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林钓艇图(传) 元 马琬
帮主斯唔嗯·超：“前两天上课讲到十几年前流行的'谢无量风’，今天就分享分享谢老的作品。”谢无量一八八四年生于四川乐至县，一至七岁随父在安徽芜湖定居，六岁学作诗，曾有《咏风筝》诗云:“儿童心怀巧，剪纸作飞莺。不是麻绳系，乘风直上天。”其早慧程度如此。南朝谢赫在其《画品》”六法”中把“气韵’置于首位，这同样适用于书法。而明代大家董其昌论画诗也谓:“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说明天赋在书画艺术创作中之重要程度。青年时期的谢无量书法，不斤斤计较于笔画之规范，用笔率意，直抒胸臆，偶尔行笔转折处未免给人以生硬执拗之感，但整体开张豪迈，气势弥满，这自然与谢先生“生而知之”的气度有关，正如他当时的诗句一样:酒酣泼地起高歌，意气直与山磋峨。天分固然重要，但与他后天的孜孜以求自然也是密不可分的。董其昌不仅强调”生而知之“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指出:气韵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谢无量的学识修养，吴兴王文儒先生在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序中已阐述得十分明晰:
“安寿谢无量先生，精于四部之学，旁通画革之文（所著《中国六大文豪》《中国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妇女修养谈》《实用文章义法》《国民立身训》《孔子》《韩非》《朱子学派》《王允哲学》《骄文指南》《诗学指南》等书），以世界之眼光、大同之理想，奋笔为之，提纲挚领，举要沿繁，品酌事例之条，明白头讫之序，核名实而树标准，薄补直而重完全。于是百家退听，六艺因而大明，如日月之经天，如江湖之行地。而后有志于此者，不至有扣盘扣烛之讹、得一漏万之虑焉。其功顾不伟欤。”
如此高评足见谢先生学问之淹通广博，余自不必赘言。不仅如此，其人生经历更是坎坷崎岖。他少年即出游，游踪所至，经常目睹外国列强的侵略与军阀混战，祖国疆土沦为半殖民地，大好河山日渐支离破碎，胸中愤意之情遂倾注笔端。一九O七年游北京时曾为京报馆主笔，每日发表社论一篇，抨击时弊，其忧国忧民之心日月可鉴。一九一七年，谢无量结识孙中山先生，从此投身革命，曾参与草拟孙文学说的《建国大纲》。由于谢无量通晓历史沿革，理既切至，许多建议均被采纳。后因孙中山先生去世，北伐战争的成果被蒋、汪篡夺，从此谢无量深感前途渺茫，遂远离蒋家王朝。此后，他便潜心抑志，曾有诗云:”少年忧世成狂疾，老至无能姑达观。”面对纷然复扰的外部世界，终感疲于奔命，倦鸟将息，不如纵情山水，转而诗歌与书法艺术。一九四O年至一九五六年，他基本生活在四川，这期间，他的诗歌与书法艺术渐趋成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在青城山养病期间，更是对禅宗痴心入迷，时与禅门大师贾题韬相遇往来，经常阅读道宗经典，并将庙中洋洋大观的《道藏辑要》全部阅读完毕。兴之所至，便感物吟咏，作诗写字，享受着青城山的历史人文和自然山水的丰厚馈赠。这段时间，谢无量先生写了大量的诗词与书法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成都诗脾家制的“郑笺诗谱”的自作诗册，并记:”余自庚辰夏来成都，忽忽数霜，偶有吟咏，随手散去。今录其可忆者为此卷。聊并观省云尔。”余庋藏就有三卷，据传共有十余卷，可见当时谢无量所作诗词数量之多以及书法创作之勤勉。诚然，书法艺术并非谢无量的学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是不可或缺的。大致说来，他的书法艺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青年时期（也就是去蓉时期）的谢无量更多倾向于儒学学说，怀揣经世救国，忧国忧民之情，所作诗词与书法颇为激越豪放；第二阶段:留蓉时期一九四O-一九五六），他的处世学问则偏于老庄等道家哲学，所作诗词书法多散淡蕴藉，尽”形实虚空”之妙；最后是晚年寓北京时期，其书法艺术更是“专气至柔”，达到了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若婴儿乎”的至高境界。具体说来，谢无量学习书法的途径主要师法二王。在我收藏的文稿中，有几十页是他临写“二王’草书的习作，他的临写非常有特色，有时临写一字，反反复复达三四十个之多，以求得笔法之规范和形神之兼备，正如米芾之’集字法’。他的夫人陈雪湄先生也曾从箧中找出七十四岁时背临《王大令洛神赋十三行》小楷书法，写得“端庄妍丽，神采飞扬”。以前人们一直误以为谢无量先生除了应酬作书之外，平常几乎不临帖也不写作品，在此足可佐证他临帖之勤勉。与此同时，他在研习之余，把自己的心得体会经常用诗的形式阐述出来，在题张毅崛藏《宋拓圣教序》曾云:”右军风格最清真，貌似如何领得神。浪比俗书趁姿媚，古今皮相几多人。”说明了他对右军书法之推崇与理解之深刻，同时也指出了学习”二王”书法最容易犯的错误，姿媚靡弱，对于当今书坛所谓的回归”二王’也具有警示意义。当然，以谢无量之智慧不可能一味地囿于二王，而是自出机杼，融钟鼎碑版铭文来“强其骨”。他对北魏《郑公文碑》极为推重，曾题诗云:“河溯贞刚见古风，北书无过郑文公。南人姿媚徒相趁，变隶何妨有二宗。”自注释。”北书固不及南人之轻绮，而贞刚之气，犹存隶势。故楷之初变，不当专以钟王为正宗也。”又题《广武将军碑》诗云:“投鞭猛气正开张，气势犹堪启晋唐。百载草深埋古褐，世人伪本竟商量。”又题《张猛龙碑》曾云:“或大或小，或仰或敬;藏棱蓄势，发为奇貌。虽存隶法，亦挟草情;美媲《中岳》，兼嗣《兰亭》。神韵乃妙，皮袭天下;旧拓可称，敢告知者。”谢无量见解之独到，实乃发前人之未发，道出了碑刻艺术之精要。以上谢无量先生对”二王’及碑刻之深刻阐述，足以探究他的书学脉络。但他不同于一般书家一味死学，而是舍其貌，取其神。表面上看，他的书法既无”二王’形迹，也无北碑的霸悍之形态，而是揉合二者之长，融会贯通，从而形成了强烈的自我风格。这一风格的形成，究其本源，应归根于他对老庄哲学的深刻领悟。晚年的他已基本趋向于道家的生活状态，完全不同于以往年轻时偏于儒家的行为准则。陈雪泥先生曾说：“无量卧病北，那时已神志不清，我在护理他的一年中，重温《庄子》以自慰藉。当我提到庄子时，他仍会会心一笑。”神志不清时，“会心一笑”真是美妙之极，老庄精神已经在无意中袒露无遗。冯其庸先生在谈及谢无量在北京期间的书法时，曾特别提及，他的笔是纯鸡毫制成的，用的是公鸡的尾毛，去掉硬蕊，然后一丝丝分开加工制成。蘸墨后落纸，犹如一团棉花。如此柔软的笔，也暗合了老子的“上善若水”之意。谢无量用时照样随意婉转，抑扬顿挫，貌似柔弱似水，实则绵里藏针，韵味隽永。谢无量的种种生活常态恰好与晋人崇尚的老庄处世哲学相吻合，也顺理成章地造就了他意出尘外、不着表象的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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