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强：中国第一思想犯（外二题）

《焚书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中国第一思想犯

世人之我爱者，非爱我为官也，非爱我为和尚也，爱我也。世人之欲我杀者，非敢杀官也，非敢杀和尚也，杀我也。（李贽《焚书·与杨定见》）

李贽之为李贽，不是因为富贵荣华、功名利禄，乃是因为“我”。我就是“我”，就是“这一个”，卓尔不群，特立独行。明朝皇权专制之酷烈，为后世所公认，即使是对中国历史素抱“温情与敬意”的钱穆先生，也承认明朝是一个“绝对君主独裁”的朝代。君主独裁统治下，臣民们都被“格式化”了，思想极度统一，是皇上之所是，非皇上之所非，不允许有“杂音”存在，否则就是“异端”，不杀之不足以慑天下。李贽偏偏要做异端：“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答焦漪园》）。如此高风峻节，世所罕有。蔡尚思先生说，在中国思想史上，仅仅因为学术问题而惨遭统治者迫害的，李贽是“惟一无二的一个思想家”，堪称“中国第一思想犯”。李贽泉下有知，当叹为高山流水之音矣。直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然视李贽为“异端”，说他“排击孔子，别立褒贬，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然而，李贽之血虽可流，其书却不可焚，即可焚而不能尽灭，至今广为流传。人心之向背如何，一目了然。

《钝吟杂录》，中华书局。

庸儒害人甚于庸医

诵农、黄之书，用以杀人，人知为庸医也；诵周、孔之书，用以祸天下，而不以为庸儒，我不知何说也。庸儒者，非孔子之徒也，不惟一时祸天下，又使后世之人，不信圣人之道。（冯班《钝吟杂录·家戒》）

庸医杀人，庸儒也杀人，而且比庸医更甚，到了“祸天下”的地步。追究其缘由，乃是因为学艺不深，读书不精。冯班认为，孔子的学说原本是不错的，只是一班浅薄迂腐的读书人把经念歪了，不但贻害天下，还败坏了孔圣人的名声。这个问题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姑且不论。但若说，某种学说可以害人、杀人，倒也不假。任何一种学说，如果仅仅局限在学术范围内，即使是通篇谬论，它也没有害处，它也有存在的权利。没有谬论，即无所谓真理。但学说一旦和政治沾边，与权力挂钩，甚至上升为统治者的意志，情况就复杂了，害人、杀人势必在所难免。孟子说，用棍子杀人和用刀杀人，性质是一样的，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性质也是一样的。孔圣人也说过一句“苛政猛于虎”的话，后世很多以孔子信徒自命、声称要“以德服人”的权贵，把老人家这句话当作耳边风，确是有损圣人令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依靠权力强制推行的学说，与其称之为学术，毋宁称之为政治，而且是专断的政治，其“祸天下”之甚，可谓罄竹难书。冯班仅以“庸儒”责之，实在是过于轻描淡写了。

《昨非庵日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为官当有平常心

吴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尝遣使察之。使者潜至公旁舍，见一农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问曰：“此有吴尚书家何在？”公敛手对曰：“琳是也。”（郑瑄《昨非庵日纂》）

吴琳，字孟阳，湖北黄冈人，朱元璋时曾历任国子助教、浙江按察司佥事、起居注、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郑瑄说的这件事情，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朱元璋的“密探”手段了得，官员即使辞官返乡，也仍然受到严密监视，难以逃出皇帝的耳目；二是吴琳做官的心态很好，拿得起放得下，庙堂、江湖两相宜。清修《明史》卷138吴琳本传不到两百字，基本上是流水账，吴琳在家务农是其中惟一的细节。一个朝廷大员，足堪记述的事情多得很，却以居官有平常心而留名于史，倒也算是一段趣闻。权力本乃公器，贤者进不肖者退，能者上不能者下，应是政治常态，但封建官场中人，往往视权力为私器、为命根，并且挟权以自重，极尽钻营、搜刮之能事，得之则大喜，趾高气扬，失之则大悲，面如土色。如此为官，只能升职，不能降职，更不能免职，恰恰因为这样，爬得越高，跌得越重，“譬之山腰，看人从高跌下者，暴痛绝命，可怜可笑也”（王思任《简米仲诏》），宠辱不惊如吴琳者，反而成了“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