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时｜早期朱书文字的宗教意义
早期朱书文字的宗教意义
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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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早期文字，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契刻文字和殷商甲骨文，常常见有在契刻的字口中填涂朱砂，使文字呈现为红色；或者径以朱砂书写。我们可将这类文字统称为朱书文字。这种于文字涂朱的做法直至西汉时期仍在沿用，体现了古人对文字性质的独特理解和固有传统。
东汉的许慎在其所作的《说文解字·叙》中对文字的价值给予了一个全新的评价，云：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1]
许氏既将文字视为文化传承的媒介，又以其为王政教化的开始，这一认识的政教与文化色彩极为鲜明，所以许氏作《叙》曰：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緐，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于下，居德则忌也。
许慎以文字起源于八卦与结绳，此说本不足论。其承《易·系辞上》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则又强调了统治者利用文字宣命教化的特点。《易·夬》：“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这则记载体现了王于王庭所在之邑宣教王命的古老制度。[2] 然而，如果认为这个制度反映了古人创造文字的初衷，那么早期文字常以朱砂填涂或书写的传统，其意义则将难以理解。很明显，欲了解古人朱书文字的用意，必先究明文字起源的目的。
许慎对“文字”的定义是：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盖，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据此我们知道，“文字”二字今虽不别，但古则不同。“文”指最先出现的独体象形之文，而“字”则是由若干独体象形文组成的复体之字。古人以为“文”为物象之本，当然也是文字之本。
象形文是通过对客观物象的忠实描写所形成的象形符号，如《易·系辞上》所述伏羲始作八卦取物之象，其属天文者如“日”“月”“云”“雨”，属地理者如“山”“水”“田”“土”，属鸟兽者如“牛”“马”“象”“鸟”，属地宜者如“木”“艸”“禾”“黍”，属人身者如“人”“女”“目”“止”，属物造者如“宀”“鼎”“戈”“玉”。然而古人何以首先独以象形的方法完成造字的工作，其中原因关乎古人的造字动因，故不可不究。
文字的创造不仅是一项非常繁难的工作，而且更是惊天动地的创举。《淮南子·本经》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然而是什么原因促使古人非要创造文字不可？以往或曰：因人们交流范围的扩大，致文字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必然产生。然而，后世很多没有文字的民族其实并未对其交流的需求产生丝毫影响，而以人作为传播教令与思想的中介或使者，在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与政治传统中广泛存在，足知服务于人类同时空的交流需要并不是文字产生的真正原因。况且这种需要完全可以通过自创的符号系统来实现，而不必非要使文字源出象形不可。
或曰：前人垂后，后人识古，这种在不同时空环境中的交流，便促使文字必然产生。然而，世界不同民族的史诗系统实际是靠少数史官的记诵完成这种传播，因此，服务于人类在不同时空环境的交流仍然不是文字产生的真正原因。同样，即使为了这种交流的需要产生文字，文字也仍不必出于象形。
古人创造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交流的需要，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然而当人们只满足于族群内部或族群之间的一般交流活动的时候，他们其实并不特别需要文字；甚至当这种交流扩大到不同时空的环境之后，文字的创造也并不必然。这意味着文字的创造其实并不以人们日常交流的需要为目的，它的产生也并不是现实生活中人们交流思想的产物。那么是怎样的交流促使人类必须通过创造文字的方式来实现呢？原因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人们交流的对象并不是人类自身，而是居于不同时空环境的神灵。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笃信万物有灵的时代，人们一旦具有了原始宗教的思想，少数掌握权力的人如果为了氏族的利益需要向神灵祈祷，从而完成人与神的交流活动，文字的创造便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原因很简单，这种人神的交流活动不仅依靠使者无法实现，而且利用自造的任何抽象符号都无法实现二者的沟通。人们为完成这种人神之间的交流的需要，唯一的办法就是创造出一套人神共识的符号系统，这即是文字产生的真正原因，也是文字必起于象形的真正原因。显然，文字的起源其实正是服务于人神沟通的需要，作为沟通人神意旨的中介工具，文字的创造者和使用者当然只能是少数具有沟通神灵资格的帝王与巫史。这意味着文字在早期社会中其实是被极少数人垄断的用以沟通人神意旨的工具，它的作用只是人神意旨表述的载体。
文字所具有的这种沟通人神意旨的作用恰恰决定了早期文字必须以象形的方法创造完成。准确地说，文字起源于象形，其实正是人们建立起人与神对于文字字义具有共同理解标准和识认基础的起码条件。很明显，文字如果充当了承载人神意旨的载体，那么它就必须呈现为一种不教而识的人神共知的符号，这种符号最直接的来源当然就是人们对于人神都已熟知的自然物象的客观描写，这就是象形。事实上，如果人类仅满足于自己的意识而创造出抽象的文字符号，那显然无法实现通神的目的。人们只有以一种人神共识的图像符号呈现给神灵，才可能最终建立起人神互为了解的纽带。因此，文字起源于象形的特点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其实是人类为服务于沟通人神的宗教活动的必然选择。
