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古郑国国君郑桓公“缁衣遗爱”是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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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桓公“缁衣遗爱”是为“仁”

作者 刘亦农

郑桓公(?-前771年)，西周郑国第一任国君。公元前806年，即周宣王二十二年，宣王之弟友，受封于郑地(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东北部)，友即郑桓公。此后，桓公在原华县即今华州区建立郑国及国都。据原华县县志办闫广勤先生考证：远在商朝时，华县所在地就名曰“郑”或曰“郑县”。“郑”的本意即为“平坦貌”。商朝灭亡后，西周王朝建立，今华县一带因距都城丰镐二京不远，属畿内之邑，仍称为“郑”， 或称“南郑”。古代史书《竹书纪年》记周穆王元年（公元前976年）“筑祗宫于南郑”，《辞源》指出，南郑“故城在今陕西华县（华州区）北”。

古郑国（今华州）都城遗址 自《华州地名观》

郑桓公作为西周的司徒，施仁政于西周的老百姓。他作为郑国的国君，施仁政于郑国的人民，这自然无愧于仁者的称谓。我们先看几段历史评价：据《国语·郑语》：郑桓公担任周王室的司徒，掌管全国土地和户籍，掌管徒役征发和礼教等等。他在司徒任上，政绩斐然，很得人心，对周民和协安抚，赢得周民的拥护，黄河洛河一带的人民都很爱戴他，思念他。郑桓公“和集周民，周民皆悦，河洛之间，人便思之”；《礼记》中有“孔子论诗”一文，其中有 “于《缁衣》见好贤之至”的记载。这就是说：孔子曾经赞扬过郑桓公，他说，颂读《缁衣》这首诗，就可以知道桓公老人家是多么地爱好贤能之人啊；《诗序》记曰 ：“郑桓公、武公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这段话告诉我们：桓公武公先后为西周东周司徒，他俩尽职尽责，工作干得很好很出色，受到国人的爱戴和欢迎，为了颂扬他们高尚的德行和精神，郑人贤者创作《缁衣》这首诗，以表明他俩对国家莫大之功勋！

《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大司徒》记载：担任司徒者还有以贤制爵和以庸制禄的职责。以贤制爵，则民慎德（根据贤行颁授爵位，人民就会谨慎修养德行）；以庸制禄，则民兴功（根据功绩制定俸禄，人民就会致力于建立功业）。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最初的选士制度，据《礼记·王制》记载：“命乡论秀士，升至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这段话说明，第一，由乡将德行德艺优秀者举荐给司徒，此为“选士”。第二，司徒将其中俊秀者荐举入学，使之学有所成，此为“造士”。“选士”和“造士”这两点涵盖了选拔与培养的全过程。无论“士”的培养还是选拔，都关乎到向周王举荐贤能人才的质量问题。在此，司徒之职都起着极为重要的关键作用。

郑桓公（画像） 自华县志

这一职责权力很大，但非常繁杂，又要特别细致和准确。所以郑桓公和武公在担任司徒期间，工作特别繁忙。两公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不厌其烦地认真地接待贤能，并且公正的对待他们。《郑风·缁衣》诗歌旨意就是赞美二公殷勤接待关爱身穿缁衣的贤士。由此推论出，该诗萌芽于郑桓公居住的古郑（今华州区）棫林（咸林）附近的周郑之人，而定型于武公时代的新郑之民。《史记索隐》的《郑世家》“述赞”中说：“厉王之子。得封于郑。代职司徒，《缁衣》在咏。”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周厉王的儿子郑桓公，曾经分封于京畿之地郑国，并兼任周朝司徒，人们吟诵《缁衣》这首诗，就是在歌颂桓公的丰功伟绩的啊！

《缁衣》一诗颂扬二公之德还有另一说法：西周末期到东周时期，郑桓公释放王城和成周城大批奴隶，受到商朝遗民的广泛拥护。郑国东迁以后，版图扩大而人口不足，难以进行大规模建设，正因为桓公武公得到了奴隶们的拥护，大批商人和手工业者纷纷投靠郑国，使郑国人口和国力快速增长。《缁衣》这首古诗正是二公接待其中优秀贤能商人和手工业者代表的真实写照。

《缁衣》一诗影响很大，致使“缁衣遗爱”千古流传。白居易在他的《和阳城驿》一诗中写到：“怜君一寸心，宠辱誓不移。疾恶若巷伯，好贤如缁衣。......骨肉同衾裯，至死不相离”。这里的好贤如缁衣，可以解释为：“喜欢贤良之人，就如同《缁衣》里描述的郑桓公爱贤之深切的程度一样”。这是多么美好的爱才重才的形象啊。《缁衣》里的桓、武两代国君的仁义之风，被后世常常当作典故，用来教育人，比如明代名臣刘龙在从南京被召入北京的时候，林文俊就撰文说道：“大家虽然都为您老人家的升迁高兴，但整个南京上上下下几十万人无不戚然流泪、依依不舍，想当年郑桓公、郑武公两代人先后入朝为官，周人爱之，遂作《缁衣》之诗，今天为您入朝而高兴的人不也是这样的心情吗？”

原文来源：作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