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火神派的误解（一）

清风朗月，不期而遇

最 / 美 / 二 / 十 / 四 / 节 / 气

白露

鸿雁来

玄鸟归

群鸟养羞

擅用峻药，方显胆识

火神派诞生150年来，一直有所争议。争议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是有关附子的争议，有人对火神派广用、重用附子持批评态度，认为“附子多服久服有流弊”，“理中、四逆，随手乱投杀人无数”，这里既有认识问题，也有偏见成分。在确认“用附子亦须辨证”、“重用附子有原则”两点的前提下，谈谈广用附子、重用附子的意义。

一、惟能用毒药，方为良医 

各家学派基于自已的理论主张，在选方用药上都有一套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如攻下派擅用大黄，寒凉派擅用石膏、黄连，李东垣擅用黄芪、升柴，张景岳擅用熟地等等，都是众所周知者，是否说他们用药过偏呢？比较而言，火神派擅用附子的特色更为穾出罢了。某些人口口声声称火神派用附子太偏，以为附子峻烈有毒，想当然的认为不该用，更不能重用，否则“随手乱投杀人无数”。未免耸人听闻，说到底，不排除有些人心存偏见，“视附子为蛇蝎”，乃至终身不敢用、也不会用附子，反而对火神派横加指责。

事实上，“无药无毒”，“药以治病，因毒为能”（张景岳语）。《素问·异法方宜论》：“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素问·脏气法时论》：“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王冰注曰：“辟邪安正，唯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谓之毒药也。”可知药之本性在毒，无毒则不成药。

吴天士说：“凡攻病之药皆有毒，不独附子为然，所以《周礼》：冬至日，命采毒药以攻疾；《内经》有大毒治病、常毒治病、小毒治病之论。”

“古先圣贤，皆不讳一毒字。盖无毒之品不能攻病，惟有毒性者，乃能有大功。”“如兵，毒物也，然杀贼必须用之。……用兵以杀贼，杀贼以安民，则不惟不见兵之毒，深受兵之利矣。故用药如用兵，第论用之当与不当，不必问药之毒与不毒。苟用之不当，则无毒亦转成大毒；果用之得当，即有毒亦化为无毒”（《吴天士医话医案集》）。

因此，是否善于运用包括附子在内的毒药、峻药，是衡量一个医家水平的重要标准。近代医家杨华亭指出：“惟能用毒药，方为良医。”范文甫先生有一句名言，“不杀人不足为名医”，意谓不善用峻烈药（峻烈到能杀人程度）者，不足以成为名医。

附子为“百药之长”，诚如祝味菊所言：“附子是心脏之毒药，又是心脏之圣药。变更附子的毒性，发挥附子的特长，医之能事毕矣。”“乌头虽毒极，而入药主治之功能，则为诸药所莫及”（杨华亭语）。“凡沉寒痼冷及伤寒中阴等证，非附子不能驱阴回阳，故本草称其有斩关夺将之能，有追魂夺魄之功。正如大将军临阵赴敌，惟其有威猛之气，有战胜之勇，方能除寇乱，靖地方，奠民生，安社稷。凡此等功，岂可责之文弱书生及谦恭谨厚之人乎？”（《吴天士医话医案集》）

毫无疑问，附子是一味临床要药，无论是危急重症，还是慢性疑难病症，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安全有效地运用附子，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郑钦安总结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应用经验，尤其是点明服用附子的反应，使人用起来心中有数，为后人启开火神法门，“苟能洞达阴阳之理，自然头头是道，又奚疑姜、附之不可用哉？”相对于那种避重就轻的习俗而言，郑钦安擅用峻药的风格难能可贵，而这是需要历练的。经验和胆识是在临床中试练积累出来的，

作者体会，从入门后再到较为熟练的应用附子，至少需要3年的临床工夫和1千例以上的治疗实践。唯其如此，才能练就火神派的独特风格。

有人以为火神派治虚寒证拿手，治热病非其所长。其实火神派不仅擅用姜、附等热药，而且也会用大黄、石膏等凉药，郑钦安称“附子、大黄为阴阳二证两大柱角”，只不过“热病用河间，阳虚法钦安”罢了。

作为中医，无论遵奉哪个流派，在倡导本派风格的同时，都会坚持辨证论治的原则，这是中医最基本、也是最高的原则，凡遇病“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郑钦安语），不会偏执一端。祝味菊曾言：“医之所宗，求真而已，得其真者无法不宜，故善理虚者，必能治实；能用热者，必能任寒……人第知吾擅用附子，而不知吾勇于任寒也。井蛙之见，岂足以喻沧溟之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