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从徐致靖谈到《古城返照记》

一

　　戊戌年（１８９８）阴历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发动政变，拘禁光绪皇帝，取消新政、恢复旧制……宣布了革新变法运动的失败；十一日，慈禧下诏（当然还是冒光绪之名），把参与变法的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等人逮捕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加审讯。实际上根本没有审讯，只隔了一天，十三日，杨深秀等六人就被拉到菜市口斩首示众了，这就是历史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住在上斜街（距菜市口不远）的徐家闻讯买好棺材准备到菜市口收尸，不料那天殉难的却没有徐致靖；这很奇怪，徐在七人中品位最高，逮捕时也名列榜首，却逃过此难，给历史留下一个谜。当然慈禧也没有饶了徐致靖，十四日上谕宣布对他“永远监禁”，其子翰林院编修徐仁铸“永不叙用”。徐仁铸上书要为父亲顶罪，未被理睬。

　　从徐致靖（１８４４～１９１８）所受的处分来看，他应是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然而近代史对这位新党人物研究很不够，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徐致靖条”连他的生年都搞错了（错为１８２６）。

　　徐家本是江苏宜兴大族，徐致靖的父亲徐家杰字冠英，号伟侯，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中进士，长年作地方官，晚年任北京金台书院山长，占籍宛平，遂为北京人。有三子，臻寿、致靖、致愉，（后面谈的徐凌霄为致愉子），以致靖（字子静）最为有名。他是光绪二年（１８６７）进士，戊戌时他官拜礼部右侍郎、翰林侍读学士。徐家人有点“与时俱进”的意识，徐家杰与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为同年至交，思想比较接近，倾向洋务派。到了徐致靖及其子辈则倾向革新变法，这是跟着时代前进的。

　　徐致靖长子湖南学政徐仁铸（１８６８～１９００）、次子翰林编修徐仁镜（１８７０～１９１５）及其侄举人徐仁录（康有为的学生）都属于新法派。仁铸是光绪十五（１８８９）年进士，二十二年（１８９７）任湖南学政。当时湖南巡抚是倾向变法的陈宝箴，湖南遂成为变法派的大本营，聚集了许多维新人士。仁铸在湖南奖掖维新士子、推动变法，还致书请父亲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致靖于戊戌（１８９８）四月二十日（阳历６月８日）上书皇帝《请明定国是疏》（是康有为代拟）要求光绪正式推行新法、实施新政。上书后第三天（６月１１日）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是戊戌变法正式开幕。变法开始后（６月１３日），徐致靖上《密保人才折》，向皇帝保荐康有为、谭嗣同、张元济、黄遵宪、梁启超等力主变法的领袖人物。光绪皇帝四月二十六日下诏说由于徐致靖的推荐，康、张二人准备于二十八日召见。在变法中徐致靖多次上书，主张废八股、开书局（翻译西洋书籍）、裁冗官等。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在戊戌变法中徐致靖的重要作用。变法失败，慈禧最恨康、梁（她认为康梁是挑拨她和光绪“母子关系”的首恶）。但康梁都是被徐致靖引到光绪身边的，慈禧对徐致靖痛恶可以想见。

　　徐致靖意外逃生，其外孙、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认为，徐致靖侥幸未死是由于李鸿章的援手。当时李鸿章在朝中已经是举足轻重了，他转托慈禧身边的红人荣禄，荣禄向慈禧说：“徐致靖整天在家里唱昆曲、吹笛子，他并不懂新政，恐怕是上当受骗。”又说他升了礼部右侍郎，皇帝并没有召见。用以说明他不是“帝党”。这样才保下徐的一条命。据徐家后来回忆说，徐致靖五十以后即患耳聋，而且聋得特别厉害。光绪召见变法人士，怕太后安排的人在门外窃听，声音很小，徐致靖根本听不见，所以不是有特别紧要的事情光绪不召见他。

　　在狱中徐致靖坚信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其侄婿言謇博去探监，徐不谈家事，对言謇博说：“我们主张变法改制，效法明治维新，可谓对症下药，虽然没有成功，但我相信，将来还要走此路，这是大势所趋，少数人阻挠不住的”（见《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过了两年，庚子（１９００）事变，八国联军打入北京，慈禧、光绪西逃，清统治机构瘫痪，监狱自然也不例外。刑部大牢里的犯人都跑光了，可是作为忠臣的徐致靖觉得自己仍是大清国的犯官，不能被外国人放了，不肯走。当时管刑部狱的司官乔树楠是徐致靖的年侄，平时很照应他，此时来监狱告诉他，明天狱中不开饭了，徐致靖才无可奈何被其子接出了狱。

