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案惊奇：蒋老师的"逃窜" （作者 王建喜）
现代社会里一个人一生会遇到许多老师，各门学科、各个学校，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但是真正能让你铭刻在心终生不忘的老师并不多。这些忘不了的往往是一些在你成长过程中深刻影响你、甚至改变你人生进程的良师，使你一辈子受益匪浅。每当我想起蒋老师，我不由得从心底升起一股感激、敬仰、慨叹之情。
七七年全国恢复高考，七八年我上高中，学校虽在山区，但还是县属中学，学校领导为了抓出成效显出成绩，将学生分成重点班和普通班，将本地最好的老师集中起来全力以赴教重点班。普通班的学生近于放羊，不过学生也不在乎，没几个人觉得自己是读大学的料，何必去受那种苦，读书并不好玩。我有幸被分在重点班，而且属于重点培养对象。语文老师姓蒋，外县人，听说家庭出身不好，不知哪个大学毕业后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后因贫农子弟无人教，只得又请他去学校教书。学生及家长对他非常满意，评价颇高。有一次公社书记来检查工作，拍着他肩膀勉励他好好干，以后有机会把他调到供销合作社去当营业员，蒋老师涨红着脸半天没有做声。公社书记忙，后来也没时间去落实蒋老师是否先进得可以调去当营业员，好在蒋老师也不在乎。高考一恢复，蒋老师就再也没有当营业员的荣幸了，他最先被调到这所中学，随后是几个评了反复了职的老"右派"，那些连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也念不断的老师（绝大多数是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后代）只得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离开，因为参加高考仅靠背几条毛主席语录已经不行了。
蒋老师个子不高，声音很轻柔，讲课很有节奏感，说话阴阳顿挫。第一堂课，他提了一块小黑板，黑板上抄了一段古文，叫几个同学把它译成现代汉语，同学们一个个低着头，谁也不吭声。白话文都认不得几个，看到文言文几乎是读天书，纯粹睁眼瞎。我们初中两年没有语文课本，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学了一年半，物理、化学、英语由于缺老师干脆就免去了。一写文章就是大批判，其实就是抄报纸，要不就是如何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全是假、大、空，老师也无能为力。蒋老师深知其中原委，所以并未生气，只是一再强调基础学习、系统学习的重要性。由于我从小喜欢读古典小说（但资源极有限，仅《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儿童版等），所以文言文基础稍微好一点，有时还能蒙出一点，不时得到蒋老师的表扬和鼓励。对越自卫还击战后不久，全校举行作文竞赛，题目是《鲜花一束献英雄》，我超水平发挥夺了全班第一名，心中颇为得意。蒋老师将我叫去，仔细帮我分析文章的弱点、缺陷以及幼稚可笑之处，并提醒我：得第一名并不等于有多厉害，只是在矮子里选高子而已，离高考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况且基础那么薄弱，该补的课还多着呢。我感到了自己的浅薄和可笑。由于蒋老师的缘故，我开始对古文产生了浓厚兴趣。高中二年级我转学到邻县一中，新语文老师并不喜欢我，百般刁难和讽刺，直到预考我语文考了全班第一他才改变看法。八零年我考上省城一所大学，寒假回家时得知蒋老师已调往县一中教他的专业--------生物，我这才知道他大学学的是生物，教语文只是客串。竟有这么高水平的客串！我家在远离县城的山区，上大学期间，我居然没有机会去县城看望蒋老师，只写了封信表示问候和感谢。
大学四年眨眼就过去了。学校以为了加强山区基础教育为由将我分回县一中，因为我原籍这里所以必须回来（系领导以既劝导又命令的口吻说，你成绩再好也没用，我们不可能将你留在省城而把省城的同学分去你的家乡），这样一来，蒋老师与我昔日的师生变成了同事。我把对毕业分配满腔的郁闷和不满向蒋老师倾诉，他只是无可奈何地摇头叹气，一脸的苦笑。我这才发现，几年不见，蒋老师已须发花白，总显得精神萎靡，满腹心事。细询之下，才知道是关于师母的事情：师母原是吃商品粮的正式老师，1964年全国搞"四清"时，发现她大哥是右派（他是以前中央大学的毕业生，曾担任过解放前活跃在本县的湘南游击队政委，解放后担任邻县一个师范学校的校长，后被划成右派）、三哥在台湾（他原在蒋经国的青年军装甲部队，48年去了台湾，至今杳无音信），遂将她下放农村；现在上级领导要求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因为右派问题已得到改正，海外关系不再是罪状（甚至成了令人羡慕的黄金关系），所以师母按政策应该恢复工作和商品粮供应。如果按原则办事，蒋师母的问题早该解决了，但他们家庭出身差，蒋老师又是外县人，为人极端老实厚道，所以屡屡被人做手脚，一直得不到解决。