文字起源于象形之文，这一事实所显示的文字本在服务于沟通人神的宗教本质相当清楚。因此，文字不仅当由司掌祭祀的史官所创作，而且早期文字也应为沟通人神的需要而使用。世传创造汉字的仓颉为黄帝的史官，创造夷文的祝融（沮诵）为高辛氏的火正，[3] 皆以祭祀为职。而殷商甲骨文主要用于占卜通神，其使用者则为商王和巫史。显然，文字起源的这种宗教性质使得早期文字其实并不具有文治教化与文化传播的作用，而其具有的沟通人神意旨的宗教意义却异常鲜明。
早期文字的宗教性质不仅在汉字体系中表现得格外清楚，而且在少数民族的早期文字，乃至世界其他民族的早期文字中同样体现得极为清楚。民族学材料显示，中国的古彝文源出象形，其使用者则为本族的巫师—毕摩；纳西文出于象形，其使用者则为本族的巫师—东巴；水书出于象形，其使用者同样为本族的巫师—水书先生。这些民族文字不仅同出象形，而且其使用者都集中于巫觋集团，且世代传承，充分反映了早期文字的宗教特征。而世界其他民族的早期文字，诸如与汉字同等重要的由两河流域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尼罗河流域古埃及人创造的由祭司使用的圣书字，无不以象形作为其造字的方法，而苏美尔文字与古埃及圣书字都带有某些巫术的性质。这些证据表明，早期汉字的产生也应出于同样的宗教需要。
古代文献对于文字产生于原始宗教需要的事实也给予了明确的暗示。《孝经援神契》云：
仓颉视龟而作书。
龟作为先民施占行卜的灵物，其本身即具有天地的象征意义，而龟卜之所以能成为巫史通神的主要方法，通常是要在其上面书契文字，以实现人神意旨的交接。这个传统自新石器时代即已出现，并于殷商王朝步入了鼎盛时期。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曾经出土约属8000 年前的龟甲契刻文字，[4] 尽管这些文字并不是汉字，[5] 但也足以使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占卜刻辞的历史。显然，古人对于仓颉视龟作书的想法似乎正是借龟卜这样一种古老的占卜方式说明早期文字所具有的宗教性质。
原始文字所具有的宗教意义与巫术性质当然也可以通过某种色彩的施加而得以表现，这就是涂朱。诚然，在先民的宗教观念中，朱砂所具有的红色不仅是鲜血的象征，当然也是生命的源泉和灵魂的寄所。《易·说卦》以坎卦“为血卦，为赤”，即强调了赤色与血液的联系。这种朴素的宗教认知在山顶洞人生活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具有了生命不死的意味。显然，文字适应着这种神祇祈祷与祖先祭祀的观念出现，祈请生命不灭的主生诉求始终都体现为贯穿于宗教活动的核心价值，这使在沟通人神的文字上进行涂朱的处理，或径以朱砂书写文字，都成为彰显文字巫术作用的一种有意义的方式。
公元前6000 年的大汶口文化常见契刻于陶器上的文字涂以朱砂（图1）[6]，当然暗示着这些文字具有着特殊的宗教意义。这类刻有文字的陶器多用为瓮棺葬的葬具，文字涂朱具有祈请神灵生命不死的意味显而易见。事实上，新石器时代先民掌握的这种以朱砂涂饰文字的做法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山西襄汾陶寺文化晚期陶器上发现夏代文字“文邑”，即以朱砂书就（图2），[7]“文邑”即为夏代早期都邑之名，[8] 又见于殷商卜辞。古人作邑立都必行占卜，如周初作洛邑而卜宅，事见《尚书·召诰》《尚书·洛诰》。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商代文字也以朱砂书写于陶器，这些陶器集中发现于遗址中心的祭祀区内的祭坎之中，其性质显然关乎祭祀（图3）。[9] 至殷商晚期，占卜通神的卜辞仍然经常以朱砂涂饰，少数则径以朱书（图4、5）。这种涂朱或朱书形式与卜辞本质所具有的占卜通神的作用至为吻合。
图2 夏代朱书文字（山西襄汾陶寺出土）
图3 商代朱书文字（河南郑州小双桥出土）
图4 商代甲骨文涂朱刻辞（殷墟出土）
图5 商代甲骨文朱书文字（殷墟出土）
这种于文字涂朱以显其通神的宗教观念根深蒂固，甚至晚至两汉时期，这种做法仍在国家重大的祀典中得以保留。发现于西汉长安城桂宫遗址的属于王莽新室的刻玉文字（图6），[10] 其性质乃为封禅礼中之封天玉牒，[11] 其以玄石刻字，字中涂朱，反映了汉代封天玉牒的通行制度。《续汉书·祭祀志上》载东汉光武帝仿汉武帝元封间故事所制封禅玉牒云：“遂使泰山郡及鲁趣石工，宜取完青石，无必五色。时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书之；会求得能刻玉者，遂书。”据此可知，依汉制封禅，封礼告天之玉牒所用石材必为纯净之青石，牒文必刻书，并施涂朱色。而王莽封天玉牒以黑色青石为之，以应天玄之色，且刻文涂朱，与制度全合。后唐宋封禅，玉牒虽仍刻书为文，但改涂朱为填金，制度已变。[12]
图6 新莽时代封禅玉牒（陕西西安出土）
封禅的目的是向天神地祇祈求国祚长久，四海平安，这一事实于新莽封天玉牒及唐宋封禅玉牒文所见都很清楚。其主德生致养的意义非常明确。《旧唐书·礼仪志三》载贺知章论封天玉牒云：“玉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故于其上之通神告祈文字涂之以朱色，或易之以填金，其所具有的宗教意义已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很明显，早期文字的这种以朱砂填饰或径以朱砂书写的做法无疑显示了文字本应具有的巫术性质，涂朱设色不过是借文字实现通神的需要而已。尽管涂朱后的文字绚烂夺目，但其初衷却并不是为了装饰美观。这种涂朱传统不仅在早期文字中十分流行，而且在晚期以通神为目的的文字上仍然得以延续。
注释：
[1]《论语·学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乱也。”
主 编：刘 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