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润弟：【天堂里的妈妈儿想你】（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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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里的妈妈儿想你

乔润弟

在母亲去世的第十五个夜晚，母亲从天堂那边来到我的梦中看我来了。

梦中的情形在我惊醒的一刹那竞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记得梦里的母亲从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留给我的只是她模糊的背影......

1927年农历6月29日，母亲诞生在陕北安定县一个显赫的大户人家。那时的陕北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我的外公史子芳受挚友谢子长的影响也在镰刀斧头下庄严的举起右手宣誓投身革命。

母亲的童年是凄苦的，虽然出身当地的名门望族，但是外公做为一个反叛青年投身共产主义，已无心思去管家中妻儿老小的生计。在兵荒马乱中长到16岁的母亲嫁到一个叫冯家庄的小山村，那一年是1943年，中央红军在陕北落脚的第七个年头。

母亲的夫家是一个家道还算盈实的小富农，家里除了几倾良田还养了一群羊和牲畜。为了减轻外婆的负担，母亲将小她几岁的大舅带到夫家放羊，姐弟俩多少也算有个糊口的地方。母亲在冯家庄生了三个孩子，不幸都夭折了。

1947年胡宗南进攻陕北，母亲的丈夫在田间务农时被国军抓了做向导，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怎见过如狼似虎的兵匪，又惊又吓中恰逢一场大雨，好端端的人不久就因病而死，母亲成了寡妇，带着一个三岁的女儿，好在公婆都是厚道人，给予母亲多方照顾。

母亲与前夫唯一幸存的女儿出天花死了，没有了半点指望的母亲在公婆的劝说下改嫁了，那一年是1950年。23岁的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一个刚刚丧偶年长她17岁的商人。

那时的父亲在瓦窑堡开着一家叫“世长久”的商号，秉承着晋商“诚实守信，童叟无欺”的优良传统和“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经营策略，父亲的生意做得风声水起，拥有当地唯一一辆日本产的自行车。我时常自嘲地在想，那时的父亲骑着自行车兜风的感觉，大概就像如今开着劳斯莱斯的大款，我要是出生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小县城应该算是富二代了吧。

母亲嫁给父亲后，过了几年好光景，老夫少妻带着我的大姐大哥（和我同父异母）虽说有些嗑嗑绊绊，但还算顺当。1956年风云突变，一个和平日没有什么区别的清晨，一队人马毫无征兆的闯进了家门，父亲商号的所有货物和家里的全部资产被现场查封，这一幕镜头发生在史称“公私合营”时期。从此，家里的日子一落千丈，父亲被合营到了“自行车修理部”。一个聪明睿智叱咤当地商界的风云人物被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改造成了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只知埋头苦干的工人阶级。

失去优越生活的母亲在那个“多生孩子光荣”的年代和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在45岁的时候收官生下了我的妹妹。我们姊妹七人（5女2男）加上同父异母的大哥大姐九个人正好是“一个班”的编制，成为了她和父亲人生最大、最值得骄傲的杰作。

1975年农历正月25日， 65岁的父亲因患肺癌去世。那一年母亲48岁，我8岁，妹妹3岁。那正是一个物资奇缺百业凋敝的年代。家里的顶梁柱塌了，成家另过的大哥大姐日子也是过得捉襟见肘，根本没有能力接济我们。我们姊妹七个在母亲和二姐的带领下开始了我们家最艰苦卓绝的“十年长征”。

从那时起，母亲史憨如的名字变成了史汉如。平日弱不禁风的母亲竞然抡起了大铁锤，在离家十里外的钢铁厂揽短工打矿石。钢铁厂实行三班制。我记得无数个夜晚，母亲深夜起床为我们做好早饭，然后在凌晨4.30悄悄出门上班。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我一个小学同学的母亲就是在一个冬天的雪夜和母亲一起上工时，半路上脚下打滑掉到路边的悬崖下摔死了。

母亲干着男子汉的活计，但她毕竟是女人。童年的我有一次和母亲一起上工，在休息的间隙母亲和她的工友姐妹们唠起了家常。我那时不知道大人们聊的什么，只看到母亲说着说着就哭泣起来。我伸出袖子为母亲擦干泪水，说：妈，别哭，等我长大了有我。我清楚的记得母亲那一刻欣慰的表情，身边的婶子阿姨们也夸赞着我劝说着母亲。

十年苦难的长征中，母亲换过多个揽短工的工作。在建筑工地挖地基，提沙包；在砖瓦厂，冒着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搬砖拉瓦；在煤矿，捡煤核遭受矿霸的驱赶和欺凌。在食品公司，捡鸡蛋。和几个患难守寡的老姐妹开饭馆，卖饺子等，是母亲那些年相对轻松的工作，只要是能劳动赚钱养家，母亲就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地拚命干活。

