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旧世界”的通道：近代宗教报纸《中国教会新报》发行网络研究
杜恺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王润泽，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1882年，结束乡试自顺天返回的康有为途经上海，自言“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政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从此“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次年开始康有为”大攻西学书，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康有为，1992：11）。毫无疑问，在康有为的视野之中，《万国公报》就是他获取西学最重要的媒介之一，日后维新变法时，他便直取《万国公报》来作为其宣传改革变法的报纸名字。次年，身在两广的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并设立“洋务处”时为了“查核而资讲求”也提到“坊间印行《万国公报》、游历日记等类一切有关洋务政事之书，均须广储备用”（张之洞，2008：112-113）。而到甲午之后，梁启超所列之“西学书目”，赫然在列的就有“《中西教会报》、《中西见闻录》和《万国公报》”（梁启超，2000：447-461），这几则史料均表明，至少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以《万国公报》为代表的宗教报刊就已经进入晚清士人群体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之中（潘光哲，2019：7）。
然而在这之中，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进行思考。近代以来，由于外来文化“刊”的引入，重组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知识系统与社会关系，进而动摇传统社会的文化根基（黄旦，2019）。从思想的角度上来看，这种“书”与“刊”的变革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然而又不言自明的道理，似乎媒介所带来的新思想转变可以直接作用于现实之中并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正如潘光哲所说的那样，士步入“知识仓库”好似不需要入场门票；实际上，制约读书人进入这方天地的关卡，叠叠重重。近代中国人读书世界的转变，往往需要相关条件的支持配合，现实的物质与环境的差异，往往让想找书读书的士人，不见得可以心想事成（潘光哲，2019：8）。在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演化展开考察的过程之中，对媒介的接触（reach）如何成为日常行为，不应当被忽略，或仅是只被当成一种自变量（朱至刚，2018：34-43）。因此当我们讨论一种“制度性媒介”生成的同时，也必须考察其物质力量特殊的、后来的和具有侵略性的延伸（德布雷，1991/2014：2），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首先考察，近代的中国人是如何接触（reach）到这些宗教报刊的。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也许只是“西学新知之总荟”的历史评价，是历史之中众多士人曾经阅读过《遐迩贯珍》《六合丛谈》《中国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宗教报刊的记录，是一种新知的呈现、流布及变化，但我们真正关注的是使这些意识形态能成为可能的东西，即如何从新的工具种类的使用和实践中诞生的新的社会机构，同时又从这些机构当中涌现出活跃分子，进而成为社会运动与社会思潮之中的推进力量（陈卫星，2015）。换言之，各类“嵌入”之物在此间的扩散，不仅“空间”是必须考察的维度，更须格外关注跨越空间的动力所在（伊格尔斯，1997/2014：82）。
过往对于《中国教会新报》的研究之中，研究者们对于《中国教会新报》的转变往往聚焦于对报纸的编辑内容、读者策略、社会思潮以及主编林乐知本人在交往与思想上的变化（贝奈特，1983/2014；王林，2004；梁元生，1978；方汉奇，1992），却忽略了作为物质条件基础的传播网络。实际上每种形式都有一种特定的规范，若想理解关于某个文本在历史上有过的用途和阐释，就必须确定上述物质形式所产生的意义效应（夏蒂埃，1996/2013：2）。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发行的角度来考察宗教报刊究竟是从何途径进入士人的“阅读世界”？推进宗教报刊跨越空间并进入士人的“阅读世界”的物质动力到底是什么？宗教报刊的发行网络是如何走出“宗教世界”进入“世俗世界”的？
