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救还是不救？大唐王朝选择了不救，注定了长安被攻破的命运
乾符五年，十二月，从中原突围的黄巢攻陷了福州，福建观察使韦岫弃城而走。
乾符六年，正月，新上任的镇海军节度使（浙西观察使）晚唐名将高骈给大唐王朝送了一个大大的开门红。
高骈派遣麾下头号将领张璘与三号将领梁缵兵分两路，从浙西进入福建攻打黄巢，黄巢压根没有想到高骈的速度能如此之快，数次交锋，全被败北。
虽然黄巢之前，也多次被唐军打败，但黄巢擅长流寇战术，一败即走，确保战斗有生力量的延续，可以做到败而不乱。但这次与以往不同，张璘、梁缵乃高骈手下骁将，作战经验丰富，分兵两道交替进攻，将黄巢的流寇战术完美压制，这是黄巢自起兵以来第一次连续兵败，军心直接涣散。
“草贼二十四将”中的秦彦、毕师铎、李罕之、许勍、四员大将直接投降，还有其他将校数十人也随之降唐。
秦彦：徐州人，早年从军，后聚集亡命之徒数百人，袭杀下邳令，盗取军资后投奔黄巢。黄巢在福建大败后，投降高骈。后为高骈军中得力干将；
毕师铎：曹州人，贩卖私盐的票帅，黄巢的同乡兼同行。黄巢在福建大败后，投降高骈。后为高骈军中得力干将；
李罕之：陈州项城人，早年学文不成出家，出家乞食受挫后，依附黄巢，落草为寇。黄巢在福建大败后，投降高骈。后被高骈举荐为光州刺史，先后依附诸葛爽、李克用、朱温，成为一方节度使，为人残暴不仁，绰号李摩云，五代初期知名军阀；
许勍：濮州人，王仙芝的同乡，王仙芝死后依附黄巢。黄巢在福建大败后，投降高骈。后无记载。
此前“草贼二十四将”中的：
尚君长，濮州人，草贼三把手，仅次于王仙芝与黄巢，被王仙芝派去与杨复光谈判招安一事，结果中途被“前草贼招讨使”宋威捕杀；
蔡温球，濮州人，王仙芝的同乡。被派去与尚君长一起与唐廷谈判，后无记载，推测被杀；
楚彦威，濮州人，王仙芝的同乡。被派去与尚君长一起与唐廷谈判，后无记载，推测被杀；
李重霸：濮州人，贩卖私盐的票帅，王仙芝的同乡兼同行。起兵反唐后无记载，推测阵亡；
柳彦璋，濮州人，贩卖私盐的票帅，王仙芝的同乡兼同行，草贼江西分部主将，被江西刺史刘秉仁刺杀；
王重隐，濮州人，贩卖私盐的票帅，王仙芝的同乡兼同行。接任柳彦璋，接着劫掠江西，死于乱军之中；
徐唐莒，濮州人，贩卖私盐的票帅，王仙芝的同乡兼同行。接任王重隐，接着劫掠江西，被权宦杨复光所杀；
曹师雄，濮州人，贩卖私盐的票帅，王仙芝的同乡兼同行。攻打湖州，被前镇海军节度使裴璩所杀；
刘汉宏，兖州人，任小吏，反唐跟随王仙芝起义，后在王仙芝死后，降唐。
综上所述，投降五人，阵亡五人，失踪三人，如今“草贼二十四将”中只剩下十一人，其中黄巢亲戚占八人，他们分别是黄存（黄巢五哥）、黄邺（黄巢七弟）、黄揆（黄巢八弟）、黄钦（黄巢九弟）、黄秉（黄巢十弟）、黄万通（黄巢的侄子）、黄思厚（黄巢的侄子）和林言（黄巢小妹的儿子，最受宠）。另有外姓将领三人，濮州人柴存、濮州人常宏与汴州人王重霸。
长途跋涉四个月后才进入福建地界，本想喘息一段时间的黄巢，（详情请看羚羊往期文章黄巢在战场上的这一神操作：将大唐王朝彻底拉进深渊）此战过后，军中战将与起兵之初相比已经减损过半，黄巢胆战心惊，无奈只有被迫放弃福建，率领残兵败将一路南下，到达广州地区。
“镇海节度使高骈遣其将张璘、梁缵分道击黄巢，屡破之，降其将秦彦、毕师鐸、李罕之、许勍等数十人，巢遂趣广南。”
黄巢逃到广州后，高骈立马上奏朝廷，请求出击广州讨贼，并制定出完整作战方略，兵分五路。
第一路，殿后大军。高骈奏请朝廷封权舒州刺史郎幼复，为镇海军节度留后，统率镇海军剩余部队镇守浙西。
第二路，阻击大军。高骈会命屡败黄巢的麾下头号将领张璘，率五千兵马守郴州（今湖南郴州），阻击黄巢北上去路。
第三路，围追大军。高骈会命麾下二号将领王重任率八千兵马，先攻潮州（今广东潮州），再攻循州（今广东惠州），从东路围追黄巢。
第四路，主力大军。高骈会亲率一万大军，过大庾岭，经韶州（今广东韶关）地界，南下直接进攻广州，黄巢听闻，必会逃窜。
