发展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是共识。
如果笼统地讲就是唐，具体的衰落点则是在唐后（晚唐），如果就魏晋楷书古法而论则是在开元时期即盛唐就已经开始。
严格说来，初唐诸家楷书仍然是晋人书风的延续，尚未形成唐人自己的风尚，褚遂良出，唐人书风开始逐渐形成，至开元年间成熟。这牵涉到对于唐人书风的评价问题，成也是唐人书法——成为了自己，败也是唐人书法——败坏了魏晋古法。
行书一脉却始终是秉承着魏晋以来的古法，笔法授受谱系未曾中断。这其间可以推出一个书法研究忽略之处：晋人笔法是楷行一体，在传授过程中直至初唐楷书和行书都是一种笔法，但盛唐开始楷、行笔法分离，行书依然在晋人笔法谱系内，楷书则已形成唐人自己的新法了。
这或许是千百年来争议症结之所在！
晋唐一体：关于中国书法史的分期
这里提“晋唐一体”，是要触犯“晋尚韵、唐尚法”这一定论。的确，晋人之书在于韵，唐人之书重于法，怎可混为一谈？
但我将晋唐并在一起也是缘于董其昌，董其昌说：“晋唐人结字，须一一录出，时常参取，此最关要。”
从老董的书论中我读出的总是晋和唐是一体，再比如“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
老董告诉我们：赵孟頫不如晋唐，因为晋唐人的书法不做正局，以奇为正——晋唐笔法内容相同。
晋唐笔法是不是一样，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关于“魏晋风度”和“唐法”之区别也是书法史上争论不休的话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一个认识首先要清理：笔法授受有无其事？
如果认为笔法授受是瞎编乱造，比如现在一些权威专家就认为这是古人按照中国古代的家族宗法思想所凭空编织臆造的谱系，把书法学习神秘化等等，那么，这个讨论就要终止。
但反过来，如果你认为笔法授受是历史存在，则我们的讨论可以继续深入。
我个人是相信笔法授受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史实。众所周知，在古代，事实上是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一直存在着各种行业的家族秘技的内部传授现象，中医是如此，造纸造墨是如此，而尤以武术最为典型——今天的武术名门正派依然如此（不是散打之类）。
要想成为一代武林宗师，极少数如张三丰这类人除外，大多数武林高手都是在获得武术秘笈后修炼而成。
我们现在以武术来作比书法，书法有没有可能也有着一套笔法秘笈，代代内部传授，结果到了唐代末期由于战乱等原因，按照苏东坡的说法，也即颜真卿、柳公权后失传了，于是，秘笈不见，书道中落呢？
晚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一收入一篇未具名的《传授笔法人名》记载：“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之徐浩、颜真卿、邬肜、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
北宋朱长文编辑《墨池编》卷一的《古今传授笔法》以及南宋陈思编的《书苑菁华》卷八《传授笔法人名》与《法书要录》所载相同。
而张彦远属晚唐人，距笔法授受最后几站还很近，我们如果不是站在疑古的立场，不是动辄就怀疑古人的智慧，应该没理由怀疑笔法授受的历史事实。
非常可信的怀素《自叙帖》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只是这个记载是颜真卿——这位笔法授受内部人士的自白，他说：“夫草稿之作，起於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迨乎伯英，尤擅其美。
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法详，特为真正。
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资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追思一言，何可复得。忽见师作，纵横不群，迅疾骇人，若还旧观。向使师得亲承善诱，函挹规模，则入室之宾，舍子奚适。”可以说是言之凿凿，一路秘传，外人那得知。
证明了笔法授受的真实性，即可看出晋唐笔法的一脉相承，自然是一体的。所以，我将中国书法的发展分为三期：前晋唐、晋唐和后晋唐。
前晋唐是指自我们的先民使用毛笔进行书写至东晋（或者魏晋）大约三千年的历史，这一漫长的历史一直在逐渐磨合汉字的书写规律、毛笔的自然性能与书写者手腕生理关节之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即从起初的手持毛笔去被动地模拟外物到逐步发挥出毛笔的自然性能再到人的手腕运动介入的过程，最终是文人行草书的出现。