　　出狱后，徐致靖没有跑回老家，依然“待罪京师”，两个月后，得到“老佛爷”赦旨才离京到杭州度其余生。后来，徐致靖的思想又有所变化，辛亥革命之后，他指示孙子、外孙剪了辫子，自己也剪了辫子。有个军机大臣的儿子问他：“年伯世受皇恩，是遗老，何以剪辫？”徐致靖回答说：“我不是遗老，也不拥护满清朝廷，但我非常怀念光绪皇帝。因为他和我们志同道合，主张维新变法，可惜被慈禧和狡猾昏庸的大臣折磨致死。我认为慈禧是中国的罪人，也是满洲的罪人。请你以后再不要称我为遗老。”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也反对张勋复辟，反对康有为参与其事，可见徐致靖晚年虽然未参与政治活动，但其坚持进步的思想倾向并未改变。

二

　　洋务运动多靠一些取得较高的位置的士大夫推动，而维新变法主要是在下位的进步士大夫领导和推动的。身在高位的官员参加者不多，特别是熟悉朝中情况的京官，平常谈谈新法、议论议论革新，也很时髦，但很少有愿意拂逆慈禧太后心意贸然投入带有轰轰烈烈色彩的戊戌变革运动中。大老翁同龢支持变法与他是光绪帝师傅有关，他希望通过这场变革把太后的权力转移到光绪手中，这是他作为师傅的职责。这一点慈禧也有所警惕，所以光绪的《明定国是诏》一下，翁同龢马上被慈禧开缺回籍，在政治上一捋到底。在高官中徐致靖是个异数，他热情地支持变法，并没有个人利益搀杂在里面。甚至新法中有些条款在某种程度上对徐氏家族的利益有所冲击。

　　例如当时社会崇拜科举，平人之家中个秀才都被视为改换门庭，欢欣不已。而徐氏一家举人、进士、翰林联翩而出，其家乘《繁衍集》中把清中叶以后徐家科举盛况概括为：“祖孙父子叔侄兄弟同登科”；“一时同堂五进士”；“父子三翰林”；“三代十科十二举人”（转引自竺青《<负曝闲谈>考者徐一士考略》）。从这些概括中可见徐家科举之盛，他们一家被人们歆羡自是不争的事实。这些走上仕途的人们只要不出常格，自然会有好官美职可做。而变法中有“改革科举、废八股，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等条款，自是对他们赖以起家的传统科举制度的挑战，不少靠科举起家士大夫对此是持保留态度，有的甚至是痛恶的。鲁迅就说过他小的时候，家中大人对新法不满，曾让他抄写著名守旧官僚许应 （许广平的前辈）反对新法的奏折。由此可见徐致靖支持变法显然是摆脱了世俗之见和个人的考虑的。徐家一些入仕人士参与变法运动是为爱国心所驱使的，他们认为中国必须走这条道路。

三

　　戊戌事变以后，徐家宦途式微，但皇权专制的社会也走到了终点。徐致靖所代表的当属最末一代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了；庚子以后，新型知识分子产生。徐致靖弟弟徐致愉的儿子一辈徐仁锦（１８８５～１９６１）笔名凌霄；徐仁钰（１８９０～１９７１）笔名一士，就与其堂兄徐仁铸等不同，可以归入新式知识分子了（虽然由于时代与家学的影响，士大夫的色彩并未褪尽）。两人均就读于济南山东高等学堂，这是国学、外语、现代科学知识并重，半新半旧的学堂。他们后来经过学部考试，取得举人出身，因为是从“洋学堂”培养出来的，世称为“洋举人”。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报国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不是前代士大夫靠科举做官“兼济天下”了，而是从事各种类型的知识性的活动，对社会、国家产生影响。如徐凌霄曾在京师大学堂学土木工程，本来打算搞工程设计，曾到长江考察，后来蒿目时艰、目睹腐败，愤而给报纸投稿，引起了社会关注，遂进入了新闻界，成为民初与黄远生、邵飘萍齐名的三大名记者。后来徐凌霄与其弟徐一士都以写作谋生，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关切。

　　徐凌霄的《古城返照记》是他的代表作品，此时他与叔父徐致靖及堂兄们的社会地位不同了，这本书中所反映的思想观念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又向前进了一步。民初徐凌霄给上海报纸写专栏“北京通讯”，外交家顾维钧出使北美，爱读徐凌霄写的“北京通讯”，称赞他的文章“有组织、有思想”。可见徐凌霄虽然出身于旧式士大夫家庭，但其思想颇能跟上时代，一点不落伍。