要研究这样的问题，林乐知与他的《中国教会新报》毫无疑问是其中的典型，作为一份典型的宗教报纸，从组织机构的角度上看，林乐知与他的《中国教会新报》本身就处在近代中国转型之中的关键节点之上，身兼传教士、主编、翻译、教师、作家等多个职业于一身的林乐知及其背后的各个机构无疑使得《中国教会新报》在其出版发行的过程之中获得各方社会力量的支持，正因如此我们不能够仅将《中国教会新报》作为一份报纸来对待，它还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网络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如此一来，各种“新知”如何通过这个节点散布到中国的各个角落中去，无疑是我们研究的关键所在，借此我们也可以管窥《中国教会新报》如何从一宗教报刊跨越成为对中国近代化产生重要影响的综合报刊《万国公报》之轨迹。
一
走出上海：
《中国教会新报》初期的发行网络
1867年，一心想在中国开拓传教事业的林乐知在一次新教传教士会议上提出了创办一份宗教报纸的想法，这一想法获得了当时在场的传教士的一致赞同。在获得在华新教教团的一致允许之后，林乐知独自一人承担起了报纸编辑和出版发行的重任（贝奈特，1983/2014：91-92）。此前林乐知已经在《上海新报》中独自承担编辑活动，此类活动在他自己看来应该不是难事。
《中国教会新报》并没有以“报”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木刻式设计装饰，并且按照中国官方的板书大小制成。林乐知如此设置板式的原因一方面出于经济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技术，使用什么样的纸张就是一种“区分”（布迪厄，1979/2015：737-745）。以木刻雕版为印板，用毛太纸印刷更符合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购买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文化的考量，《中国教会新报》出版的目标在于“俾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相亲爱，每礼拜发新闻一次，使共见共识，虽隔万里之外，如在咫尺之间。”而“外教人亦可看此新报，见其真据，必肯相信进教。”（林乐知，1868a）利用契合于中国人读书方式的传统木刻书能够在时空延展之中为中国教徒乃至全体中国人争取“相遇”的机会，使得原本难以或根本无法交谈的人，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相互能够理解了（安德森，1983/2011：43）。在其早期（1868-1869）投稿的160篇文章之中，有131篇的作者是中国人，其中至少有112篇则明显为中国的基督徒（贝奈特，1983/2014：94），如第一期之中的惠教师、惠志道、慕义子，第二期的王贵卿，第6期的张宁奎等。这也意味着从一开始，《中国教会新报》所面向的群体就是在华的中国基督徒并延伸至所有的中国人，而并非单一城市或地区的基督教人士。然而与之前编辑的《上海新报》不同的是，《中国教会新报》主要的问题可能并不在编辑上，而在于其出版发行以及销售之上。
换言之，选择什么样的群体以及如何投递关系到了日后《中国教会新报》的读者范围，在林乐知的视角之中，虽然他的目标读者是更广大的中国群体，但落在现实之中他还是选择了以基督教传教士及其信徒能够活动的范围为主，在第1期的《中国教会新教》之中，林乐知以当时在华新教人士为模板，设立了其预想的读者范围，情形如下（林乐知，1868a）：
虽然这仅是新教教徒的人数，但当时的林乐知对于《中国教会新报》的发行充满了希望，依照上表，在林乐知乐观的预计之下，报纸的订阅数量仅以教徒统计就能达到700多人。对于这些人，林乐知更是乐观到只要是有上报的牧师或信徒，林乐知均会寄一份《教会新报》以感谢他们的宣教事业（林乐知，1868a），而这也正是贝奈特误认为所有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团都订阅了《教会新报》说法之来源（贝奈特，1983/2014：94）。
