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中国学生习惯了“雾霾学习”，出了门却不知道怎么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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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高钢教授，从自己的任教工作，以及女儿在美就读的教育经历中体悟到，当下中国的学生们，似乎已习惯了充满雾霾的环境；所以，当他们中的大多数进入没有雾霾的空间后，竟被发现不知道该怎样呼吸。

作为人大新闻学院的教授，天天跟大学生们待在一起，对大学生们在大学里的学习状态比较清晰：

·挂科现象普遍；

·对老师布置的高难度作业不满，对老师要求阅读的文献敷衍了事；

·普遍缺乏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进取精神，上课无精打采甚至埋头睡觉；

·80%的学生几乎没有课程之外的，较为完整的个人学习进修计划；

·普遍沉溺于玩乐，或行动怠惰，手足无措。

对此，高钢教授说：

“在人大校园和课堂上看到的这些状况，使我很难相信，眼前这些孩子，原本都是中学里比较优秀的学生。他们在中学（甚至是以小学奋斗为基础）近乎残酷的学习竞争、同类拼杀中脱颖而出，进入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而此刻坐在人大的课堂里，我猜他们会觉得，自己人生中最难企及的目标已实现，可以放松了，于是开始睡觉、逃课、无所事事。”

“可以理解的是，在经过初高中至少6年高强度心理和生理重压之后，走到我们这些教授面前的这些‘天之骄子’们，普遍疲惫不堪，甚至身心损伤。我在大学中，已经看到了束缚孩子天性的应试教育，给他们造成的后果。”

高钢教授在他的文章里做此感叹，并且非常中肯地提到另一个平行现状：在那些社会排位较高的文科院校学生中，这种应试教育的后果，表现得更为明显。

当下高等院校（尤其文史类院校）的大学生们，的确存在上述种种问题。鉴于此，高钢教授以及其他在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人们，会本能的溯源反思：原本以教育人、培养人、输送人才为目标的小初高教育体制，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多年来，题海车轮战术、层层考试加码、单一人才智商测评方式、粗暴干涉孩子成长期自我规划等应试教育制度，一直以来也深受社会各方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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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种教育制度缺陷，在学习成长过程中给孩子们造成的僵化与禁锢，高钢教授还专门举了一个例子说明：

“布置大量阅读时，学生们会抱怨；当我试图组织讨论时，学生们却沉默了。如果我严格要求，通常最直接的后果就会是：在学校组织的教师评价调查中，被学生们打低分。不只是我如此，其他老师也一样。如此一来，教师为了自己的评分，不敢严格要求学生；师生双方渐渐达成相互‘宽容’的默契。”

高钢教授亲身体会是想说明，这些原本应该充满探索、求知欲、热情迸发的孩子们，真正到了大学里，却全然不是人才应该有的活泼向上，开拓进取。很显然，他们仍然在沿袭高中时代的思维习惯，遵循着进入大学之前那六年的学习模式。

似乎并不知道，所谓大学时代，不是被人逼迫着学，而是要充分挖掘自身的兴趣潜能，去发现真正的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

观测出此种现状，忧心于此的高钢教授，试图以自己在学识、学术、渠道等各方面的眼界，充分引导学生们改变他们浑然不知的现状。

高钢教授说，他曾经在自己的新闻采访写作课程上，向听课学生们介绍了国内外同类课程的多部教材，希望学生们阅读之后选择购买其中的一部分。

而自己之所以这样做，一是觉得老师的责任，就是要去开拓学生们的视野；二也是害怕学生们有经济负担，所以并未做强行要求。

然而，事情的结果出乎高钢教授的意料。

那一年他的课程评价中，就有学生提意见说：高老师不指定学习教材。

收到意见后，学校教务处就按照严格的工作规范流程，让自己亲自给学生做书面回答。一时间高钢教授说自己真是非常纳闷：

这些千辛万苦经历过高考，走到高等院校中的孩子们，眼界与思路真是僵化至此吗？当真是得到自由的时候，都不知道该怎么呼吸吗？一定要有固定教材，才敢放手去学吗？这不是初高中应试教育一本通的后遗症，还会是什么呢？

教授新闻学的高钢教授，出发点是正确的。

以培养合格高考生的标准来衡量，高钢教授的做法一定不合时宜；而以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标准来衡量他的做法，却是再合理不过，也理当如此。根据中美教育体制对比显示，通常，一名在校大学生需要完成的课程数量，中国远比美国的大学生要多得多。

与此同时，中国大学生实际上触及的学科类知识范围、所掌握的知识总量，与美国大学生相比，却有极其鲜明的差距。

同样一学期的一门课程，一名美国学生的阅读量，是中国学生的五倍以上。

若依据一名学生大学期间学习50-60门课程来计算，中国大学里的学生现有阅读量根本不及格，甚至可以说差得很远。

在美国大学中，通常都主张授课教师保持自己的教学个性和部署，他们也尊崇学校的规章制度。他们控制教学质量的标准是什么呢？

一是保证学生在专业领域的阅读量与领域范围，二就是作业环节异常严格。

东西方教育差异，历经百年而各异。

高钢教授所陈述的事实与观点，也的确所言非虚，皆来自他的亲身实践与体会。提出这样的感受和观点，并非是将中国的应试教育一杆子打死。

高钢教授也提到了，问题的产生，永远都是复杂原因的集成。只是，当我们发现了问题，就理应从上到下，对整个教育过程的设计、管理、运行以及这一条线上的缺陷，加以正视和深刻反思。

只有以动态的教育认知，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才能让我们的教育真正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这一过程，无论有多漫长，无论受多少阻碍与影响，对教育目的的心理认知，都必须保持科学而理性的态度，这也才是真正关心教育的每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态度。

- The End -

作者 | 汤米

编辑 | 一粒米

第一心理主笔团 | 一群喜欢仰望星空的年轻人

参考资料：《Psychological science》

Anthony, E. J. (1987). Risk,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An overview. The invulnerable child, 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