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朝有位来自登州的文官叫张绅，他的家族可能是胶东土著

“土著”一词，在辞典中的解释是“世居当地的人”，与之意思相近的是“土人”，意思相反的是“侨民”、“移民”。

关于“土著”的判断标准，是随着时间节点变化而变化。在胶东半岛，如果以明初为节点进行划分的话，则明初之后迁来者为移民，明代之前就在此定居者为“土著”。

按此标准，如今胶东半岛的张姓，大多都相传是明初移民。比较有名的像莱阳县“双山张”、“杜家泊张”以及登州的“张良弼之后”。它们都是在早则元末、迟则明初这一时间段从外地迁徙到胶东半岛，此后逐渐繁衍壮大，成为望族。

与之形成明显的是，很少有资料提及明代之前的“胶东张氏土著”。其中，在莱州、莱西有一支张姓人，族谱记载为：“始祖元延祐间为昌阳昭义使，因家於莱。”这算是明代之前就定居在胶东的例子。不过，延祐为元仁宗年号，较明洪武早大概五十年，约两代人的时间，其实称之为“土著”，也比较勉强。

因为年代久远、史料缺乏，明代之前胶东半岛的姓氏情况大都比较模糊，只能从分散在不同史籍中的记载里，寻找可能有价值的信息。

而查阅明代史料的话就会发现，洪武朝有一位来自登州的文官叫“张绅”，他所在的家族就有可能是一支胶东张姓“土著”。

张绅的详细生平，史料中没有详细记载，他的仕途情况，主要在《明史》、《明实录》中有零星提及。

比如，《明史·吴伯宗（鲍恂任亨泰）传》中就说道：

“（洪武）十五年（鲍恂）与吉安余诠、高邮张长年、登州张绅，皆以明经老成为礼部主事刘庸所荐，召至京。恂年八十余，长年、诠亦皆逾七十矣。赐坐顾问。翌日并命为文华殿大学士，皆以老疾固辞，遂放还。绅后至，以为鄠县教谕，寻召为右佥都御史，终浙江左布政使。”

洪武之初，天下甫定，科举制度尚未健全，当时选拔人才主要靠推荐。而在洪武十五年时，礼部官员刘庸就向朝廷推荐了四位博学耆儒，分别是鲍恂（崇德县人）、余诠、张长年和张绅。其中，除了张绅来自北方的登州之外，其他三人都来自南方。而当时明朝京师在应天（南京），因此路途较远的张绅应征较晚。不过，就仕途而言，他的成绩似乎也更高，后来做到了浙江左布政使。

张绅在明洪武十五年踏入仕途之后，此后两三年间升迁很快。洪武十五年时，他只是鄠县教谕。而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洪武十七年，他就被提拔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到了洪武十八年，他又升为浙江左布政使。或许是因为年事已高，这个职位也是他仕途的终点。

笔者之所以认为张绅所在的家族有可能是胶东土著，主要是根据他的年龄和资历来推断。

前已提到，张绅是作为博学耆儒的身份而被推荐为官的。《明史》中说与他同时被推荐的三人都是七八十岁的年纪，而张绅的年龄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应该也是将近七十岁左右，否则难以称为“耆儒”。

而《万历野获编》作为民间的私修之史，也提到过这一事情，其中就说：

“洪武间，礼卿主事刘庸，荐鲍恂等凡四人。恂，浙江嘉兴人；余诠，胡广安吉人；张长年，直隶高邮人；张绅，山东登州人，俱年七十余。”

按照明洪武十五年时张绅七十岁来推断，他应该出生在元代中期。而从他博学多才的经历来看，其家族应该也是书香门第，而非白丁之家。在古代，一个家族要想成为书香门第，需要数代人的积累才行。据此推测，张绅家族为胶东土著的可能性较大。

当然了，以上推测是建立在“张绅是登州人”的基础上。这个信息虽然在《明史》、《明实录》、《国朝献徵录》、《钦定续文献通考》等史籍中都有记载。但后世其他文献对张绅的籍贯却有争议。

如《明一统志》载：“张绅，济南人，少从事戎马，间官至浙江布政，博学工诗，所作清新，典则有古人风，今有诗集。”而清代的《登州府志》中也的确没有提到张绅的事迹。

除了“济南人”的说法之外，还有“胶州籍”的观点。考虑到张绅入朝为官，吏部应该有他的籍贯档案，《明实录》、《明史》按说都以此为依据，因此，张绅为“登州人”的观点更可信一些。不过，即便是“胶州人”的话也无妨，胶州、登州同属半岛地区，并不影响上面的推论。也就是说，通过张绅的生平，可以管中窥豹，对明代之前胶东半岛本土张姓的情况有些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