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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作家·快讯】阿 月 /西南作家工作室联盟隆重上线
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20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出外谋生。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故乡的印象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漠，反倒越来越清晰，故乡人的具象也越来越鲜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大有不记之则不快意之感。 于是，试着复制一些印象在我的文字中，以追忆那个年代的小城和小城中的市井人物。一个是在县城西边的禹王宫，一个是在城东的关帝庙。前者是利用禹王宫的正殿改造的，安了木条座椅，凡是有窗的地方都挂了厚厚的帘子。这里不怕刮风下雨，白天晚上都可以放电影，票价每张一毛二分，相当于当时一斤半大米的价钱。另一个则是关帝庙的露天电影院。本来关帝庙的规模不算小，有前殿后殿，左右厢房。然而在大练钢铁的年代，那些雕梁画栋的房子都被拆了，上好的木头被投进了炼钢的火炉，连威风凛凛的关老爷也未幸免于难，变成了一堆泥土，被送进农村作了肥料。关帝庙只剩下四周院墙和一个山门。当年小城没有现在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看电影是全县人民最大的精神享受。但一毛二的票价足以让全县城一大半人望而却步，只有机关单位和比较殷实的人家才可能到禹王宫看电影。为了让更多的人看上电影，县上文化部门又在关帝庙开辟了露天电影，仍然要卖票，每票五分钱，相比之下算便宜的了，小城的中产阶级以下大都可以看到电影了。那时，看电影是我最盛大的节日，渴望看电影并不亚于渴望过年。然而我家并不富裕，即便是五分钱的票价，父母亲也很难满足我的愿望。当时我虽年少，智商并不低。我能找到看电影的许多办法。先是到大门口去混，趁着人拥挤，钻在大人的胛肢窝下混进去。这种方法有时能奏效，有时便有被守门员发现而被逮住的危险。后来便去翻墙，待电影开始放时，和小朋友们你拉我扛，翻墙进去。但这是极危险的，被逮住事小，顶多挨一顿臭骂（那时不兴罚款，即使罚款也大子没一个，电影院的人只好看着我们干瞪眼），写一篇检讨而已。摔伤了就事大了。有一次翻墙我被崴了脚，肿了半个月，还撒谎说是在学校上体育课时不小心摔的，好歹蒙骗了父亲才得以躲过皮肉之苦。关帝庙虽然价格便宜，但需自己带凳子。为了占好位子，人们便争先恐后地率先占位子，最有效的方法是将凳子事先摆进去。那时小城民风淳厚，只要是你先占的位子，后来者不会把你的凳子搬开，而是依次排下去，绝不会乱的。我当时的“工作”就是帮左邻右舍占位子。帮人家占一个位子，会有一分半分钱的酬劳。于是乎，我便尽最大的可能，提前帮别人把凳子放进关帝庙。露天电影是天黑了才能放，我往往是中午上学前便飞也似的跑去摆好凳子，又飞也似的跑去上学。下午放学回家便告知别人凳子已摆放好，在什么位置。这时候，往往便能收获到几个宝贵的硬币，整个傍晚我便处于非常亢奋之中，能堂而皇之地买票进场，这是多么值得骄傲和多么幸福的事呵！人们吃罢晚饭，三三两两地步出家门，散步的慢慢悠悠，看电影的便呼朋唤友，慌七忙八地各自向东西方向走去。那时放电影，白天是不卖票的，只在开映前一个小时才开始卖票，人们拥挤在售票处，你帮我买，我帮你买，眨眼功夫便卖完了，与现在电影惨淡经营的售票完全是两个世界。因为小城有两个电影院，而地区电影公司送来的电影拷贝又只有一个，放电影时便需跑片。一个电影拷贝根据长短分成10本左右，1本又叫一卷，放完一本取下来，又放另一本，这叫换片。在西边电影院第一本放完时，便迅速送到东边的露天电影院放，两个影院之间相差10分钟左右。连接两个影院之间的这个工作便叫“跑片”。