然而事实并非如林乐知所想的那样简单，也许是因为所有的编辑与出版事务都集于他一人之身，他根本就没有对除编辑以外的事务做好准备，在出版的第一期之中，林乐知曾想将“所买新报者，不论各处皆于依次新报中将人名录出”（林乐知，1868a）。但实际的订阅情况再加上报纸邮寄的问题使得他连这一想法都没有实现，这也说明实际上在开始《中国教会新报》的工作之前，他对于报纸的发行，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在第三期时，林乐知在《本书馆启》中又提到了将买报之人的名字录于《教会新报》之中的事情，但因为上海购买《中国教会新报》的读者在寄信时并未附有买者之姓名而只能等“各处汇集名目再为印于新报。”在这里，林乐知大致给出了上海地区的订报人数是在百余人（林乐知，1868b）。罗文达（Rudolph Lowenthal）曾对《中国教会新报》发行初期的发行数量做了统计，认为其发行量大致是在200份左右（Lowenthal，1940：77）。可见在初期订阅《中国教会新报》之人，大多数集中在上海及周边地区，这些人也可能大多都是林乐知的亲朋好友以及教会之中的牧师及教友，即便不通过报纸也能够得到《中国教会新报》的消息，后来林乐知也统计出此时上海地区订阅的人数是在270人（林乐知，1869a），这也与罗文达所统计的数据基本吻合，依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出版发行初期一两个月时，《中国教会新报》的读者应在上海周边地区。
按照当时宗教报刊往往由教友读者提供新闻的情况来看（刘丽，2009：14），《中国教会新报》在新增区域所拓宽的销量依然是卖给基督教徒的，这更加能说明《中国教会新报》的发行网络在早期基本上是依托于当时的基督教教徒网络而建立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在突破空间，走出上海之初，《中国教会新报》的发行区域大部分皆为基督教徒聚集的通商口岸之地。至于其他几个比较重要的通商口岸如厦门、香港等地，虽然它们所拥有的教徒数量也有可观，但因为林乐知创办这份报纸完全自负盈亏，不仅价格定得相当之低，并且在报纸的发寄上还不收费，实行“包邮式”服务（林乐知，1868a），这样的发行方式导致这几个地区的销售都以“诸处所售不多，脚夫不甚敷用”“信力比本身之价反多，故后不复寄也”而草草了之（林乐知，1869a）。在这之中，林乐知选择以民信局作为其投递方式也是影响《中国教会新报》发行网络的一个主要原因。
民信局虽然自明代就已经出现（张志和编，1995：658），但它的产生是与当地的商品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各地的民信局产生的时间不同（徐建国，2017：38）。林乐知所在的江南地区本就是中国的富庶地区，当地开设民信局的年代要早于其他地区，许多当时江南地区的民信局都有了百年的历史（《申报》，1875年2月26日），因此在他的认知之中很有可能认为中国当时主要的民间远程交往方式就是书信局。但实际上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此时的民信局发展可能才刚刚起步，例如四川在此时才刚刚形成了一张初具规模的民信局发寄网络（政协四川省委员会编，1980：136）。且当时的民信局选择寄送地点往往是以该地区的邮政业务的数量来决定的（穆和德等，1993：24），以福州和被林乐知放弃的厦门为例，二者虽均为福建之重镇，然则福州地处闽江入海口，其辐射范围能遍及福宁、兴化、建宁等地，可算是大半个福建，而厦门是九龙江的入海口，其范围仅止于厦门、漳州、龙岩三地，并且此时的厦门还没有前往福建内陆的正规邮递路线（徐建国，2017：90），因此福州比起厦门，它所能收到的邮政业务数量从地区上来说要多的多，若再因为脚夫问题，那么民信局自然会选择业务经营范围更广的福州而不会选择厦门，而这也正是福州被计入了销售区域而厦门不被计入的原因所在。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民信局寄递网络往往仅止于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以及商业贸易发达的口岸，例如当时官方创办的工部宝兴信局的主要发送地就是汉口、九江、镇江、扬州、泰州等地（上海新报，1866年10月14日），同一时期的郑观应也观察到了这一现象，他说“凡大城镇有信局处，则书信可通，若荒州僻县商贾稀少者，则无信局，以致寄书道梗，游客又深苦其不便”（郑观应，1982：676）指的正是这种依靠民信局通讯的弊端。况且报刊本身的货物量并不够大，信局自然也不会选择新开线路帮忙寄递这些邮件，这也是林乐知所说“脚力不甚敷用”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前几个月《中国教会新报》的运输之中，依托于民信局的发行网络就只能将这些报纸邮递至一些交通发达的城市和地区。
虽说初期《中国教会新报》主要面向的是各个口岸地区的基督教徒，但因为通过书信局进行寄递的方式，初期《中国教会新报》的发行网络也只能够到达几个交通较为便利的城市和口岸地区，丁韪良在《中西见闻录》中就直言“中国各处信局俱系民间自行开设，其寄信亦止晚通都大镇，至幽僻之处则不能遍及。”（丁韪良，1873），如果不能够改变它的发行方式，可能《中国教会新报》连“中国十八省教会中人，同气连枝，共享亲爱”的初步愿景都不能实现。
二
深入口岸：
《中国教会新报》的发行路径探索