　　草草一看，《古城返照记》很像旧式文人写的笔记掌故，零零碎碎记载一些有趣的事件以为谈资。实际不然，从形式上看，这是一部以记述掌故轶闻为主的长篇小说，其中有人物、有故事，虽然人物形象不是那么鲜明，故事情节也缺少戏剧冲突，但有了人物与故事这两项，就与单纯的笔记掌故划清了界限，成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从思想内容来看，书中所记录无非是清末民初古城北京的官场、学界和梨园的趣闻轶事，也都是士大夫们感兴趣的事情，而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倾向与“五四运动”时期大声疾呼变革的先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北京是古城，五朝故都，现在我们都怀念古城的原貌，尤其当我们想到梁思成先生关于北京是个“大文物”的评价，更使我们对老北京思念不置。这多是因为想到这些古代遗存中所负载的文化信息，从而惋惜它被拆被毁。如果倒退一百年，您生活在末代皇帝的都城，就不一定对它倾注这么多的感情。因为作为皇帝所在的“首善之区”，首先是封建专制政治堡垒，是统治全国的神经中枢。匍匐在“天子脚下”的“老北京”以“生在帝王边”自夸自大。“说到江南人，他们叫做蛮子，山东人叫老东儿，山西人叫老西儿，其他各处的人，在北京人眼里嘴里不是‘土’就是‘怯’，若是一个人够得上称‘老北京’的，他的脸上是刷了一层金，真不亚于《九更天》的文天祥。”从这段对“老北京”的调侃上可见徐凌霄对北京这座古都的态度。在徐氏眼中北京的内外城、皇城、紫禁城大致不过是“大圈圈里有个小圈圈，小圈圈里有个皇圈圈”。这种类似监狱的“圈圈”不仅是控制百姓的核心，即对皇帝来说也是“锁上加封，永远圈禁”。徐氏这样新知识分子对古都的感受是“黑暗暗雾沉沉黄泉路上，阴惨惨来到了天日无光”。这不仅仅是说北京的“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水土气候，也是讲北京在专制皇权的统治下暗无天日的情景。书中以“五千年历史上最舒服、最威武”的皇帝——乾隆处理的两个事例作为开篇，解剖了专制制度及其代表者的残忍和昏聩。这两个掌故是王锡侯《字贯》文字狱案和英使马戛尔尼朝觐案。这两个看来不相关的事情，确实展示乾隆盛世的真相。

　　《字贯》是一本乾隆间文人编的一部字典，在序言议论了几句《康熙字典》，被讼棍所告。事闹到乾隆皇帝那里，他看了看《凡例》，发现其中有康熙皇帝“庙讳”（名字）和自己的御名，又列在孔子圣讳之下，勃然大怒，下了一道“上谕”说：“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于是王锡侯被处“斩立决”、子孙“监斩候”。王锡侯犯的是什么罪呢？只是在初版《字贯·凡例》中提到“玄烨”是圣祖（康熙）庙讳，“弘历”是今上御名，为文时要注意避讳（按原书已被销毁，这里据审讯时问答拟写的），而且这一点在再刻此书时做了改正。读者可以看出这个案子的重点不在于惩治思想不轨的文人，而在于强调皇权至高无上的绝对性；乾隆也知道王锡侯不会是什么异端，但就是借他的人头叫全体臣民知道皇帝的尊严是一点也碰不得的（一心歌颂乾隆大帝的现代文人如果躬逢乾隆盛世，也不免会落到王锡侯一样的下场），这是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没有出现过的事情。此案例一出，不仅给文人写作带来问题，最直接的就是在科举考试中要不要宣布要避“圣讳”“御名”等，如不宣布，士子文章中出了问题，考官也有连带责任，如果宣布，那么宣布本身就犯了“讳”。这真是个大难题。聪明的刘墉（刘罗锅）想出一招，在考试前让考场士卒举着牌子宣布。如避乾隆御名“弘历”二字则写《论语》中的“人能○道”和《尚书》中的“天之○数在尔躬”两个圈圈处是“御名”要避讳。这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案更是可笑。这是中国与西方大国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应该视为十八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如果中国就这个机会了解了世界，并做出了相应的对策，我国的以后的历史会有根本的改写。有人说历史重大进步需要机遇、更需要政治智慧。可惜的是这次接触没有成功，从表面看好像就在于马戛尔尼特使不肯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是英国人不肯入国随俗。实际上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此时皇权专制主义发展到极端，君臣之间距离悬绝；再加上封闭保守，君臣昏聩，缺少政治智慧。更不了解天下大势，长期以来以“天朝”自居，以天下共主自居。从这点出发，乾隆认为天下（不管中国还是西洋）都应该是自己的臣民、奴才。所以他认为即使是英国国王来朝觐也要行“三跪九叩”之礼，何况“陪臣”（臣子的臣子）呢？他还一厢情愿地认为英国“特使”既然恭顺，不肯行“三跪九叩”，只是技术上的问题，即英国人打裹腿，腿是直的，不会跪。所以他很细致地让接待的大臣在与英使饮宴，“无意闲谈时，婉辞告知”必须“三跪九叩”的理由和在下跪时应该先打开裹腿，行完礼再行扎缚。而英国使臣要坚持平等原则，不肯辱国，这样实现互利的贸易的设想就不能不落空。《古城返照记》中用乾隆的“上谕”把他的糊涂、专断、贪图小利、自高自大而又自以为是的面目刻画得十分鲜明。

