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来华的“红色使者”，怎样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初创过程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它使中国革命进入一个伟大的新阶段，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翻阅众多海内外文献资料，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更多历史细节。
书记部里最积极的成员
显示出组织工人的极大才能
党的一大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确定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
日本学者长野朗指出，当初成立之时，共产党的活动主要分两类：一个是学生运动，另一个是工人运动。
美国学者裴宜理，1948年出生于中国上海。她从工人政治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中共一大对工人运动发展的影响，指出中国共产党颁布的第一个纲领开头便写道“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次月，为了实践纲领内容，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书记部里最积极的成员、一位名叫李启汉的学生，已显示出组织工人的极大才能。在此前一年，他即协助创立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
书记部里最积极的成员——李启汉
1922年，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会和秘密结社，如上海的红帮、青帮，是开展正常的工人运动的障碍。
他还详细描述了当时劳工的一些境况：来自贫苦农民中的劳动力为数众多，大部分工人同在农村的家庭保持着联系，而且过几年又回到农村。成群结队的妇女和儿童在工厂里做工糊口，在纱厂的童工月工资不超过10先令。每昼夜劳动时间达12（18）小时。成年工人月薪不超过2英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进一步证实，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组织劳动群众。“这一任务的完成在目前时期只能采取建立工会的形式。但它遇到现有以地方原则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的基尔特（行会）的阻碍。与这些行会斗争的最大困难，就在于这类组织不仅仅是只搞互助活动，它们还是祭祖或拜神的组织。”
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分析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互相勾结、压迫中国人民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遭受痛苦的根源，批判在时局问题上封建军阀所散布的反动论调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持的错误主张，指出解决时局问题的关键是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维经斯基对此给予积极评价：“你们发表的宣言和告国内民主人士书，我们认为是很成功的。我们认为，你们完全正确地掌握了旨在反对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民主统一战线思想。”
第一位来华的“红色使者”——维经斯基
给共产党提出了
转到更高年级的任务
1923年6月，中共三大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文件，指出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讨论》对当时的情况和考虑进行了更多介绍——在这方面，我们有三重任务：靠教育工作加强我党党员的精神力量；靠我们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进行强有力的工作去发展工会；最后但并非最次要的一点，就是靠我们坚决支持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国民党这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得以发展……这样，我们就把全中国的力量动员起来，它们将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中作出重要贡献。在这项工作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动员农民，我们保持我们共产党人的名义。即使考虑变换名义那也并不是机会主义性质的。
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手写稿
长野朗的评价更为形象：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致使右派人数非常少，向着将广东政府共产主义化的目标迈进。“地方政府行政机构逐渐变成了工人、农民为主要构成，工人和农民组织的任用逐渐扩散到各个细微之处。”
长野朗指出，在军事方面，虽然共产党还没有军事力量，但为了打好基础，就要培养干部，因此于1924年成立了黄埔军校。在后来的陈炯明的叛乱中，黄埔学生兵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又组织农村自卫团。组建民团组织就是打造人民自己的军队，这一点对于改变中国社会现状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是长野朗在1926年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来的观点。这在当时是少见的。
苏联政治家列夫·托洛茨基在评价中国革命时指出，在共产党还是一个宣传社团，仅在为未来的独立政治活动做准备，并力求同时参加当前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时期，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
但他继而提醒，最近两年，是中国工人强大的罢工运动的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强大的觉醒和力求进行斗争、追求独立的阶级组织的事实，完全是无可非议的。就是这一事实，给共产党提出了从预备班转到更高年级的任务。现在直接的政治任务是争取对工人阶级的直接独立的领导权，保障其最坚决的战士的角色。
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认为，1923年上半年加入国民党是对共产党的巨大考验。在这之后，他们吸取了经验、找到了一条新的组织路线，并在这一基础上逐渐形成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党。
希望找到合适的制度
“产生独立和有序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逐步意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意义，深入探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任务、目标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同时，积极投入发动、组织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不断扩大自己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初步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所体现出来的先进性，表明她具备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潜力和能力。
日本学者乘杉义久认为，中共的最大优点是密切联系并能动员劳动人民，中共是为劳动人民而奋斗的。“在中国的历史中，封建阶级的学者们试图抹杀劳动阶级的事迹，却没能抹杀掉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也就说明了如果能利用这些伟大的劳动力量，是多么大的一种威力。而中国共产党的优点就在此。”
他还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即中共的奋斗精神与中国上古精神有所重叠——共产党的先驱者就是劳动阶级，共产党是为了解放劳动阶级而在不断奋斗的。“我们还可以说，中国的劳动阶级解放运动也是一种回到上古伏羲神农时代的运动……历代儒家学者都认为尧舜的治理之道是理想的一种治理方法，这与中共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英国哲学家罗素敏锐地意识到：“我无法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如此富于怀疑精神与理性的民族，会长期屈从于外来的某种教条。”他强调，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外人不应该多加插手，而是让他们自己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毕竟，只有中国人最了解中国。”
罗素还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例分析：17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美国……这是向前发展的必经阶段，外来干涉只能严重影响事情的最终解决。
罗素（右一）在中国
罗素认为，外国人指导建设中国，对中国的发展不利，也并非中国所需，而只是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西方的政治思想扫除了几千年的帝制，但仍然未能有坚定的制度来取而代之。外国人应该静待中国人自行解决，不应该越俎代庖。“只有他们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决办法才是长久之计，而外部势力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强加给他们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会是长久的。”
他甚至结合访苏、访华的经历，展开过对比论述：俄国“人人受同样的教育，人人穿同样的衣服，人人住同样的房屋，人人读同样的书籍，人人信同样的信条”，而中国的个人自由倾向较重；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反对私人贸易”，但在中国，这与所有中国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但罗素也表示，自己不希望中国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不改革，不前进，而更愿意看到中国在摸索中寻找到一种合适的制度，“产生一个独立和有序的政府”。
列夫·托洛茨基进一步预测：“中国工人群众向左转，像中国资产阶级向右转一样，都是如此不可置疑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保证自己充分的组织独立性，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策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谈得上把中国广大群众引入斗争。”
（作者马丽雅、张毅攀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红色文化资源系列研究项目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