蒋老师找遍上级有关方面有关领导，他们或相互推诿或敷衍塞责，表面工夫做得很好满口答应，但得到解决的是领导干部的关系户，怎么也轮不到她。（甚至有领导说，只要你们能证明有台湾的海外关系，马上给解决问题。蒋老师气愤地质问：当初搞下放时为什么不用我们证明呢？难道要我现在去台湾找人吗？）蒋老师两子一女，大儿子刚考上华中师大历史系，女儿和小儿子读中学、小学，与母亲一样属农村户口。蒋老师说，经济困难尚可忍受，最不能容忍的是受到不公正地对待、被人歧视、被人愚弄，士可杀不可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有愿意给师母解决户口、工作，给两个子女解决户口、上学的单位，哪怕再苦再累再偏远的地方他都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去工作。他很激动，全没有平时的温文尔雅，像一座沉寂多年即将喷薄的火山。我突然觉得不平之事无处不在，像空气一样围绕在你的身边。蒋老师的要求实在不算非份，更有政策为据，为什么就不能实现呢？想想自己毕业分配遭受的不公，看看老师遇到的不平，我突然产生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同时又为自己作为一个老师必须时刻忍受人格分裂而悲哀：在课堂上我要大讲特讲积极的人生观，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革命精神，讲社会主义优越性，讲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课后却要为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人格尊严被损害而深感痛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任人宰割，任人鱼肉。
蒋老师的压力越来越大，心神疲惫，但他从未在课堂上流露出来，对学生仍一如既往地亲切、耐心。八四年的冬天来得早，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在蒋老师家的火炉边，他告诉我他与新疆吐鲁番一家大工厂的子弟学校联系过，对方急需教师，可采取三不要（即不要档案、粮食、户口）的灵活政策，给师母安排工作，子女将来万一考不上大学，可在本厂安排工作，一切待遇与本厂同等条件的人员完全相同。过完年他们就举家北迁，但暂时不宜声张，以免有人从中作梗。我低下头，心里很难过：近五十岁的人了，仅仅为了师母该得而未得的工作，为了尊严，毅然决定全家人迁往大西北荒凉之地，居然要放弃这么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我唏嘘不已！我想劝老师仔细考虑，远迁塞外是否值得，但蒋老师态度坚决，显然考虑已相当成熟。他说，"士为知己者死"，一个没有尊严的人，生命就完全失去了意义，无异于行尸走肉，他不愿意与骗子们生活在一起，不愿意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他从来没有奢求过什么，只是想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这并不是过分的要求，而有人偏偏就要故意侵犯他的权益。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种不公平竟然是公开的，谁也不想去改变，也没有人能够改变，甚至还有人以合法或非法的形式竭力维持它。你就像处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之中，只能对空喟叹，徒唤奈何。
寒假归来，全校老师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原来，蒋老师趁过年人少，带领全家人"出逃"已去了新疆吐鲁番。为遮人耳目他们只说是全家人回蒋老师老家过年，但他们大包小包地往外运行李自然会引起人怀疑（尽管他们选择晚上行动）。多数人装糊涂并不细究，有些人只在心里为蒋老师鸣不平，也有很多人在心里为他一家担忧，怕他们顶不住西北地区漫天的风沙与严寒，有朝一日灰溜溜返回一中。有关领导获知消息后，恨得直咬牙根，痛斥蒋老师无组织、无纪律，视革命工作为儿戏，破坏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教育局负责人甚至扬言要派人去把蒋老师抓回来，作为反面教材整死他！
我感到非常难过，又被深深地震动了。这就是男子汉！这就是血性！蒋老师这个平时毫不张扬、从不知道怎么表现自己的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我这学生上了生动的一课：要敢于冲破人为的束缚，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人是站立的动物，决不能跪着讨吃，吃嗟来之食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一个年近五十、头发开始花白的人能够毅然决然地率家离乡背井，只为那心中一口不平之气；我也是堂堂五尺之躯，况且才二十来岁，还有什么坛坛罐罐舍不得打烂的呢？好男儿四海为家，何处黄土不埋人？难道我就必须在这里忍气吞声、逆来顺受、真像一颗螺丝钉一样摧眉折腰一辈子吗？