　　作者对于乾隆皇帝的批判态度，与他的前辈比较起来自然是个大进步。对于封建的、腐朽的意识形态，徐氏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例如，京师大学堂虽是在新学指导产生的新式学校，但由于是官办的，其中有许多腐朽的东西，对于这些，作者也极尽讽刺之能事。京师大学堂本来是培养新学骨干的，却让一个头脑冬烘的伪道学家秋定文来担任“七科总教”（当时京师大学堂就分七科，他相当于现今大学的总教务长），他强调“孔孟为根本”，“以《四书》为通习之课”，把一个本意在弘扬新学的新式学堂，办得与国子监差不太多了。书中把秋定文这个笃守程朱、知识面狭隘而又自以为是的顽固分子写得活灵活现。都二十世纪了，新学在知识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他还主张在未有天地之前即有“三纲五常”这个“理”，仿佛宇宙一诞生就是为了创造大清皇权。他还认为“西学出于墨子，天算格致，仅六艺中‘书’‘数’之末艺”。作者展示这些，就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古城”皇权专制在意识形态的回光返照。作者对于现代西方一些新的思想学说也比较关注，如美国实验主义代表人物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弗洛伊德的性心理说、甚至马克思的“万事归本于经济”论，都在此书中有所涉及。

四

　　作为历史掌故小说，《古城返照记》的意义主要是在轻松的阅读中给我们许许多多近代文史知识。读此书仿佛听一位对于北京特别熟稔的老人讲述故事，无怪乎像胡适、吴晓铃、熊佛西这样知识渊博的学者、作家，也对此书发出由衷的赞叹。我读此书也有此感，过去读书发现的疑问有些得到了解答。例如有一次我与杨乃济先生说到老舍的小说中的旧警察多是正面形象，如《四世同堂》的白巡长，《我这一辈子》的“我”，《骆驼祥子》中的巡警等都是如此，老舍似乎对警察没有恶感。老舍先生是写实作家，这样写必有其理由。读《古城返照记》有这样一个情节：东安市场有个算卦的与问卜者发生纠纷，地面的警察解决得有板有眼，干净利落。陆贾议论起北京的警察“道德上的优点”时说，他们往往“‘表同情于弱者’，若是洋车夫同坐车的发生了争执，他们总是偏袒着洋车夫。即便看准了洋车夫没有理，他少不得把洋车夫申斥几句，可是转面就替车夫说情，什么‘他到底是个苦人，是个粗人，您还同他一般见识吗，抬抬手他就过去啦’，把坐车的说得心平气和，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洋车夫也就少吃多少亏。若是阔人车马撞着洋车，坐洋车的撞着行人，他们总是替弱者争个理。遇着十分有权有势的，他虽不敢得罪，甚而至于表面上帮着阔人责罚苦人，可是事情一了，他还背后慰问苦人，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我们在各码头各洋场，常见巡警拿着棍棒打苦力、巴结阔人，在北京却很少看见巡警打人。所以北京虽然是官僚的窝窟，近几年办的新政，亦多属皮毛，惟有警政一端，不失为全国模范。”这一段话可能说的就是老舍先生见到的现实（《我这一辈子》中的“我”的所作所为就很像陆贾所说的）。要了解北京清末民初的情景，特别是北京京剧界的实情，《古城返照记》也是值得参考的。

　　从《古城返照记》想到徐凌霄一类民初重要的掌故与散文作家，他们所用的既非当时新文学作家所用的欧化白话，也非文言，而是用一种接近京剧语言（主要是京白）的文字写作。这种语言受到地域的局限，但读者也不算少，大约与京剧的观众差不太多。这类作者有徐凌霄、徐一士、老宣、齐如山等，后来到台湾后还有唐鲁孙、夏元瑜等。大陆的现代文学史很少提及他们是有些不公正的。

　　（感谢《文学遗产》的竺青先生为此文提供的有关徐致靖先生及徐凌霄先生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