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阅读】《论向着标杆直跑的观念秩序意义》
论向着标杆直跑的观念秩序意义
基督信仰是一套超验的、先于人类心灵存在的观念秩序。
上帝说，我是阿尔法，我是俄米嘎，也就是说，上帝是起点，上帝是终点；上帝是开始，上帝是结束。一个人面对这样的话语，如果有足够的敬畏意识，会简单相信这一点，并由此出发，承认人处在这样一个困境之中：人，从来没有能力而且永远没有能力解决自己的起点问题和终点问题。由此，一个人必须学会彻底放弃关于起点和终点的理性设计能力。
每个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上帝赋予的，但每个人的生命的过程则属于他自己。只有理解了“起点和终点问题完全属于上帝”的观念秩序，并且深深相信这一点，一个人才会理解人的过程理性，即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只能在过程的意义上发挥自己的理性能力。这是圣经的启示：人是寄居的，人生是一场旅行。
向着标杆直跑，是对基督信仰过程意义状态的一个几乎完美的表达。这句话可以解析为三个维度的观念：
——惟一的人
——惟一的标杆
——直跑是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人的存在意义的三一模型，它内含着三个观念秩序：
——每个人都是惟一的，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一个惟一的人的出现与存在，不是惟一的人自己决定的。如果你相信上帝，你会知道每个人都是上帝特别创造的惟一的个体，这是一个人出现并存在的惟一超验理由。但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你会陷入一种关于“我从哪里来”的哲学式虚无追问之中，浪费时间，浪费生命，而且永远没有答案。
——惟一的标杆的存在，就是惟一的目的的存在，这个存在就是上帝。人从上帝的创造出发，最后奔向上帝，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同理，如果相信你上帝，这一切就变得非常清晰。反之，如果你不相信上帝，你就会失去终极的清晰目的。任何没有目的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无意义的。你会因为目的论的错误，导致你的观念秩序短视、行为模糊与价值虚无。
——直跑的过程意义，赋予了人在过程理性的意义上彰显人的生命意义的巨大空间。当我们说跑，意味着我们正在努力，正在流泪撒种，正在刚强壮胆；当我们说直，意味着我们必须选择一条最快捷、最有智慧、最有效率的道路。在道路的意义上，人们同样必须倾听上帝的启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宣告，“我就是道路。”那些以耶稣为道路的人有福了，他们不会误入歧途，也不会“因为迷失了真理，睡意深深。”
如此，在比较周密地理解了“向着标杆直跑”的生命意义之后，我就来到我的专业思想史的维度上，就我的问题意识展开我的思想史辨析。
我对康德“观念在前，对象在后”的认识论新秩序的辨析与理解，得益于圣经关于“向着标杆直跑”的启示。
由于传统文化的侵染，更由于极权主义的强制洗脑教育，当代中国知识人绝大多数都是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常态下，我也应该这样思考，但由于我理解了“上帝的观念秩序在前，人的意义和行为在后”的认识论秩序，因而我也理解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对象适应于观念，而不是观念适应于对象”。
所以我认为，对康德的观念秩序的理解，才是我们这些中国书生在认识论领域最艰难的问题所在。
当然，我必须强调，我的理解是一种直觉式的理解，因为我这些年苦读圣经，发现一个重大的事实，上帝竟然是用话语（观念）创造了世界：观念在前，世界在后。
让我把这个描述缩小到一个人的范围之内，我终于理解了一个看似平常但是极为重要的秩序：一个人的话语能力在前，一个人的生活形态在后。一个人的价值观在前，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在后。一个人的信仰如此重要，他完全决定了一个人的生命的方向；一个人的话语是如此重要，话语体现了一个人全部的价值观。我们要用生命去捍卫自己的信仰权利、话语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在终极意义上，言论的权利就是生命的权利。我想这才是西方的思想家们发现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秩序的形而上逻辑条件。
哲学思想史的涌现也在这样的解释框架之内。哲学是让人类提出问题，而不是问答问题。没有哲学的追问，其他学科几乎就没有任何问题意识，所以余英时先生说，一切的学科都要靠哲学来推动，而哲学要靠神学来推动。在这里，神学才是观念秩序的先验系统，哲学仅仅是方法论系统：神学在前，哲学在后。
如果人们认可了以上认识论的描述，那么就能理解，所谓的大学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就应该是哲学式的教育，价值观念秩序的教育。至于用工具理性去解决日常生活的解决方案问题，并走上工具理性的人生，那是大学毕业之后的事情。但是如今，几乎所有的大学几乎都是工具理性的，这才是中国大学普遍变成职业学校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中国的一些读书人连基本的实证主义的勇气都没有，不是因为怯懦，而是因为观念秩序的错谬或者缺失。无论是在认识论的秩序上，还是在思想史和科学史的维度上，哪一个现代性的知识谱系是从儒学、佛教或者道家之学的观念秩序里涌现出来的？人们几乎在这个地带找不到必要的证词，但人们却非理性地把儒释道传统当成了一个不需要怀疑的传统。
这种对自己所在的文化传统的捍卫，事实上是一个人对自己的先验观念秩序的捍卫。当我们的观念秩序无法更新，则我们就只能永远被困在儒释道的文化传统里，并由此努力把这种传统解释为我们的特色真理。
就中国的观念史流变来看，儒释道合流，已经上千年了，儒学大家们一致试图把儒学的形而上思考对接在佛学之上，梁漱溟说自己是和尚，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就是借鉴了佛教资源，马一浮中年之后主要就是修佛，李叔同就更加明显，他从儒学精神出发，走进佛教的世界，按照李叔同自己的解释能力，他的确可以认为自己找到了真理，所以他愿意把他的下半生全部投入到佛学的秩序之中。但这是一个错误，错在佛学肤浅和短视的智慧是一种卡在中途的观念秩序。
从中国人所熟悉的实用理性的角度看，如果佛学的先验的观念秩序是合理的话，如果让儒家道家对接佛学的哲学追问符合认识论的基本秩序的话，那么接下来中国思想语境之中涌现出缜密的人性论，涌现出崭新的知识和崭新的科学，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到现在为止却是乏善可陈。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值得人们一再沉思。
遗憾的是，一方面我们不曾倾听上帝的启示，另一方面我们的人性论在总体意义上处在一种固执的封闭状态，以至于我们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之内无法直面这样的错误，也无法对这样的错误展开开放式的纠错。
人的可贵是在立足于上帝启示的前提下拥有纠错、去弊的可能性。是的，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人的一生，是一个去弊的过程。表现为一个稳定的链式：
直跑——>过程——>纠错。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认识论链式反应。所谓文明之人，并不意味着他在过程理性的意义上从不犯错。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人。在上帝的视野之下，在时空秩序之内，人类何其渺小，何其有限。所谓文明之人，就是指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纠错能力。在过程理性的意义上，人最大的工作并不是建构理想国，而是致力于开放式纠错。
这正是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过程意义。那些愿意而且有能力纠错的人有福了，你们被称为文明人；那些不愿意纠错甚至固守自己错误的人有祸了，你们当知道，此时此刻你们就生活在地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