不久，蒋老师寄来一信，并附有一张全家四口（大儿子在武汉读书，未照）的合照，背景是黄澄澄的沙漠，从照片上看他们气色很好，精神面貌不错。他说，那边气候条件比老家差，但生活条件并不差，周围同事来自五湖四海，彼此之间很容易沟通，学校领导对他们非常关心，收入水平较高（其中也有地区差的原因），并且委以教导主任的重任；师母也被录用为正式干部，仍然搞教育工作。在信中，蒋老师特别提到最感欣慰的是心情舒畅，没有压抑感，生活、工作有滋味有信心。在他有生之年，他肯定不会再回原单位工作，无论原教育局如何软硬兼施、如何卡档案、粮食、户口等材料，他坚决做一匹"不吃回头草的好马"。说实话，我很感激蒋老师对我的信任（把他的一切写信告诉我），更为他的勇气折服，为他的顺利高兴，同时也为自己的懦弱汗颜。我终于下定决心----------挣脱羁绊，远走高飞！"路在脚下！"
下定决心之后，我加快了与外界联系的步伐，但弟弟妹妹延缓了我的速度：我是家中的长子，既然在一中当老师，弟弟 妹妹当然要在我的身边读书，这可是全县最好的学校，培养他们成材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父母亲对我的唯一请求。这是怎样一段日子啊！如果我离开一中，弟弟妹妹将被立即赶出学校；不走又度日如年，我学会了借酒浇愁。我在信中向蒋老师吐露了我的矛盾和苦闷，蒋老师立即回信安慰劝解，要我权衡一下：一不能伤了父母的心；二不能误了弟弟妹妹的前程。我听从了蒋老师的劝告，没有贸然行动。一年后他们高考上了分数线，我才去了南方某省一个中等城市。开始时在一所大学教书，后来被商潮裹挟下了海，被海水呛得半死。由于业务需要，须常年出差在外，与蒋老师的联系越来越少，对蒋老师的信有时迟复有时不复，直到后来完全断绝联系。为此，尽管有一千个理由，我仍感愧疚，觉得自己难以被原谅。后来，公司倒闭，员工下岗失业，我只得重操旧业--------以教书谋生。教书空余时间相对宽余，我便试着给蒋老师原单位寄去一信，但被告知蒋老师已退休，全家人已迁回湖南老家。我感到非常失望。
一日在图书馆偶然翻阅湖南师范大学的学报，一个熟悉的名字跳进我的眼帘，但我仍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蒋老师大儿子，已获博士学位、教授职称，再细看年龄、籍贯，不错，正是他！我按电话号码打过去，果然蒋老师在那儿！暑假期间，恰逢去长沙公干，自然要去拜访老师。待久别重逢的狂喜逐渐冷却后，我细细地端详着他们：蒋老师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有点发福，仍是笑眯眯的模样；师母则有点显老，但精神面貌很好。谈话自然要涉及到他们全家在新疆的日子，叙述以师母为主角：刚去的时候确实有点不习惯，无论气候还是饮食，特别是冬天连蔬菜也吃不上；天气干燥得让人流鼻血；很想家，蒋老师回老家次数不多，师母几乎每年一次，买不到卧铺票，有时座位票都没有，几天几夜地奔波，头晕脑胀，有几次从火车上下来，脚肿胀得迈不开步，痛苦不堪；几个孩子学习非常努力，不用督促，老大博士毕业，研究国际私法，老二硕士已毕业，正读博士学位，老三本科毕业去了南方；虽然历尽磨难，但确实一点也不后悔，尤其是看到孩子们的成长，更觉得值得。苦难有时是财富，但这财富充满着太多的血泪，凝重得难以承受。好在这么多年都挨过来了，如果省去过程，现在的结果确实令人满意，但这一辈子不能忘却的、至今想起来脊背发凉的偏偏就是这一过程，像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老大非常孝顺，湖南师大的领导去请他回来任教时，他唯一的条件就是要让父母亲与自己住在一起，希望学校考虑房子问题，学校慨然应允，给了他们一新一旧两套住房。在孩子们心中，父母亲这一辈子付出的太多太多，能让父母亲安享晚年是他们的心愿也是他们的责任。师母的叙述平静而自然，虽然时不时眼圈发红，但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蒋老师总是笑眯眯的，间或插上几句，多数是对师母叙述的首肯。师母拿出一包葡萄干，一再强调是吐鲁番来的，正宗的，像是在向我介绍值得骄傲的家乡特产一样，还详细介绍小粒的特甜，大粒的有籽儿，籽可食，对身体有滋补作用。晚餐时，蒋老师特意做了几个家乡菜，很地道，我虽然觉得有点辣，但十分过瘾，毕竟我也离乡背井多年。蒋老师动情地说，在新疆时，想吃家乡菜可就是买不到，饮食不惯，水土不服，常常半夜醒来就再也睡不着，眼睁睁坐到天亮。。。。。。
师母默默地放下筷子，进了里屋，很久没有出来。。。。。。。
大洲点评：一部浓缩的一个人的历史。压抑地读着。卒其章本该为主人公的晚年的幸福而欣慰时，却又悲怆从心底来。这就是一个人的命运，这是一段胜利大逃亡的故事，这是一段命运的交响曲，这是一曲师生情谊颂歌，……平铺直叙中，蕴含了太多的人间的沧桑和情感，请读者诸君细品吧！我是感同身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