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道家之真趣:唯识之真,真念不住;体验之真,天性本真
追求人生之真,乃是佛学禅宗的一个旨趣。佛学禅宗,是印度佛教禅学中国化的产物。在这一中国化的过程中,与道家老庄“联姻”无疑成为其发展的有力助益。
《庄子》与禅宗,二者皆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在追求真趣上具有相似的思维取向和价值体验。
唯识之真,真念不住;体验之真,天性本真。
今天我们只能以《庄子》与禅宗之真趣的辨析,来确立二者之间的不同真趣意旨。限于篇幅,仅以禅宗大师慧能的真趣论说作为依据,加以揭示其与《庄子》意旨的异同。
慧能真趣论说的原文是: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坛经·付嘱品》)
《庄子》与《坛经》皆言于真,然而二者的思维意旨有何相通和差异之处?
《庄子》的人生之真,是对天真和道德之真的精神体验。
《庄子》所追求的人生之真趣,一方面体现为道德的博大之真,一方面体现为纯朴的天真之性,两者皆是有所操持、实实在在的精神体验。
道德的博大之真,体现了内圣而外王的意旨。“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应帝王》)这里的博大之真,基于“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之真。
在《庄子》中,非是不言博大之真,然主旨更在于揭示天性之真。古之真人,就在于“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徐无鬼》)。“以人入天”,就是“以人助天”,就会失去真性。“以天待之”,就是复归于天性之真。
成就天真之性,要在“熬乎大哉,独成其天”(《德充符》)。天真,既是去除世俗系累的解脱、悬解,又是“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应帝王》)的心灵敞开畅游。
不论是博大之真,还是天真之真,都是一种精神的体验,亦即是一种价值上的取舍。舍弃世俗系累和凿伪,而回归天真自然的情趣。
《坛经》的般若之真,是对如如不住之真的唯识体验。
与《庄子》之真的价值旨归不同,《坛经》之真的价值旨归乃是唯识“如如不住”的涅槃境界。在这一境界中,心中无有固执,念念不住。
《坛经》的旨归,是“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定慧品》)。这一价值宗本,体现在真趣上就具有迥异于《庄子》的意蕴。
“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道出了“本来无一物”的宗旨。自性无相,心中无念。在慧能看来,《庄子》之真趣就是一种执相,执著于天真之相。在《庄子》看来,真趣乃是一种对真之存在的追求和体验。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道出了无相、无念的宗旨。一念“见于真”,固执于真之相,就已然偏离了般若智慧,而成为了一种执念和痴迷。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道出了无住的旨归。《庄子》自性之真是天真,《坛经》的自性之真是无真之真。抛弃心中追求的真趣,方能达致涅槃之真。在“离假”的如如不住中,就会得到“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道出了“如如不住”的旨意。涅槃之真,非是脱离一切“真”相的“无真”或顽空,而是假“真”相和不住“真”以见涅槃的念念不住之真。
一味地空无所有,就是执著“无真”之相的顽空、执空。真正的涅槃之真,乃是于“真”相而离,于“真”念而无。念念之中,不记前境之真,不住当下之真,不思未然之真。
《庄子》与《坛经》之真趣,体现了相同的思维方式。
《庄子》与《坛经》之真趣,虽然在境界和体验上具有不同的价值旨归,但在修为心性上却出现了相同的思维方式和相近的认知模式。
在《庄子》看来,体验真趣先要“悬解”,亦即是抛弃心中的迷执和系累,“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应帝王》)。这一修为,与禅宗解脱工夫相类。
只有不为世俗物欲所累,不为功名所系,方能达致悬解、超脱的心灵自在自然。《庄子》的“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就是摆脱系累和拘束的精神自由体验。
在慧能看来,心中无有对“真”相的固执,方可谓涅槃之真。达致涅槃之真,就要抛弃一切贪嗔痴的固执杂念,摆脱世俗诱惑的系累。
《庄子》与《坛经》,皆以“用心若镜”为心性的修为。在“用心若镜”中,“不将不迎”是心境清澄的无有,“应而不藏”是若影响的感应;“胜物而不伤”,是摆脱迷执的解脱。
在《庄子》中,“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的虚无无执,就通于《坛经》的遣之又遣思维。
在《坛经》中,人生涅槃之境的真趣,就在于追求“如如不住”之真,亦即是寻求解脱之真;
在《庄子》中,人生天真之境的真趣,就在于追求抛弃凿伪之真,亦即是复归于天然的本真。
《坛经》的般若智慧,在于遣之又遣的离假思维,亦即是不离相又不住于相,不去念又不执念。因此,而有涅槃之真的心识体验。
《庄子》的开明智慧,在于损之又损的大通思维,亦即是不离物又不累于物,物物而不物于物。因此,而有精神逍遥的自得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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