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名人】复兴清代四川文化的一面旗帜——李调元 ‖ 赖安海
——李调元
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号雨村。四川罗江人，李化楠长子。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吏部主事、广东乡试副主考、吏部考功司员外郎、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道员。一生著述甚丰，遍及四部，为四川明代杨升庵之后有清一代第一人。
一是志美行厉。李调元5岁入塾，7岁能诗，10岁随中进士选咸安宫教习辞归办乡学的父亲读书。家风的熏陶、父亲仁孝名实的言传身教，使他从小就养成良好品格，树立起远大志向。曾言“书不多，不足以考古；学不博，不足以知今”。一生痴书，嗜读，藏书10万卷，著书满家，传播四海。15岁作《游山》诗：“君看万卷楼，只作万崨嶫。”16岁有《丈夫行》“何不跃上天忂游，汗漫九垓驰八极，胡为蹐跼藕穴里，出亦不喜入不喜”道其志。20岁赴父亲江南任所问学，临行以诗“他年伯乐如垂顾，看我来修五凤楼”赠友人，展其抱负。29岁参加会试入翰林作《指侫草赋》“禀介节而含芳，抱清标而自矢……引獬豸以同朝，怒豺狼之当道，常向日而次第敷荣，岂因风雨而翩翩欲倒”浩气勃张。44岁因“画稿”事免职，他变卖衣物购书15车，作归川计，道云：“君若问我踪，泥土觅鸿爪。”“攻讦”事罢归罗江，作《六不斋说》：“不为势撼、不为利诱、不为欲迷、不为境迁、不为邪惑、不为气摇。”“只求俯仰心无诈，何怯高低路不平。”一生坚持自己的格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盘根错节，始见利器。作生活之强者，庶几无愧乎先贤。”藐视厄运，笑傲山水，潜心著述。晚年“豪气未除仍倔强”。59岁病中尤念“摩碑思补史、谙药解笺骚”；病愈，踏遍川西山水，访民俗、考古遗、广著述。清嘉庆五年（1800），67岁时，万卷楼被贼所焚，哀叹“不使坟埋骨，偏教冢藏书”，几欲死。所幸《函海》30函板片尚在，他才坚强地活了下来，造书冢葬万卷楼灰，增编《函海》至40函、另编《续函海》6函。嘉庆七年（1802）夏初，增编、续编《函海》即将告竣，向老友赵冀寄以诗：“地荒莫道无人种，田在余心未废耕。”九月，最后一部著作《罗江县志》开雕，序以记。十一月初三，小万卷楼落成，猝然倒下，腊月初五留下《叹老》“我愿人到老，求天变作草。但留宿根在，严霜打不到”绝笔，殉书而去。终年69岁。
二是刚直不阿。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翰林院庶常馆散馆，李调元授吏部主事，司掌呈百官履历升降循环簿事。内掌太监高云从以李调元新任不循旧规送私窥礼，寻衅辱骂，李调元扭其衣欲面圣，此事后被乾隆知晓，查出高云从漏泄百官升降事，将其处以极刑，部员皆佩服李调元刚正不阿。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调元升任吏部员外郎，查出已画押批文有误，复销去，得罪满人郎中永保；又因拒不补画，惹怒一品大学士满人舒赫德、阿桂，被免职，离任辞行面圣时，乾隆令军机处复查实情始复官，京官皆呼其为“铁员外”。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调元升任广东学政，次年抵任即颁《示诸生文》：“贵实循名，固贵青钱之选，除奸剔弊，尤嫌白壁之污……谆谆告诫，无非种种之苦心，无怡后悔。”广东各地生员，州、县试多枪手冒名，键讼刁悍之习。李调元极力整饬，一年后学风为之一新。乾隆四十六年（1781）春，李调元迁直隶通永道，兼管海防、河务、屯田。务关厅刘某前来拜谒，袖出1000两银票以作贿赂，因项粮银具在府库，先支领可浮开，多年已成例，李调元拒而不纳，即严示10条，革除一切陋规。四月，奉命观察承德府，承德六州县人犯多所平反。六月，捐清俸700金倡修潞河书院。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李调元随钦差德保查次年圣上至盛京回跸营盘，德保于三河蓟州纵奴骚扰索银，李调元锁其奴。年底因奉命护送《四库全书》，卢龙知县郭隶泰不避雨具至黄箱沾湿，永平知府弓养正不仅袒护其过且不听调，李调元以“徇庇揭禀”，弓在时已升任臬司的永保挑唆下与李调元相互攻讦，永保又向和珅的外祖父直隶总督英廉进谗言，罗织罪名，英廉为舒赫德、阿桂好友，为惩其一贯与满人大吏作对之桀骜不驯，俱折上奏，乾隆依其所奏，将其罢官充军伊犁。李调元行至通州病，新任直隶总督袁守侗以其罪止失查，奏准乾隆以母老赎归。