第五路，堵截大军。高骈奏请前宰相兼荆南节度使王铎率领所部三万驻守梧州（今广西梧州）、昭州（今广西桂林平乐）、桂州（今广西桂林）、永州（今湖南永州），堵截黄巢去路。
高骈不愧是晚唐名将，这作战方略（如上图所示）可以说就是一次天衣无缝的“围剿行动”，依据高骈部队之前与黄巢部队交手的战绩与其所表现出的战力来看，如果这次作战行动落实，黄巢从广州逃出生天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但现实，唐廷却把高骈的奏请给否了。
史载：“镇海节度使高骈奏：‘请以权舒州刺史郎幼复充留后，守浙西，遣都知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兵马留后王重任将兵八千于循、潮二州邀遮，臣将万人自大庾岭趣广州，击黄。巢闻臣往，必当遁逃，乞敕王鐸以所部兵三万于梧、昭、桂、永四州守险。’诏不许。”
在这之后，获得喘息之机的黄巢，从桂州，赶上暴雨天气，河水暴涨，乘坐竹筏顺着湘江而走，经永州，进入湖南地界（这条突围路线，与高骈料想的一模一样），然后一路冲杀无阻至襄阳，然后转攻鄂州、饶州、信州、池州、宣州、歙州、杭州等十五州，死灰复燃，聚拢贼兵二十万，剑指中原，先破洛阳，最终攻下长安，大唐王朝的国都就此沦陷。
看到这里，估计大家会忍不住来个猜想：假使唐廷当时同意了高骈的作战方案，将黄巢剿灭在广州，是不是就不会有日后长安被攻破的事情发生？
那么问题来了，唐廷当时为什么没有同意呢？
羚羊觉得主要有三点原因，刚好涉及到三个方面，我们细细说来。
政治方面，朝中宰相掣肘
在长安的政事堂中，此前举荐高骈的宰相卢携已经在去年被罢相。高骈与新上任的三位宰相，在之前没有过多的交集，很难取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而高骈现在没有。
而且在职的三位宰相中，豆卢瑑、崔沆两位素不知兵。尤其是兼职兵部尚书的豆卢瑑，给予高骈极大的掣肘。
况且黄巢在广州逗留的期间，并不是毫无作为。高骈再向朝廷上奏的同时，黄巢也在向朝廷上奏。只不过两个人奏请的内容则是完全相反的，高骈奏请的是剿贼，而黄巢奏请的是招安。高骈本来给唐廷出的是判断题，而黄巢的奏请将这道判断题变成了选择题。
剿贼or招安？
这是黄巢第二次使用招安的缓兵之策，轻车熟路。但却是政事堂新履职的宰相们第一次应对黄巢的招安，略显生疏。
黄巢通过浙东观察使崔璆与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请他们代自己上奏朝廷，奏请唐廷封赏自己为天平节度使（治所在郓州，下辖濮州、曹州）。黄巢是曹州人，黄巢想回自己的老家任职，但是朝廷很干脆的否决了。
天平军是中原军事重镇，怎么可能拿来用做招安贼首的条件呢？
就在政事堂的宰相们打算考虑是否该选择剿贼的时候，黄巢的第二封奏表来到了，这回黄巢要求的是广州节度使。
这使得政事堂的宰相们陷入了两难之中。
黄巢是贩卖私盐的票帅出身，非常擅长营销策略，黄巢这次使用的策略，用现代营销心理学理论解释为“锚点效应”。
通常来讲，就是人们在作决策时，思维往往会被得到的第一信息所左右，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把你的思维固定在某处。
知道了这个“锚点效应”就可以用来左右人们的决策，比如今天我们很多商家都在定价方面运用了“锚点效应”，比如：
肯德基。对于双层鸡腿堡的定价是19元，香辣鸡翅（一对）11.5元，一杯中可9.5元，但是双层鸡腿堡套餐（这三样的组合）定价却是36元，比单买这三样的总价格40元便宜了4元。所以人们一般都会选择直接购买套餐，因为单品价格就是“锚点”，以此判定，购买套餐更划算一些。殊不知，这恰恰正是肯德基所希望的。
租房子。一个装修不咋样的房子月租1100元，而一个中等装修的房子只要1200元。所以人们一般都会选择中等装修的房子，因为装修不咋样的房子就是“锚点”，以此判定，租中等装修的房子更划算一些。殊不知，这恰恰正是房东所希望的。