“一颗一颗能上石（dan），一分一分能上万”。这是母亲的口头禅，也是她老人家留给我们勤俭持家的“传家宝”。在那苦焦无比的岁月里，为了填饱我们的肚子，母亲经常带领我们挖苦菜、拾菜叶。油渣、豆渣、野菜、麸皮、甚至大街上别人吃剩的西瓜皮等，只要是能活命的食材都曾经是我们姊妹的裏腹之物。有些东西实在难以下咽，母亲就诱导我们说，好吃的东西无非是嘴里吃着舒服罢了，好吃的和难吃的东西，区别就在喉咙里好咽不好咽，咽下去了最终都会变成茅坑里的一泡屎。现在想起来，就是那些当时难吃的东西，母亲也舍不得自已吃饱，尽量的留给了我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家里的日子好起来之后，我们在家里一个隐蔽的角落发现了一口大缸，上面盖着一块厚重的石板，缸口边沿又用草绳和泥巴严密的封了起来。在我们几个姊妹的鼓噪下，母亲不情愿的打开了大缸。缸里面是满满的粮食，由于储存年头久远已经不能食用，只好拿去喂猪了。为这事我们姊妹们很不理解母亲，责怪她在最困难的年代不让我们吃掉这些粮食，并用现代的营养学与母亲的“屎论”开展友好的辩论。面对我们的质疑，她没有做任何的辩解。2016年，我在西安的家中与母亲有过一次长谈。再提及此事时，母亲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藏那些粮食就是怕把你们饿死”。听了母亲的话，我的心一阵颤栗，仰起头尽量不让泪珠滚落下来。

母亲出生在书香门第，但她没有读过书，到死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糖人人，肉剁剁，水煎包包肉火烧”......“娃娃睡觉觉，山里下来个老道道”......这些民谣大概是最能显示母亲文化的地方。我依稀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唱着这些民谣伴我入睡。后来，母亲带过好几个外孙和孙子，还是唱着这些民谣陪着她们慢慢地长大。小时候的我经常向母亲提出各种各样的非分要求，母亲无法满足时就说：“等狗脑（头）上长出角妈妈就给你买”。童年的我便整天盼着邻居家狗狗快快长出角来，就是在街道上看到了乱跑的狗狗，也会刻意地看看有没有头上长出角的。

小时候的我是个“电影迷”。我的一个表叔在电影院做收门票的工作，这就为我免费看电影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一部“上甘岭”我就免费看了十多遍。沉迷电影的我，耽误了学习，母亲心急如焚，亲自给表叔下令不许让我再看电影。在母亲八十多岁的时候，我带她去万达影城看的3D影片“大闹天宫”是她一生唯一一次坐在影剧院观影。2008年初夏，我带上81岁的母亲第一次出远门去北京旅游，登上八达岭长城，她能讲出秦始皇和孟姜女的很多故事。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她滔滔不绝地给我讲毛主席的人格魄力和事非功过，以及毛主席在陕北的许多逸事奇闻。

在故宫博物院，看到一些文物，她都能给我讲出很多故事来。在故宫的一个文物复制品商店，母亲看到一只手镯，轻轻地拿起来，自言自语地说了声：“不会台（藏）东西”。她拿着手镯告诉我，这是法蓝的。一问售货员，果然是法蓝仿制品。我想买下来送给母亲，一问价格二千多元。母亲嫌贵，我也囊中羞涩只好作罢。我曾带着母亲去陕西省博物馆和西安世园会的长安塔参观，在许许多多的文物面前，母亲都能讲出其中的典故和野史传说。说真的，我惊叹一个生活在偏僻小城的文盲母亲，竞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博学和见识”。

母亲是家庭妇女，家里的每一件大事小情都能搅扰的她吃不香，睡不好。父亲去世时留下遗愿，要千方百计把死在山西老家的奶奶骨骸与死在陕北的爷爷合葬（陕北风俗又极其看重已故老人合葬的事情）。父亲走后的那几年，母亲时时提起此事，总是唠叼自己一个妇道人，无法完成故人的遗愿。有一次，我的一位远房舅舅来看望她，说起这件事，母亲又是独自唾泪，暗然神伤。那一刻，母亲的眼泪激起我的雄心，一定要完成父亲的遗愿，为母亲分忧解愁。

怎奈何年代久远苍桑巨变，几十年与山西老家的亲人无半点联系，与父亲最亲近的二叔（我的堂叔），自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就与家人杳无音信，扶奶奶骨骸回陕北安葬基本上是毫无指望。也许是冥冥之中的父亲助我，一个偶然的事件燃起了希望。我在一个老旧的抽屉里发现了父亲的一个小本，他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记录着“母亲坟墓离水口十三步”，我如获至宝。立即向母亲请求回山西老家寻找奶奶骨骸，亦喜亦忧的母亲，怕尚在少不更事年龄的我难以当此“大任”，提议让大哥或二哥与我同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于是，我便准备一个人去履行这件对我们家庭来说的“大事”。