正因为发行网络的局限，出版了一年的《中国教会新报》很快就遇到读者数量不见上升等问题，罗文达统计第一年《中国教会新报》的发行量大约是在700份（罗文达，1940/2017：108），这也仅比四个月时多了200份。此时林华书院内存有大量过刊，林乐知也意识到依靠中国民信局寄递报纸所带来的问题，这一问题甚至一度导致《中国教会新报》陷入无稿可用的情况（林乐知，1869b）。
为改变这一情况，林乐知开始做出调整，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调整发行渠道。林乐知所编的另外一份报纸《上海新报》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想法，当时的《上海新报》在林乐知的主持之下正在进行着报纸的转型，除了在报纸版面上进行了革新以外（马光仁编，1996：41），《上海新报》还开拓了它的外埠发行。当时的《上海新报》发出广告“如欲观新报者周年洋四元半年洋二元或各埠有光顾客商另加自费一元。”（上海新报，1868年11月3日），若是分摊到每份报纸上，按照《上海新报》隔日一发的情况一年大约发行150份，每份的运费也仅为6-7文钱。这比起当时民信局在江苏地区动辄70、80文钱，在外埠地区利用轮船少说也要60文钱的运费来说，真的是便宜得太多（无锡邮电志编撰委员会，1992：9-10;镇江邮电局，1997：52），即便是官方在海关兼办的邮政，从上海到北京的报纸也要“每件收银二分”即每份报纸收取20文钱的运费（孙君毅，1984：10）。如此平价的收费，对于当时收入拮据的林乐知来说不失为一种诱惑。
《上海新报》之所以能够做到以超低价实现报纸在外埠的发行，主要原因是在于它的订户以及广告主们都是当时分布在上海以及各口岸城市的商户洋行，因此它的销售主要是由个别洋行商号常年包定，并由各洋行和相关华商高价包销（常贵环，2011：49-50）。依托于与这些洋行的良好关系，《上海新报》可以将它们的报纸托付给那些常年在他们报纸上刊登航运信息的轮船公司，由他们负责将《上海新报》运送至各个口岸城市，这样的好处不仅在于价格上可以低价处理，同时相较于其他利用轮船运送的民信局信件，这种运输系统往往会对那些利用外文撰写的信件采取优待政策，也就是优先收取、派发他们的邮件（贝奈特，1983/2014：97）。
至于如何和这些轮船公司获得联系，此类交际的工作对于兼任《上海新报》编辑的林乐知来说，本就不是难事。当时《中国教会新报》用来收寄信件的机构也是一家洋行：同茂洋行（中国教会新报，1868），林乐知当时就经常为这家洋行在《中国教会新报》上打广告。它的创始人约翰·特纳是一位美国人，原先是旗昌洋行的合伙人，后又创立了同茂洋行（张小栋，2018：23-24），在同茂洋行的业务之中确实有一项业务是帮客户寄送各类货物（《中国教会新报》，1869d），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报刊。而特纳所在的另一家洋行旗昌洋行作为一家具有庞大规模的公司，旗下所属旗昌轮船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公司（刘广京，1998：4），在当时它也承担着一定的邮件寄送业务。当时许多民信局的邮件收递都要依托旗昌轮船公司来进行（申报，1874年4月30日）。并且林乐知本人原本就天性开放，交友广泛，在教会之中，与这些政商交流之事往往也交由林乐知来负责（梁元生，1978：31-32），在林乐知1883年创立中西书院所收到的捐款中，就有很多是来自各个洋行商会的官方捐款，其中也不乏像旗昌洋行、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禅臣洋行、火轮公司这样拥有轮船业务的大型洋行（林乐知，1883），即便通过私人关系，林乐知也能直接与这些洋行达成报刊寄送的协议。
正因为如此，林乐知后来在论及信件寄递的时候都会强调“用外国信封托外国牧师汇寄外国轮船，缘中国信局费大，外国轮船费小”（林乐知，1869b），这一句话虽是林乐知对于寄信者的告白，但在林乐知的设想之中“购买者之多寡，寄信者之踊跃”这二者本就是二体一面，寄信之人必然是《中国教会新报》的忠实读者，也是《中国教会新报》最主要的阅读群体，因此寄信者本身也正是《中国教会新报》的阅读者。
当时由上海地区开往中国各地的外国轮船基本遵循的是以“丁”字形为展开的交通网络，其寄递路线不断从沿海一线与沿江一线相互拓展，而上海正处于这一寄递网络的中心。比起之前所使用的民信局网络，它在更远的航线上如厦门、香港、烟台、天津等地更具优势，基本上能够保证每个礼拜都有一趟航班，这样每个礼拜的《中国教会新报》都能通过轮船寄送出去。
随着发行方式的转换，运费的下降使得林乐知可以将《中国教会新报》的价格由原先每年一元调整为每年半元，此时价格可以说与后来的《申报》相差无几。同时随着发行网络的扩大，两个月后，林乐知告知读者《中国教会新报》在天津、烟台、扬州、苏州等地的销量翻倍，此外林乐知还提及了来自香港、厦门等地的读者来信还尚未收到（林乐知，1869c）。由此可见，发行网络的拓宽不仅使得《中国教会新报》在原有发行的较远地区的销量出现了增长，它还使得原先民信局未能抵达的香港、厦门等地也能收到报纸，因此才有了这些地区的读者与林乐知的互动。到了一年之后，《中国教会新报》的销量更是翻了一番（林乐知，1870a），并且销售数量持续上涨，可以说林乐知在发行方式的转变与发行网络的拓宽上是非常成功的。