黄巢的招安也是如此，黄巢先奏请要求封赏中原军事重镇天平节度使，这就是“锚点”，然后奏请要求封赏地处偏远的广州节度使，这一对比，政事堂的宰相们觉得封赏广州节度使更划算一些。殊不知，这恰恰正是黄巢所希望的。
但招安是大事，不是简单的消费，政事堂的宰相们不是冲动的消费者，经过深思熟虑后，黄巢的奏请再度被否决。宰相们最终商议出，给黄巢招安的官职为率府率（东宫卫率府长官，正四品上）。
但在他们深思熟虑的这段时间里，黄巢的部队已经获得了充足的修整时间，同时招安方案的最终确立，就意味着高骈的作战方案被否决。
经济方面，大唐财政掣肘
任何王朝想要平定大规模叛乱，王朝中枢都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但此时的大唐王朝，不具备这一点。
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财政制度原因。
中唐之后，藩镇林立，大唐王朝的财政赋税制度改为实行两税法。根据《唐会要》记载，两税法使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开，中央有权支配的实际上只有一定数额的上供，留州、留藩镇的部分则完全由地方去支配。
一方面这是唐廷与藩镇的妥协共存，另一方面也确保了唐廷还有一定数额的供给来源，是适应时代的制度改革。但是在这样的制度下，唐廷的财政是完全缺乏弹性的，一旦遇到赈灾救济或者筹措军饷等紧急情况时，唐廷便捉襟见肘了。
第二个历史遗留原因。
中唐之后，河朔藩镇，割据地方不上供；中原藩镇，防遏河朔少上供；边疆藩镇，戍边布防少上供；只有东南藩镇，上供最多。因此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评价说“唐立国于西北而置根本于东南”。
对于离长安悬远的东南藩镇赋税的过分依赖，使唐廷的财政周转缺乏灵活性，漕运稍阻，便会陷入全国恐慌。因此中唐之后，各任唐帝用兵，常有“国力所不支”、“府藏空竭，势不能支”、“馈运不给”等情况的记载，“财竭力尽”是大唐王朝的腹患与积弊，百年难改，所以藩镇林立而难灭。
高骈的作战方案确实完美，但是背后调动的兵力却是大手笔，总计53000人，“财竭力尽”的唐廷是难以负担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
对比此前朝廷用来平定黄巢之乱的队伍多由中原藩镇本镇出兵，也多在各藩镇各自辖区内，军费支出可由各藩镇负责大部分，唐廷负担较小。而且也没有跨辖区大规模调兵遣将的军事行动，如按照高骈的作战方略，大量的镇海军将由浙西调往广东和湖南，唐廷负担会非常重，基于此考虑，高骈的作战方案被否决也在情理之中。
军事方面，中原藩镇掣肘
高骈作战方案被否决，还有一个最现实最客观的原因就是，黄巢反唐期间，当时大唐王朝先后有九处藩镇发生了军乱，尤其是河东军连续发生四起军乱。高骈想要毕其功于一役剿灭黄巢，但所他规划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一旦实施，势必会给这些犯上作乱的人创造机会。
《资治通鉴》记载：
“乾符四年（877）三月，陕州军乱，逐观察使崔碣；贬碣杯州司马。”
“六月，忠武都将李可封戍边还，至邠州，迫胁主帅，索旧欠粮盐，留止四月，阖境震惊。秋，七月，还至许州，节度命名崔安潜悉按诛之。”
“八月，盐州军乱，逐刺史王承颜，诏高品牛从珪往慰谕之，贬承颜象州司户。承颜及崔碣素有政声，以严肃为骄卒所逐，朝廷与贪暴致乱者同贬，时人惜之。从珪自盐州还，军中请以大将王宗诚为刺史。诏宗诚诣阙，将士皆释罪，仍如优给。”
“十月，河中军乱，逐节度使刘侔，纵兵焚掠。以京兆尹窦璟为河中宣慰制置使。”