临行的前夜，母亲在灯下为我准备装奶奶骨骸的红布袋。她一边做着针线活，一边对我嘱咐出门要注意的各种事项。出了门怎么吃，怎么住，事无具细地安顿了许多许多。说得最多的就是无论能不能找到奶奶遗骨，都要平平安安地回来。以至我心里对她那么多的唠唠叼叼有了些厌烦。去年的央视诗词大赛，当有选手吟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辉”的诗句时，我便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自己16岁那年的第一次远行。儿行千里母担忧啊。

1981年，我的一位兄长乘着母亲回娘家给外公奔丧的空隙，给家里留下一封壮志凌云的书信，大致的内容是“孩儿立志出乡关，不耀门庭誓不还”之类的豪言壮语。然后，剖开家里的锅台和睡觉的大炕，将父亲和母亲埋在其中的珍贵物品和一生积攒的心血席卷一空去闯荡江湖。母亲像疯了一样整日以泪洗面。她对失去的钱财已经无所谓了，但为了祈祷儿子的平安，她去很远的黑山寺烧香许愿求签问卦。只要听说哪里有算命的高人，总要去问问吉凶。

那个兄长缺席的除夕，可能是母亲一生中最难过的一个年关。母亲为我们备好年夜饭后，坐在那里嚎啕大哭。窗外的鞭炮炸裂了母亲的心扉。孩童们的欢声笑语，戳疼了母亲的每一根神经。这个“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新年，为母亲捧上的“盛宴”竟是肝肠寸断的凄凉和煎熬！我不知道“天涯共此时”的兄长是否想到过家中的老母和亲人。我切肤般的感受到，即使人世间最杰出的作家，也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和语言来描写母亲当时的心境。身在其境的我，深切地感受到此时此刻的母亲心儿早已飞向了远方。我更能在母亲撕心裂肺地那种痛楚和祷告声中感受到母爱的博大与宽容。坦率地说，这也让我从此对兄长心生了怨恨，以至我们兄弟之间心存芥蒂几十年，至今不能释怀。

母亲有一双灵巧的手，中青年时，她用一双勤劳的手，为我们撑起一片蓝天。步入老年的她，还是用那双手，为子女和孙辈们编织着温暖和亲情。母亲的双手从来都是忙碌的，仿佛没有片刻的清闲。我们姊妹，家家都有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被褥衣物和布艺饰品，我家里的两块小棉被和每人一件的中式棉马夹都是出自母亲之手。每到春秋季节，印上母亲音容笑貌，饱含母亲浓浓爱意的小棉被和小马夹就派上了用场，为我们一家三口抵御着风寒。母亲的针线活和绣功远近闻名，她的布艺作品“老虎枕头”，曾经参加延安群众艺术馆举办的民间美术作品展览，并荣获二等奖。

母亲的性格是坚强乐观的。她的一生如一首迭荡起伏的交响曲，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旋律而歌。她经厉过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她经厉过公私合营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她经厉过轰轰烈烈地改革开放。她漫长而短暂的一生中两次守寡，多次承受孩子夭亡之痛和生活中的事事非非，恩恩怨怨。无论生活给予她如何的苦难和不公，她都咬着牙关默默地承受过来。

母亲不喜欢在公众场合张扬，甚至在我们子女面前也是如此。我们兄弟姐妹们都曾发现母亲半夜三更乘着我们熟睡锻炼身体，有些夸张的动作明显是从电视上面学来的。母亲独处时，会随手拿起家里的扫帚和扇子做道具，口里哼着陕北秧歌的鼓点，扭起腰肢舞动一番，就像赵本山的小品“小草”中的情形，让人忍俊不禁。我们兄弟姐妹每逢遇到，都偷偷地藏起来欣赏母亲的表演，从不当着母亲的面戳穿她老人家的“秘密”。年老的母亲曾在家中独处时两次骨折，真不知道是否和她的“顽皮”有关。

母亲一生对我们子女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是近乎苛刻。我们兄弟姐妹从记事开始，就似乎没有听到过母亲表扬我们。无论任何事情，做得再好，她总能给你找出点刺来，不论是谁，一但被母亲揪住小辫子，少则一两天，多则十天半月，你的耳根子就别再想清静了。年迈后的母亲，在我和四姐跟前最为温和，很少和我俩发生磨擦。但是，一旦对我不满，就不光是动动嘴皮子的事了。

