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创造对抗破坏，尽管规模很寒碜，但终究有所作为｜日常
（2014年那个时候，我的头发还没这么白，身材也还没有这么臃肿，眼睛还没那么近视和花，正是盛年）
（2014年晚春，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曾任北京奥美创意总监的林桂枝女士，彼时我正赋闲在家。来自香港的桂枝老师与我在三里屯附近一个咖啡馆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后来形成了这个对话形式的文章。对话是桂枝老师整理的，后来发在她的公号“二环读书郎”上。三年过去了，今天重读此文，我觉得自己没有太大变化。如果说有变化，那就是最初的选择的意志更坚定了。喜欢回望过去，是岁月留给一个人的印记，那是衰老的标志。26日晚吃饭时跟几个同事开玩笑说，将来写回忆录也没有绯闻可资回忆，多失败的人生啊。但是，刻板保守如我，依然有自己值得回忆的东西。比如3年前对话中谈到的。
当时对话中谈到的“用创造对抗破坏，尽管规模很寒碜，但终究有所作为”这句话，后来桂枝老师为我设计了一款名片，上面就印了这句话，当时我把这句话作为自己中年人生的座右铭。我如今早已不再使用名片，但这句座右铭，始终镌刻在我脑海里，至今不废。
林桂枝：北京奥美前首席文案总监。在香港奥美从事了6年文案工作后，1993年加入北京奥美，此后分别担任上海达彼思、北京JWT、北京盛世长城等广告公司的（执行）创意总监，2006年回归北京奥美，担任执行创意总监。资料来源：百度）
林桂枝：
我在中国做了20年广告，去年5月辞退了奥美的工作，希望收拾打扫尘封的自己，更期望作出新的探索，对自己和家人有个交代。
许多人问我离开金宝街要往哪儿去，我总是说，先上二环。
我没有任何计划，只相信走出去就会有路，接一点活，应该问题不大。
事实上，促使我离开高薪白领生涯的最大原因是我的女儿。每天十多小时的工作为她带来了丰裕的物质生活，可是这其中的价值与意义何在，而忙碌的工作又常常为我找到藉口，回避许多真正重要的问题。直到工作出现了一些司空见惯的情况，我才下决心，要直面问题，认真对付一下自己。
离开华丽大厦上了二环，我遇到不少优秀的传媒人。
朱学东老师是媒体界的著名人物，曾为中国周刊总编辑、南风窗总编辑，致力于用文字唤醒良知，以书写建设社会。
一天晚上上网看朱老师为中国周刊写的卷首语，深受其思想光芒而感动。
我跟朱老师都有个10岁的女儿，对明天总是一方面充满期许，另一方面忧心忡忡。朱老师，作为一位资深传媒人，又是一个爸爸，你对自己的工作与女儿的成长二者的关系怎样看？
朱学东：
桂枝老师这个问题，我曾经很认真地想过，也跟家人和许多同行交流过。
初入传媒行业，于我也算个意外。
我是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那个年代，教育虽然还比较粗陋，但理想主义和启蒙精神曾经给过我们这一代人巨大的影响，这后来也影响了我的传媒生涯。
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所学校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所学校在北京的大兴，叫印刷学院，是个工科院校，人文气息极弱，与外界沟通也很不方便，保守自不必说，加上我们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89年后迅速边缘化——虽然名义上位置很高，我便萌生了去意。
当时的中国，可供选择的机会还并不多。我在1994年夏天借调到了北京印刷学院的上级单位新闻出版署，开始涉入传媒行业，1994年我参加了中国第一次公务员公开招考，在1995年正式进入新闻出版署。
这些工作，过去对我更多是一份拿薪水的差事，还谈不上自己的爱好和理想。
2000年我选择离开机关，对于许多人来说，我这一举动很令人吃惊，因为我放弃了人人羡慕的公务员，尤其是我还是领导的秘书。我选择步入媒体行业，而且是完全市场化的草根媒体，真正转向与文字相关的工作，并投身到市场中。
我在媒体行业服务，无论是做公务员，还是后来在媒介数据调查公司，还是做报纸和杂志，一直非常认真，投入，我的太太常批评我太过投入，说挺傻的。尤其做媒介行业专业杂志，以及南风窗和中国周刊时期。这几份媒体，让我真正有了个人理想和情怀的投射，感受到了努力做事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及，职业的荣耀。
