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侧记 | 过程追踪：比较历史分析系列读书会（二）

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是探讨历史进程的重要方法，在近期社会科学的历史转向（historic turn）风潮中发展迅速。过程追踪的基本理念是什么？具体需要如何操作？能否有效把握历史进程的精髓？其发展前景如何？针对这些问题，微信公众号“政文观止Poliview”和“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联袂推出“比较历史分析系列读书会”第二期，选取国内新近译著《过程追踪法：基本原理与指导方针》作为阅读材料，希望通过深度讨论以拓展我们对于过程追踪的理解。

2021年7月7日下午，比较历史分析系列读书会第二期以线上和线下结合的形式成功举办。北京大学汪卫华老师和20余位同学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参加。线下讨论的实体场地则是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813会议室，现场参与活动的包括中国人民大学马得勇老师和黄晨老师、上海交通大学黄宗昊老师、北京外国语大学释启鹏老师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的研究生。读书会由黄宗昊老师主持。

汪卫华老师作为本次读书会阅读书目的中文译者，以专业而独到的视角向我们介绍了他对于本书的理解和思考。过程追踪法的兴起与发展源于定性研究者面对量化研究学者的批评而做出的回应和自我辩护。它关注的重点不是“因之果”，而是“果之因”，认为个案研究中唯一能够解释因果机制的方法就是过程追踪，这一取向其实也提示我们思考反事实研究法的作用。它承认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因果机制本身不是变项（variable）。过程追踪法的具体运用其实首先考验的是个案选取的技术，然后是在原因和结果之间“拆黑箱”，通过将因果过程切片来澄清因果链。在此过程中，过程追踪运用了贝叶斯分析和集合论的思维。它通过个案内分析做出因果解释，但本身无法具备外部有效性，因此往往与其他研究方法如定性比较分析（QCA）、统计分析方法等结合起来形成混合方法设计。过程追踪法主要解决“殊途同归”问题，它和以行动者为基础的路径的结合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最后，汪老师认为，我们既不能低估结果解释的创新性，也不能高估理论的可推广性。

黄宗昊老师对于现有的过程追踪法进行了反思。过程追踪法目前的重心是寻找因果解释的“因”、确定因果过程的机制和假设检定，存在误入歧途之嫌。因此我们需要找回“初心”，即思考“何为历史”这一根本性问题。“历史”是复杂体系的变迁过程，过程追踪需要找出混沌中的规律。在此基础上，过程追踪的合理展开应该是由“果”推“因”，理解特定结果的多元和多层起因，探索因果之间的多元复合机制（机制是复杂过程的组成部件），而对于假设的检定则是一个精炼过程和反思环节。过程追踪的定位应该是作为一种对动态过程的有效分析方法。对于解释特定结果的理论而言，其推广性需要考虑跨案例的对话、新机制的发掘和机制间的复杂作用等方面。

在自由讨论环节，各位老师和同学围绕本书基本概念的翻译、定性比较分析（QCA）和过程追踪之间的关系、量化研究和定性研究对于因果关系的不同理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等话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尽管最终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但是这一过程也激发了我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无限想象。

由于笔者对于方法论的学习经历和理解能力有限，同时承担的会务工作使得难以全程参与聆听和讨论，因此本次的会议记录不像以往那样详尽，前述报道也可能存在失真之嫌。不过也正好借此机会说点题外话。本次会议的筹备始于5月下旬，期间经历了形势的各种变化，校园疫情防控的要求也不断调整，最终能如期在线上线下同时举行殊为不易。但令人欣喜的是，四年来，参与“历史制度主义工作坊”、“比较历史分析的应用与反思”专题讨论会、“比较历史分析文献讨论会”、“比较历史分析读书会”等系列活动的老师和同学越来越多，笔者抽屉中保存的活动参与者的那一沓桌签也越来越厚。在此期间，有的同学从硕士升学到博士，有的同学从学生成长为老师，还有的同学赴海外深造。时过境迁，不变的是我们对于比较历史分析的坚守和热爱（以及用了三年的易拉宝）。比较历史分析未来的发展可能面临许多挑战，但是我们必将迎难而上。

撰文：何家丞  审校：陆屹洲  编辑：康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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