九十岁时的老人家，在我家里还因为我外出，没有向她汇报清楚地方，当着我爱人和儿子拿拐杖抽了我一顿。年轻时候的母亲家法非常严厉，对我们除了口头处分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严刑峻法，苕帚把子，幹面杖，皮带之类的都是母亲垂手可得的“家法”。我记忆最深刻地领教母亲的“家法”，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在新疆当兵的姐夫拿回一些中华烟。这在当时是非常紧缺的稀罕物，不知道被什么人偷拿去卖了。母亲也不知道通过什么线索，就“破案”破到我的头上。竟把我当做“犯罪嫌疑人”，压在地上，拿姐夫的军用皮带狠狠抽打了一番。后来“案件”真相大白后，才知道我是冤枉的。姐夫还为母亲主办的这件“刑讯逼供”冤假错案“赔偿”了我五毛钱的精神损失费。我稍大一点的时候，终于找到了对付母亲家法的“绝招”，每当母亲拿起“家法”教训我时，我就大声朗诵：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要打人，不要骂人。母亲是文盲，也不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究竟说过这话没有，有时还真就放下“家法”不再理会我。

母亲终于表扬我们了。这是她在既将走到人生终点时，挨个把我们兄弟姐妹们表扬了一番。说给家里出力操心最多的是二姐，花钱最多的是三姐和我，看她最勤的是四姐，吃菜水最多的是五姐，见她最亲的是妹妹。最后说二哥也不算赖。母亲病重期间，她娘家的侄儿侄女们来看望她，故意问她我们伺候的怎么样。她指着我，非常欣慰地说，端屎端尿就靠润润（我的小名），无论谁家有这样一个儿子，当老人的就不用受罪了。母亲故去后，表哥们拉着我的手再三向我致谢，说我孝敬老人了。我知道，这是我尽了一个为人之子最基本的职责，而母亲却在临死之前为我，为我们兄弟姐妹们脸上贴了最厚最亮的一层“金”。

人家都说母亲的老年运好，回头看看也确实如此。我们七个子女在母亲面前难言孝顺，但也是恪守人子之道，各尽其责。母亲平时穿的衣服鞋袜，基本上被姐妹们承包。各种布料的衣服无数，有些很新，很高档的衣服从买来后到母亲临去世都从未沾过身。做为儿子，我在老人的穿戴方面做的比较欠缺一些。母亲穿多大号的衣服，穿多大码的鞋，我至今都是一头雾水。我为母亲买的衣物，伸出两只手搬着指头就能数完。我为母亲买的第一件衣服，是参军后省吃俭用攒了三个月的冿贴，在太原五一百货商场买的一件黑色纯羊毛布料。寄给母亲后，她一直将布料放在那里。我退伍后，找裁缝为她量体做了一条裤子，裤子做好后，母亲一次都没穿过。再一次，就是我和二姐三姐去西安民生百货时买的一件纯羊绒衫。买了一模一样的两件，母亲一件，大姐一件。因为当时价格非常昂贵，我们姐弟商定，给大姐的那件，我们三个人分摊，给母亲的那件由我独自买单。母亲和大姐都非常喜欢那件衣服。特别是母亲的那件穿了好多年，一直穿到袖子上磨破两个大洞才罢了。想想还是二个姐姐功劳大，没有她们做高参，我有钱也不会买。

母亲晚年的吃禄，更是让左邻右舍的老人们羡慕不已。欣逢盛世的姊妹们，虽然没有暴富大贵，但光景也是水涨船高越来越好。在二姐三姐的表率作用下，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只要是饭店菜谱提供的，哪怕价格再贵，我们都会带母亲尝一尝。像鱼翅燕窝，尤鱼海参之类的珍馐佳肴，母亲都曾在高级饭店享用过。就在她老人家离世前三天的深夜，她提出要喝茅台酒，我只好打开一瓶准备为她擦洗身体的老白干“糊弄她”。此时的母亲，味觉已经完全失灵了。喝了两口老白干，就满足地说：好喝。我和四姐赶紧把母亲要喝茅台酒的信息发给大家，我的外甥立刻通过快递将茅台从西安送到了小城。快递中午12.30到达后，我和四姐喂她几口茅台酒，她还是满足地说：茅台真好喝。当天晚上8.30分，母亲安然离世。我们只好将她未喝完的茅台酒恭恭敬敬地摆上祭桌。

母亲走了。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母亲犹如一粒尘埃微不足道；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母亲犹如大海里的一滴水无足轻重；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母亲犹如山脚下的一块石子默默无闻。但是，在我们的家庭里，在她的儿女心目中，她永远是最高的山，最伟的峰，最大的海。

昨夜，母亲从天堂那边来看我了。

梦醒，已是泪眼婆娑。

2017年5月27日凌晨于西安家中

作者简介：乔润弟 陕西子长县人，从事文化传媒工作，现居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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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刘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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