“乾符五年（878）正月，会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兼水陆发运使，代北荐饥，漕运不继。文楚颇减军士衣米，又用法稍峻，军士怨怒。（李）尽忠遣（康）君立潜诣蔚州说（李）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于是（李）尽忠夜帅牙兵攻牙城，执（段）文楚及判官柳汉璋等系狱，自知军州事，遣召（李）克用。（李）克用帅其众趣云州，行收兵。”
“二月，癸酉，（李）尽忠械文楚等五人送斗鸡台下，（李）克用令军士玼食之，以骑践其骸。”
“三月，湖南军乱，都将高杰逐观察使崔瑾。”
“五月，李国昌欲父子并据两镇，得大同制书，毁之，杀监军，不受代，与李克用合兵陷遮虏军，进击宁武及岢岚军。”
“七月，（河东节度使）曹翔至晋阳。己亥，捕土团杀邓虔者十三人，杀之。义武兵至晋阳，不解甲，欢噪求优赏，翔斩其十将一人，乃定。发义成、忠武、昭义、河阳兵会于晋阳，以御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岚军，陷其罗城，败官军于洪谷，晋阳闭门城守。
“九月，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义兵大掠晋阳，坊市民自共击之，杀千馀人，乃溃。”
“十月，诏昭义节度使李钧、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与吐谷浑酋长赫连鐸、白义诚、沙陀酋长安庆、萨葛酋长米海万，合兵讨李国昌父子于蔚州。十一月，甲午，岢岚军翻城应沙陀。丁未，以河东宣慰使崔季康为河东节度、代北行营招讨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崔季康及昭义节度使李钧与李克用战于洪谷，两镇兵败，钧战死。昭义兵还至代州，士卒剽掠，代州民杀之殆尽，馀众自鸦鸣谷走归上党。”
“乾符六年（879）正月，辛未，河东军至静乐，士卒作乱，杀孔目官石裕等。壬申，崔季康逃归晋阳。甲戌，都头张锴、郭昢帅行营兵攻东阳门，入府，杀季康。辛巳，以陕虢观察使高浔为昭义节度使；以邠宁节度使李侃为河东节度使。”
“三月，天平军节度使张裼薨，牙将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晸讨诛之。”
“五月，辛卯，敕赐河东军士银。牙将贺公雅所部士卒作乱，焚掠三城，执孔目官王敬送马步司。节度使李侃与监军自由慰谕，为之斩敬于牙门，乃定。”
上述就是在黄巢逃窜到广州这之前，大唐王朝发生的军乱，我们可以统计一下，有哪些地方：
陕州军乱（治所今河南三门峡）
忠武军乱（治所今河南许昌）
盐州军乱（治所今陕西榆林定边）
河中军乱（治所今山西运城永济）
大同军乱（治所今山西大同）
湖南军乱（治所今湖南长沙）
天平军乱（治所今山东泰安东平）
河东军乱（治所今山西太原）
昭义军乱（治所今山西长治）
这九处藩镇军乱，大部分离长安都非常近，而黄巢远在广州，基于对这一客观事实的认知，高骈舍近而求远的平叛作战方案被政事堂的宰相们否决，并不出人意料。
综上所述
羚羊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分析了唐廷为什么没有同意高骈作战方案的原因，其实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看似是政事堂宰相们偶然性的选择，其实这背后有着必然性的原由。
正确认识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够更加全面的看待历史的进程，避免陷入单一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强调时势）或者单一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强调人为）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