这虽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劳动，但却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需要极大的责任心的。这个工作是由电影院一个叫李二黑的小伙子来承担的。李二黑十六七岁，人长得不高，腿脚倒很长，跑得特快。那时小城少有自行车，传片只能靠人来跑。也可能是这个特点，电影院的领导认为他很适合做这项工作。那时候放电影远没现在这样有正规的放映机房和高级的放映机，一般都是在观众席里架一台16mm的机子，一本放完了得停下来换片，中间有几分钟的空闲。如果遇到西边发电机出问题了，或是放映机卡片了，这时候，东边的露天电影院就热闹了，人们在等待中很有些焦急，个个都在问，跑片的来了没有。问呀，等呀，等呀，问呀，待到李二黑满头大汗地捧着拷贝进来时，全场便响起一阵欢呼：“来了来了，跑片的来了。”人们自动地让出一条路，像夹道欢迎凯旋归来的将军一样，让他把片子送到放映机前。银幕上立马就有了观众盼望的画面。只要小城要放电影，李跑片是最先准确知道的。因为地区公司发行过来的影片必须由他去车站取回，县电影院才能安排售票和放映。那时候无论李跑片也罢，电影院也罢，虽然没有商业机密的概念，但无一例外地封锁消息。人们越是想知道，就越不让知道，这样的信息才有价值，掌握这种信息的人才最牛气，这叫吊胃口。于是乎，越是封锁消息越是有人打听，变着法儿，想着方儿地想最先得到消息，捷足先登地买到好票。以至于当时电影放映是最体面的工作，比县委书记还要受到人们的尊敬，办事比县长还要“关火”（注）。每当把片子取回来后，李跑片总是要背着经理到街上走一趟。认识他的人都要尊敬且卑下地问：“嘿嘿，二黑兄弟，今晚有电影么？叫啥名字？”李跑片很神气地摆摆手：“不晓得，不晓得。”两眼朝天地断续往前走，走着走着，便选择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把人家拉到一边，神神秘秘地耳语几句又向前走。几分钟后，全城人都知道了今晚要放啥电影了，而且说：“是李跑片说的，哄你是龟儿子。快点占位置去哟。”气得被买票人缠得莫奈何的经理大骂李跑片是内奸，威胁总有一天要把他开销了。李跑片根本不怕，我行我素，照例在街上享受小城人对他的尊敬。经理是他堂姐夫，他才不怕呢。电影放得多了，渐渐觉得我的办法有些问题了。主要是帮人家占座位，越来越早了，很多时候需一大早去才能占到好位置，有时还要和人家争抢地盘。有几次，因为这事而迟到，被老师罚站，还被告诉家长。我父亲知道后虽未揍我，但也坚决不准再去干这事。但他又不给我钱，没钱就看不上电影，看不上电影对我来说委实是件很难受的事情。在仔细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我盯上了李跑片。但要想让他把我带进电影院，基本上是做梦，不说李跑片没这个胆量，就是有，那守门的姚大个子和伍大疤喇就像是两个门神，没票，天王老子也进不去。但是李二黑是跑片的，他最有效的通行证是手里抱着的拷贝，没有拷贝，全场人只好鼓起“二筒”看着一片雪白的银幕骂娘。姚大个子和李大疤子再横，也不也敢拿跑片的怎么样。于是，我便想方设法地和李跑片套近乎。二黑哥长，二黑哥短地叫得他满脸灿烂，一时间还真把我当小兄弟看了。然而，当我啰啰嗦嗦结结巴巴地表达出要他带我进电影院看电影的意思时，他却一口回绝了：“你娃莫想。单位有规定，带一个人扣一天的工资。莫看经理是我姐夫，整起人来一样屁眼黑哟。”我一下子心凉了半截，没了主意。然而，电影的诱惑力毕竟是巨大的。我必须锲而不舍地为目的努力。经过一段时间的仔细观察，我发现了李跑片的一个秘密。这就是他极喜欢看小人书。别看他已参加工作，毕竟才十六七岁，基本还是娃娃，我们小孩子的爱好在他身上大都有充分表现。我决定用连环画来拉他下水。第一次“垂钓”就多有收获。一本我收藏的《大闹天宫》让他喜出望外，竟坐在街沿边一口气看完，临走时，意犹未尽地拍拍我的屁股说：“小子，有小人书多给哥子找来看啊！”当我第三次给他送去连环画时，他竟破天荒地答应晚上想办法带我混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目的达到了，且并不费太大的功夫，我那时心里高兴得，一整天都不知道老师在课堂上讲了些什么。别看李跑片年纪不大，心眼可不少。西边电影院开始放映时，我在影院门口已经等得心如猫抓，但始终不见李跑片出来。