李调元归乡后，“不为势撼”“不为气摇”，为惩治于醒园行窃的“啯噜子”，3次致书绵州知州要求惩处，因拒交金川叛乱后仍按田亩完项夫马钱，知州严作敏以此相挟，反暗中勾结盗匪宋士义兄弟窃其衣被，李调元令子上报川省李制军，李派军足锁二宋至省。年末，严作敏被李制军参入大计革职。
三是同情劳苦大众，忧国忧民，痛恨权奸鼠窃之辈。李调元15岁时作《苦雨行》：“愿天悯此菜色民，拨云一露青天色。我虽饿莩亦何憾？免使穷簷戴盆泣。”初为官有作《石壕》：“何处催祖吏，又来打人屋。”又有作《石匠行》，借刻功德碑的老石匠之口控诉地方官吏：“但使官名永不朽，身虽饿莩亦何妨？”乾隆末年，和珅等权臣当道，朝廷贪官污吏“鼠窃多”，上下“职掌失其为”，李调元作《鹰嘴崖》诗，大声怆呼：“安得借苍隼，为我一纵臂。”纵臂“借苍隼”，“吁嗟速归来”之时，但能看见清正廉明的人和吃“窃鼠”的苍鹰遍地都是。面对清廷逐渐走向没落，诗寄友人姚鼐云：“我辈功名真似戏，何须核实论忠奸。”又有赴成都杜甫草堂诗云：“医国少良药，疾恶如探汤。”李调元倾晚年余力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蜀学的复兴。“地荒莫道无人种，田在余心未废耕”“但留宿根在，严霜打不倒”，至死不渝。
德阳市罗江区李调元纪念馆
李调元少时即慕明代新都状元杨升庵博学，多次访其故居，以升庵复兴蜀学为榜样，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承传、蜀学的复兴。32岁官翰林时，曾作《读祝芷塘诗稿》尽情阐述自己立志重振蜀学雄风的人生价值观。诗中首言自己的家乡四川罗江，谈自己20年来以蜀中历代杰出文学大家为榜样的励志过程。接着详论蜀之文史，“抗怀思古人，屈指尝窃评。缅维炎汉初，文章我蜀胜”。汉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洪钟破幽馨”领汉赋之雄风；“词坛列俎豆”，射洪陈子昂，“高蹈寡声应”，一扫齐梁以来的浮靡风气，为群雄驱唐诗盛起之先，“取冠汉史”；有宋一代“眉州苏父子”“大海扬碧波”几占唐宋八大家之半壁，“重辉千载映”；“后来颇落落”，虽然南宋末四川持续数10年的抗金、抗元战争人口锐减，经济文化衰落，仍产生了“道古或差胜”流离江南的元代文坛泰斗虞集；“有明三百年，升庵独雄横”。明末清初，四川再遭杀戮，全川“人烟断绝凡千里”，诗至此，李调元振臂高呼“曰余生也晚，狂愚颇自命”，誓言重振文苑蜀学，抢救并复兴四川文化，进而转述自己奋发学习的过程。“少年走吴越，文数林是邓。岂惟饱名山，兼多缟纻赠。”少随父到江南，访名师，在书山中苦苦寻觅，不仅仅是饱赏名山，更在于兼收并蓄，丰富历练自己的学识。“一自游京师，名流交订遍。”遍交京中名士，虚心向他们学习请教。继而指出：一些所谓“正始之风”将“绍乐”视为“淫郑”之流，嘲白居易《新乐府》，疑韩愈之才，讽刺温庭筠、李商隐的诗如“堆垛”，挖苦皮日休、陆龟蒙的诗“文辞堆砌”的“蛙黾”们“个中知者谁？”“庶几有独醒”。最后指出：“齐名谁侧目，主张须碰硬。”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李调元青少年时期的治学观和抱负，听到他发出的“啄硬”，向世俗挑战，“曰余生也晚，狂愚颇自命”，穷其一生振兴文化、复兴蜀学雄风的铮音。
乾隆四十九年（1784），李调元罢官后暂止于通州教书，增刻《函海》24函毕，欲归川，友人程鱼门前来索要《函海》。李调元赠诗说：“我虽生于蜀，吴越长在怀。十八便游浙，书籍得恣窥。摊钱向市购，书贾怜我痴。凡我之所欲，任意携归斋。我父悯其癖，广延友与师。”“从此通籍后，万卷左右堆。兼之好抄校，志欲百家该。”“积今所储蓄，多于鱼子胎。敢曰皆饱腹，差胜俗士怀。”“网罗遍名山，所阙吾川西。新都夙所嗜，余书雕始开。书成曰《函海》，其卷尚未排。”此言蜀学微绝，倾心收集杨升庵宏著，抢救编刊的过程。