行草书与其它书体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字形变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使得人的手腕运动和审美可以融入其中，从而使书法打上人的标志，这既是文人书法的出现——王羲之正是三千年笔法探索的最终结晶的那个人。
晋唐时期是笔法形成后的发展、传授期。
这一时期虽然有着一定的因时因地因人的局部调整和改善，但整体上用笔的核心理念和技法没有大的变动，这就是上文所引用笔法授受史中的二十三位书家。
需要注意的是，笔法授受谱系之外几乎没有成功者，可能存在后世编制谱系时进行了历史重构，但更可能是一种身份认同的标准，即如现在河南陈家沟陈式太极拳的传承，你没有进入这个系统其身份不予承认，天下练陈氏太极者何其多，但看看太极博物馆内的传承谱仅仅是正宗嫡传的那么十几位。
是否可以这样思考：不排除在晋唐数百年的历史中有过几位或者数位绝顶聪明的习书者误打误撞知晓了笔法，但由于未能进入笔法传授系统而不予承认，比如，孙过庭就可以算是这样的一位。
苏东坡认为唐末战乱使得笔法秘笈丢失，笔法衰落，从此以后，中国书法进入了笔法失传后的历史，我称之为后晋唐时期。这一时期直至现在已是一千多年的历史。
笔法衰绝：中国书法的中落
唐后一千年的书法史是一个书法衰落的历史，面对晋唐，千年之内没有谁有足够的信心去挑战晋唐前辈大师，尽管发展的观点此起彼伏，但回望千年书法，名作确实乏陈可述。笔法秘笈失传，笔法衰落后怎么办？
这颇似金庸武侠小说中那些失去家传秘笈的武学家族所面临的尴尬。
晋唐笔法是先民历时三千年的经验和审美的最终凝结，如今这一结晶不在，显然我们不可能再来个三千年进行慢慢总结、归纳和论证，我们也实在没有了那份持久的耐心。
或许会有人疑问：不是说前晋唐三千年总结的笔法归结为行草书的出现吗？而我们现在也在书写行草书，笔法应该依然存在！
需要说明的在于这里所讲是一种书法的笔法，不同于完全实用的用毛笔写汉字，两者之间有重要的关联，但更有巨大的差异。笔法授受中的笔法不是如何写好看汉字的用笔方法和技巧，而是如何进入书法（艺术或者文化）的高层面的具体要求和保障。
回到我们的问题，笔法失传后所带来的问题一方面自然是书法的衰落，身处后晋唐我们再无晋唐人的辉煌和伟大，这的确使我们感到气馁和无奈，但另一方面还在于如何认定一个书法家的身份。
可以说魏晋以前尽管我们常常会作为书家来谈论李斯、张芝等，但严格意义上书法家的出现则是从钟繇、王羲之等开始的，此时书法家的认定在于有了风格意义上的标识。
晋唐时期的书法家身份的认定，则是既有着个人风格审美上的可描述性，更为重要处在于笔法授受内身份上的正宗嫡传，即是说，你只要是能够进入这个谱系内你就是书法家可以获得世人的认可，未能进入谱系，任你写得再好也难以获得认同。
似乎晋唐时期的书写者对于笔法有着当然的崇拜，没有获得笔法的传授，一般不去奢望要成为书法家。唐后，当这个谱系的承传中断，书家身份的认定也就成了问题——骤然间，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书法家，最起码是都具备成为书法家的可能，大家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我们来看两段历史。
一个是唐太宗于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弟嗜书者二十四人，弘文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领衔主讲毫无悬念就是笔法授受中人虞世南、欧阳询，不需要海选。
另一件是在后晋唐的北宋时期，米元章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
老米各以其人对曰：“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
两相比较，可见宋人已无绝对的权威。
无当然的权威，就要建立书法评判的标准，重建书坛的秩序。但无论如何，书法的评判有一个上层内部的嫡传身份到以“以书名世”，这中间的分别在于大众的参与与否。
试想：晋唐时期书家身份在于内部承传，是“门内私事”，大众接受就行了，而到后晋唐时期，书家身份在于名世与否，潜在的评判权交给了大众。大众评判书法，其标准可想绝不同于晋唐时期文人士大夫的“惟观神采，不见字形”，而是以形质居先了。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晋唐笔法授受谱系的中断，使得笔法失传，我们先民三千年总结的经验、秘诀丧失了，从而是书道中落；第二，笔法传承谱系的中断，使得书家身份的认定出现问题；第三，大众对于书家身份的认定使得书法的观看方式从重神采走向了重形质。
其实，最为重要者在于笔法失传后书法的学习方式该如何进行，这决定了千年书法的荣辱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