通过改变发行渠道，林乐知给《中国教会新报》的发行量带来了长足的增长，“道合志同苦关河之多限邮传”的局面也被打破（林乐知，1870b），然而林乐知希望“道其本末、原委，庶几，集腋成裘，较著口传者，更为普遍”的期待却并没有因此实现。依托于外轮的局限在于《中国教会新报》在此形成的是以口岸城市为主要传播区域，以外国传教士为经销人，以教堂为经销站的教会发行网络，这样的话就会将《中国教会新报》的读者同《上海新报》那样圈定在口岸地区的一定范围之内。当时一些外国机构如上海海关税务司和旗昌洋行对《中国教会新报》的大量加订也能够说明虽然《中国教会新报》已经开始走出了它的教会群体（林乐知，1869c），但《中国教会新报》此时仍旧是“门内的他者（The others）”，它依然是流传于教会信徒与商户洋行之间的“新报”，段怀清指出，当时的《中国教会新报》“不仅游离在当时的官方体系话语之外，甚至也游离于当时主流文人群体之外”（段海清，2007：117），而如何跨出“口岸“走向”社会”则成了林乐知下一步所要思考的方向。
三
扎根中国：
清末航运变革与《新报》的入世转向
1872年末，一篇名为《论中华轮船招商事》的文章刊登于《申报》的头版头条，文章开篇就明言“轮舟之驶行中国也已数十年於兹矣，即轮舟之通行於中国也亦已数十年於兹矣。是华人既已深知其利而必使西人独专其利，则何哉？”（《申报》，1872年11月30日），既然轮船之便利早已通行于全国，而为何此时还是没有一家中国的轮船公司能够成立呢？实际上，这场关于中国是否需要拥有自己的轮船公司的争论在年初就已开始，而在同年12月，争论最终在朝廷批准李鸿章之《试办招商轮船折》并由李鸿章主持，由盛宣怀、朱其昂等人筹办“轮船招商公局”而宣告结束。至此，中国轮船业也开始加入中国的航运事业中来，打破了英美等国长期在中国沿江沿海一代垄断轮船业的景象。
近代中国轮船业的起步，在经济上虽多少有着“济公家之用，略分洋商之利”的原因（李鸿章，1908a），但从根本上而言，其战略性意义则在“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李鸿章，1908b）当时的外国人也认为中国轮船招商局设立的目的就在于“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实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寿尔，1961：400）。对于中国轮船业的改革，它不仅是一项机械的革新，还代表着一种贸易传统和竞争体系（刘广京，1998：192），轮船作为一种近代化的生产方式，本身也象征着一种媒介嵌入，即对于一种媒介的接触（reach）逐渐变为一种日常行为，货运乃至送报在此时逐渐内化入原生的社会结构，成为一种“嵌入”的“社会事实”（朱至刚，2018）。
对于中国轮船招商局一事，林乐知本人也特别关注，并在《中国教会新报》之中多次报道。当时中国沿江沿海一带的航运霸主正是美国人开设的旗昌轮船公司，“美国式江轮，尤为此中翘楚”正是对当时美国轮船雄霸中国江面的最好描述（班思德，1983：440）。按理来说，中国成立轮船招商局对于美国的利益而言是一件有所损伤的事情，但林乐知不但不对此加以反对，反而大力支持，在中国制造的轮船下水时更是盛赞“此轮船下水无不以为最大奇观也”（中国教会新报，1873）。可见林乐知对于此事有自己的考量，而他的这一考虑实际上也与《中国教会新报》的发行有着很大的关系。
有研究指出，19世纪西方传教士是尾随在商业活动之后进入中国的（Commission of Appraisal，1932：10），传教士与在华商人的相互勾结历来为人所诟病，这也导致了当时中国民间对于传教士普遍带有一种负面的情绪以及观感。光绪年间人士李东沅所言“通商渐夺中国之利，传教则并欲夺华人之心”虽有所夸大，但也基本符合事实（李东沅，1898：7）。与商人的接触往往会导致商人的不良影响传递到传教士身上，并加深当时国人对于传教士的不信任感。这一点实际上林乐知本人也感同身受，早在1868年他就迫切希望将“传教士的历史和商业化运作分离开来，我们将会很快从那些不公平地加上我们身上的、令人讨厌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南方教报》，1868年3月27日，转引自贝奈特，1983/2014：49-50），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以后，林乐知的这种隐忧愈发强烈，他深知“闹事者甚众，非一日议成，民间俱有风闻”，因此他希望当时的教友“切不宜轻举妄动，致生事端”（林乐知，1870c）。在传教策略上，林乐知也开始强调“基督门徒，毋论住于何国，理宜服国家官长，教士传道者。尤宜如是，自己和平端正，教人尊敬官长，顺守国法。”（中国教会新报，1871）正是在这个时候，林乐知开始形成了他关于“间接传教”的传教方法，即通过教授知识、翻译和出版中文刊物作为平常布道的补充，并以此接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以及中国的妇女（贝奈特，1983/2014：206）。通过传教方式的改变，传教士自然就可以摆脱原先依附于洋行商人的尴尬地位，《中国教会新报》也是从这个时候起开始更多关注国内外的新闻而不是教会的信息（贝奈特，1983/2014：59）。