李调元为官勤于王事、刚正不阿，公余游弋书海笔耕不辍。归乡后，倾心蜀学的传承，访民俗、考古遗、辨真伪。不与官府交，潜心著述，增刊《函海》。乾隆五十六年（1791）秋，面对世人的不理解与讥讽，写下著名的《秋兴》诗回应：“我老筋力衰，岂真好远游。况复寡素心，游亦无朋俦。岂无好花竹，荒芜不自修。岂无好亭台，有户多莫由。仓箱亦千万，岂无稻梁谋。室家非不宜，岂为缺温柔。如何春徂秋，车马尚不休。朝向邮筒过，暮向酒家投。凤既失高岗，百鸟群相啁。虎既适旷野，犬亦交相羞。归与竟何时，毋乃非良谋。鸴鸠笑鹍鹏，知者惟庄周。”又云：“我蜀多才人，皆为文字官。”“唐之李供奉，长安酒家眠。”“宋之苏学士，归院撤金莲。在贬至儋耳，行歌馌妇前。”“新都杨用修，博学冠明贤。撼门摘金齿，博粉双宾鬟。”“吁嗟俗眼人，焉能窥圣贤。”再次向世人宣告他以复兴蜀学为己任、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
编刊大型文学丛书《函海》。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二月，刻成《函海》（壬寅初刻本）20函，收书142种，编为134册。乾隆四十九年（1784）出狱止于通州增刻《函海》（甲辰本）至24函，收书共158种。归乡后增刻《函海》（万卷楼本）至30函，收书157种，凡160册。清嘉庆六年（1801）最后编定刊成《函海》40函，收书165种，875卷；增刻《续函海》6函，收书10种，62卷。李调元历时20年手自校录，以己之力雕就《函海》4种版本，并在以后各版《总序》中对个别地方作了挖改。《序》中说：“余不能化于书而酷有嗜书癖。通籍后，薄游京师，因得遍访异书，手自校录。然至《汉魏丛书》《津逮秘书》而外，苦无足本，幸际圣天子重修《永乐大典》，採遗书、开《四库》，于是人间未见之书骈集麋至，石渠天禄蔑以加矣。余适自广东学政任满，蒙思监司畿辅，去京咫尺，而向翰院同馆诸公又时获鳞素相通，因以得借观天府藏书之副本。每得善本，辄雇胥录之，始于幸丑（1781）秋，迄于壬寅冬，裒然成帙，真洋洋大观矣。有客谀余所好，劝开雕以广其传，遂欣然为之。余蜀人也，故各书中于锦里诸耆旧著作尤刻意搜罗，梓行者居其大半。而新都升庵博学鸿文，为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现行世者除《文集》《诗集》及《丹铅总录》而外，偕散轶不传，故就所见已刻未刻者，但睹足者，靡不收入。书成分为四十函，自一至十皆刻自晋六朝以来至唐宋元明未见书，自十一至十六皆专刻明升庵未见书，自十七至二十四则兼刻各家未见书，参以考证。自二十五至四十则附以拙纂。名曰《函海》，盖非徒夸富丽，实恐年衰，欲借读书以化其凿枘不入之顽质也……是则区区之心，所愿与天下共宝之，又岂徒藏之童山，为奕世所守之宝也乎。”从上可知李调元穷其一生自乾隆四十七年至嘉庆七年，历时20年编成《函海》40函宏编，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蜀学，“宣桑梓之邦”的盖世之功。
李调元不仅倾其一生编刊《函海》，且“鸿才博雅，覃心著述”，所著达79种661卷遍及经、史、子、集四部的方方面面。其“治经宗主郑氏”“发明郑学，以勘定后来诸家之说”；诗主“性情”，其“论诗曰：爽、响、朗”“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犹人”“人所到，我不必争到；人不到，我却独到”“文章妙处，俱在虚空”。在戏曲理论上大肆张扬“古今一场戏”，指出戏曲的作用在于“入人心脾，发人深醒”，有助于社会的教化与移风易俗，并身体力行，创作、改编、搬演剧目，为川剧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烹饪上，刊行四川第一部食谱《醒园录》；发展“民以食为天”的儒家学说，提出“饮食无细故”的先决理念，创立饮食“常珍”说，推动川菜菜系的形成。在民俗方面，辑著《南越笔记》、收集整理《粤风》、著录中国第一部《弄谱》，其在中国各民族文学史上地位甚高，除有极高的文艺价值外，还是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体育健身学的重要研究材料。
除时人名家早有定评外，当代著名学者屈守元先生论其成就说：“其有大功于文献（特别是蜀中文献）之传承，决无可非议之处也。调元之诗，时称才子，其与袁（枚）赵（翼）优劣，自当付之后贤品论；其过于张问陶（船山），则可断言。调元诗文之价值，尤在归蜀后，乡土气味之浓……此袁、赵所不能，当时作家亦无第二人。”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