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碑铭石刻间的古中国 ——《汉代墓葬艺术》于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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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2021年6月19日 (星期六)第八版
重新认识碑铭石刻间的古中国
——《汉代墓葬艺术》于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霍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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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绵州,正在拍照的谢阁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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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阁兰在他北京的办公室
我还特别感兴趣的是,谢阁兰等人在书中十分详细地记载和描述了四川地区汉代考古的几类重要遗存:汉阙、墓前石兽、崖墓、画像砖等。对于这些考古遗存的研究工作,目前仍然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领域,谢阁兰等人所从事的早期调查工作,为后世积累了初步的资料,也提供了许多研究线索。这里,我想举出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四川汉墓前的汉阙和石兽,谢阁兰注意到了这两类文物彼此之间的共存关系,还进一步观察到这些墓前的石兽或以站姿,或以坐姿呈现,认为四川地区“有三种汉代兽形石雕形式”。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考古调查发现的四川地区汉代石兽并未发现有呈站姿者,正是根据谢阁兰提供的线索,近年来四川省和渠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们才在谢阁兰考古队曾经调查过的渠县境内重新发现了可能与石阙共存的一批石人和石兽,其中的一尊石兽和谢阁兰当年用素描手法速写的“蹲坐姿态石兽”可以完全吻合,从残存形态上观察应当是一尊汉晋时期的“神兽” (带翼的狮形兽)。这种类型的汉代石兽过去见诸著录者甚鲜,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汉代石兽的种类,更为重要的是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汉代墓前的“神道石刻”究竟是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制度?现在从考古调查的实物看来,至少我们已知在被称为“神道”的墓前大道两侧,已有成双的石阙,还有成双的石兽,石兽的种类有的呈行走状,有的呈站立状,有的呈坐姿,可能代表着不同的种类,一些墓前可能出现了石人,一些墓前树立有石碑,它们彼此之间的共存关系、组合配置关系都值得加以深入研究。如果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后来南朝、唐宋帝陵前的神道石刻的源流演变关系也就可以进一步追根溯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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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方同时期进入到中国 “考古”、“探险”的队伍一样,谢阁兰和他的考古队也同样经历过一场心灵的考验。如他在书中所言:“眼睁睁地看着如此珍贵的古代艺术就这样被遗弃暴露于旷野荒原,外国考古学家可能会产生将其攫取、带回西方博物馆中好好地保存的冲动念头。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虑,我们放弃了做出这种举动的想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最具有价值的雕塑作品所依附的古迹都是不可能被完整地运走的,若要运走雕塑就需要通过切割而破坏文物本身。即便是将那些在目前的状况下正面临遗失命运的,或者注定会被散落无踪的作品碎片移走是合情合理的,也不能认为借口将文物留在原地会遭受风雨侵蚀的损坏,从而将其切割运走是正确的举动。”从这一点而言,谢阁兰显然要比在我国西域大行盗窃之道的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勒科克、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人科兹洛夫之流要值得尊敬。尽管如他所言,这些散落在地表的文物多年来在原地的确遭受到风雨侵蚀、人为破坏和盗取的多重灾难,但它们毕竟最终留在了中国,并且在今天已经得到很好的保护,没有成为西方博物馆中众多中国文物的一部分而让中国人扼腕叹息。
当然,毋庸讳言,在谢阁兰的这部著作中,除了尽可能忠实地记录和描述所见文物的外部形态之外,所进行的综合研究工作并不多,而且其中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已经不尽合理。但是,对于了解和认识早期中国的汉代墓葬艺术研究,以及构建学术研究的历史,我认为它仍然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这也是在今天重新翻译出版这部旧作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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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墓葬艺术》
[法]谢阁兰、让·拉尔蒂格、奥古斯都·吉尔贝·德·瓦赞著
秦臻、李海燕译
文物出版社出版
微信编辑丨金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