这个时候，做媒体于我，已不再是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它们还是一种责任，一种追求。八十年代接受教育深藏于内心的情怀和梦想，终于遇到了合适的土壤和时间。
我跟我太太和朋友都谈过，像我这样，喜欢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关怀，希望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合乎人性更加美好的人，没有会比做媒体更好的选择了，所以，我愿意投入全身心的精力，去做好自己能够做好应该做好的事情，来为社会尽一份心力，也为自己的关怀和理想，能够得到社会的回响。
2003年，我真正开始在媒体上广泛用文字表达自己的认知时，正好是我的女儿出生那一年。
当年做的这本杂志，叫《传媒》，我在筹备把它从一本机关工作杂志，希望改造成专业杂志，为媒体行业的市场化鼓与呼时，正好是北京非典时期，我一边陪着太太做孕检，一边筹备新杂志，而我女儿出生时，我在医院一边陪床，一边审校第一期新杂志！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把自己的努力，与我的孩子的成长联系了起来。
我希望我的孩子生活在一个自由安全、相信公平正义、相信努力就有价值的世界，我也愿意为这样的目标而努力。这个心念和信念，真正清晰，就是在我女儿出生的时候。直到今天，我或许不会再从事媒体行业，但我仍然坚持，希望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力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建设性工作，都是基于此心念。
（电影《佐罗的面具》剧照，上图为老佐罗行侠回家，亲吻睡梦中的女儿，并在女儿的身边放上一束鲜花，下图，多年之后，婴儿已是如花似玉的美女，但是，童年花香的记忆并未完全散去，而这成为她寻访亲人的开始）
我工作投入，自然会较少地关注到孩子的生活。家人也经常批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年，每天晚上我回家很晚，但我回家后都会默默站在女儿床边，看着安睡的她，就像美国电影《佐罗的面具》里，老佐罗行侠回家，总会在女儿摇篮里放一束鲜花一样，她的女儿长大成人后，对花的记忆，让她追溯自己的过去。我没有浪漫细胞，没想过在女儿身边放花，但我总是相信，我这样默默站在，表达自己的情感，我的孩子也能感受到。有一次太太醒来，惊见我站在床边看着丫头，还吓了一大跳。
当然，我接受的家庭教育比较传统。我也有些大男子主义的想法，男人就该有自己的事业，而这事业，就是通过自己的文字，通过自己做的媒体，尽可能为传播信息，改造社会尽一分力，唯有努力工作，才能为家人为孩子创造一片天空。
当然，在我可能的情况下，我也总是力所能及地关心孩子的生活。
而另一方面，对于文字和印刷品印着自己名字的敬畏，也让我在工作中，努力遵从自己的内心，严格要求自己，不随波逐流，更不堕落。我相信，未来当我的孩子能够读懂我的文字的时候，能够引以为豪说，我家老头写的东西不丢人，说的都是人话，这对于我来说，这也是我能够给她最好的教育。
正是这种敬畏，让我恪守天道酬勤的原则，恪守哪怕在螺丝壳里，也要存一颗做道场的心，在浮躁的世界，与其怨恨世界，不如改变自己，首先自守自持，然后以自己的文字和行为，影响家人，影响身边的同事朋友，一点点努力，或许，世界真的就会改变。
（奥索尔金的话，来自《哲学船事件》所载的奥索尔金的《时代之流放篇》）
这也是在今年，我选择俄国文学家奥索尔金回忆往事时说的话作为自己新的座右铭的原因：
“用创造对抗破坏，尽管规模很寒碜，但终究有所作为。”
我相信会有所作为，也希望孩子能看到努力的结果。
所以，我跟太太说，这是另一种对孩子的关心，也是我愿意为之努力的重要原因。
就这样，职业与自己的家庭、孩子的成长紧紧地关联在了一起。
（转引自林桂枝老师主持的微信公号“二环读书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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