“间接传教”虽名为间接，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它需要大量地与中国的知识分子、官员进行接触，因此“间接”的方式可能需要《中国教会新报》更深入地嵌入到中国的社会结构之中，思想上的转变依然需要物质上的转向来实现“质”的变化，这也是林乐知虽已思考多年，但却依旧无法付诸行动的原因。考察这一网络形成的原因，实际上也与当时中国轮船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于上述原因，通过民信局寄送网络进行外埠发行的《申报》很快就在外埠销售上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上海新报》（徐载平，1982），《上海新报》于1872年底停刊。这样的竞争结果深深地触动了曾经担任过《上海新报》主编的林乐知，并进一步影响了《中国教会新报》在栏目内容上的变革（王林，2004：12）。与此同时，林乐知也注意到了利用根植于中国社会交往体系，并且作为当时中国民间主要的远程通讯方式的民信局来作为《中国教会新报》的发行方式不但在经济上更加实惠，同时使用这种基于中国民间的交往方式也能够摆脱原先轮船运输网络对于外国商业的依赖，这也与他“间接传教”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样一来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林乐知在中国设立轮船招商局一事上如此热心并坚决支持，因为这样才能让《中国教会新报》乘着航运业的变革跨出“口岸”，走向“社会”，并嵌入到中国的社会发展之中。
四
结论：发行的决定意义
基于上述勾勒，我们基本能得出这样的图景：《中国教会新报》所经历的“民信局—外国轮船—民信局”回环看似是它发行方式的反复，实则代表着报刊与社会之间更深层次的相互嵌入关系，因为媒介必须覆及人群，才有可能被他们接收（receive）乃至接受（accept）。基于这种互动的变化，思想上的转变才得以在物质形式上得到固定，并呈现为报刊在空间网络上的深入拓展，这正是发行所带来的决定意义。据此，原先作为宗教报刊先锋的《中国教会新报》逐渐走出传教士群体，走向社会大众。林乐知与他的《中国教会新报》在这里或多或少有一些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谓的“天职”（calling）的意味（韦伯，1958/1992：58），然而造就这种神召的并不全是精神的力量，思想的转变，更有扎根于社会的实在的物质性媒介的转变。
由此，在媒介的内容与形式乃至新闻观念之外，以发行、技术的视角考察媒介与社会的嵌套关系，也应该成为审视媒介与交往的重要切入点。正如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所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产物（恩格斯，马克思，1960：29）。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它代表着一种从实践角度考察中国新闻史的新视角，以这种物质交往的视角反观中国新闻史，不管是“媒体”也好，“媒介”也罢，它们既是精神交往的渠道，更必须诉诸特定的物质形态。传教士们的报刊试图融入中国社会的实践恰说明，可能在观念上西方的报业确实是中国新闻业发展无可回避的“他者”，是“异域的嘉物”“彼岸的典范”“理想的镜鉴”（朱至刚，2014）。但对于中国报业的发展而言，它始终是一面朦胧的铜镜，只能见其轮廓，而不能看清细部。在中国报业的实践之中，使中国报业对自身的认知更加准确的“镜子”不仅仅是西方，是周边地区，更包括中国自身。中国报业的思想与观念则与中国自身的物质活动，与中国人的物质交往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借用葛兆光的话来说，任何关于“新知”的想象始终都是建立在原有的“中国”的传统基础之上，它始终代表着一种认同、一种观念、一种想象，并始终在建立着一种观念，一种认同，一种想象，而这正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葛兆光，2011：293-295）。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