我正在琢磨他小子是不是捉弄我时，十多分钟后，他抱着一本拷贝出来了，让我跟他走，快到东边露天电影场时，他把拷贝递给我说：“走拢你就喊，送片子的来了，送片子的来了。守门的就会让你进去。”我说“行不行呵，伍大疤喇凶得很哟。”他连连说：“莫得问题，莫得问题。记倒，明天再给哥子找点小人书来哟，至少两本哈！”我抱着拷贝战战兢兢向门口走去，没想到还没等我喊出口，那伍大疤喇一见到拷贝，立即招呼姚大个子把围在门口的人赶开，给我让出一条路来，于是我来不及多想，抱着拷贝就跑进了门，高兴得差点打个跟斗。那天晚上，我竟然坐在放映机旁边，舒舒服服地看了一场名字叫《青年鲁班》的电影。从此以后，看电影于我来说，就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把同学们收藏的小人书几乎借完借尽了。然而不用担心，我与李跑片的关系，到后来根本就勿需小人书来维系了。当我小学快要毕业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最使我痛心的不是那些在“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中被砸烂的文物古董，被打倒的“走资派”，而是几乎所有的影片都成为封、资、修的大毒草，受到批判，被封存起来。小城几年之中，除了《地道战》几乎没有放过任何电影。李跑片也失业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全然没了以往的神气。后来听说他拉起了一支造反队伍，接管了县电影院，常常半夜三更邀约几个兄弟伙，躲在小放映室里放电影。有一次还悄悄地邀请我去看过一部名字叫《画中人》的电影。后来，不知被什么人告密了，被另一伙造反派抓住了，李跑片被剃了阴阳头，挂着黑牌游街，说他是文艺黑线的保皇狗。那天，我远远地看见被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李跑片，心里说不出个滋味。再后来，听人说他在武斗中被另一派打死了，也有人说他被人打残了，送进了精神病院。二十年多后的一天，我在一个极其偏远的乡镇检查农村文化工作，乡长说要给我介绍了一位优秀的农村电影放映员，说他二十余年扎根山区，为农民放了近万场电影。当我走进乡电影院时，意外地发现这位放映员就是当年的李跑片。我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还认识我吗？还记得当年那个送你小人书看，缠着要看电影的小学生吗？谁知李跑片茫然地看着我，嘴里喃喃地说：“领，领导，我不该偷放电影，我有罪的，我有罪。”乡长见我大惑不解，说，这确实就是县电影院的那个李跑片，当年他被造反派打坏了脑子，进了精神病院，治了一段时间，出来后被送回这里的老家。奇怪的是，他对过去的一切都不记得了，人也变得傻里傻样，但一看见放映机，就变成了正常人了，技术好得不得了，放电影从来不出错，这些年，方圆几十里的农村电影全靠他撑起。我努力地想让李跑片恢复对过去的回忆，但是很可惜，木讷的李跑片始终只有两句话：“我不该偷放电影，我有罪，我有罪。”我默然无语，知道自己回天乏术，无法唤起李跑片对过去的回忆。我想，就这样也许好些，倘若他的记忆被唤起，说不定他的精神又要崩溃乃至于疯狂。乡长说的是真的，只有在放映时，李跑片才真正是一个正常人。而他的放映技术确实无懈可击，就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放映技师都无法与之相比。
作者简介
郭宪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南充市作家协会原名誉主席、南充市文联副主席。长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曾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文学作品200余万字，出版《市井俗人》、《天地苍茫》等文学著作8部，获“全国孙犁散文奖”及其他省、市级文学奖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