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训琐谈

我国传统官训内容丰富，涉及官员道德修养、公务处理、立身处世等方方面面，官员修身遵训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慎言重行、言行一致

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官员的言行作了许多具体规范。首先，官员要慎行。《荀子·儒效》：“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官员言行不慎，其后果往往难以挽回，如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汉代贾谊说：“夫言与行者，知愚之表也，贤不肖之别也。……智者慎言慎行，以为身福，愚者易言易行，以为身灾。”他认为能否恰当地控制自己的言行是区别智与愚、贤与不肖的标志。其次，官员要言行一致。《论语》：“言必信，行必果。”《荀子·大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之宝也。口言善，身行恶，国之妖也。”善言善行的人是国家的瑰宝，说话冠冕堂皇却干尽坏事的人则堪称妖孽。再次，官员要身教重于言教。《后汉书》说：“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今天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形象工程、热闹场面，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这样的干部讲话没人信，做人没人服，干事没人跟，迟早会被组织识破、遭到群众唾弃。

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义利问题是官员价值观的核心问题。《论语·为政》认为：为政要讲求道义，“譬如兆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道义处理政事会像北极星被群星环绕周围一样受人拥戴。《孙膑兵法》说：“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宋代苏轼说得更具体：“非德之威，虽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虽察而人不服。”缺乏道义的威信是建立不起来的，无德者的智慧，不能令人信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人分为圣人、君子、小人：“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强调为官者要有良好的道义修养，才能为君治国、为民造福。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在利益面前要先考虑是否合“义”，然后决定是否取之，反对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或见利忘义。《墨子·非乐》：“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义和利的矛盾统一起来，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以求官与民、民与民关系的融洽和国家的安定富强。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义利观，党员干部肩负着带领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在利益面前应首先思考：我该不该得？能不能得？能够做到见利思义，先义后利。

以能求职、量能授官

关于官员德能与职位的关系问题，古人提出了一系列有借鉴意义的思想。首先，“称身就位”，所谓称身就位是说任职之前要衡量自己的德与才能否满足职位的需要，量才受职。清代王豫在《蕉窗日记》中说：“才不称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达不到职位要求的能力不可去占据那个职位，不称职就不要去拿那个职位的薪俸，否则就会“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贸然接受自己能力所难适应的职位，将贻误政事，危害国家，殃及百姓，自身也难逃失败的下场。才能是做好工作的基础，才疏者不可志过大。唐代罗隐认为有识之士“不患无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忧其贱，而忧道之不笃也”。不必担心没有职位，而应担心自己品德修养不足。有志者要积极蓄积才能，以高超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静待职位的降临。其次，“睹贤不居其上”。所谓睹贤不居其上是说看到比自己有才能的人，不要让自己的职位高居其上，否则就会“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吕氏春秋·遇合》说：“幸则必不胜其任矣。任久不胜，则幸反为祸。其幸大者，其祸亦大。”这是告诫那些能力素质不具备的人，莫要抱侥幸心理去取得权位，没有本事而接受任用，只会招致祸患。《淮南子·人间训》指出：“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宠，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无大功而受厚禄，三危也。”德才低下的人不要争官、讨官、跑官，甚至不惜人格求官、买官，不依德能得到的官位终将得而复失。

达穷不移、宠辱不惊

人在追求目标的旅途上有顺境也有逆境，古人称顺境为“达”，逆境为“穷”。首先，官员必须正确面对“达”与“穷”。不必通达显贵而趾高气扬，也不因穷窘困厄而垂头丧气。孟子《尽心上》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即使在不被重用之时，也要像《论语》中说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其次，官员必须辩证面对“达”与“穷”。自古英雄多磨难，功业都从苦中来。司马迁指出：“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诗》三百篇，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些豪杰志士在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克服了异乎寻常的痛苦与困难，在磨炼自己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生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穷”乃造就人才佳境。故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当今的领导干部要做到“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贫贱不移，宠辱不惊。（贾凤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