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亲子悦读馆的那条山阴路的前世今生（三）

东照里

大陆新村的对面是山阴路133弄，过去的东照里，又称日照里。这里的12号曾是瞿秋白的故居，但是与十步之遥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瞿秋白故居既破败又少人知晓。尽管这里在1984年5月就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不知道是因为里面依然住着居民，还是瞿秋白头上的那片历史功过的乌云尚未散去，门口那块仅一尺见方的金属铭牌，实在简陋得令人惊讶。虽然弄堂口也悬挂了一块约一米长一尺宽的木牌，上面刻着“瞿秋白故居”几个大字，但白底黑字的木牌早已污渍斑斑，走近了细看才发现污渍下的那五个字迹原来是墨绿色的。木牌的上方和左方各有一块某某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右面则是街道设置的金属框玻璃面的宣传栏。在充满现代感的金属和玻璃的簇拥中，“瞿秋白故居”的木牌显得格外寒碜寒酸和寒心。

1932年2月，瞿秋白避难来到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的鲁迅家中。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解除了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后，一介布衣的他，将大部分时间投入了学习和写作中。

1933年3月，鲁迅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租到了今东照里12号的亭子间，让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住了进去。亭子间在二楼，约20平方米。据说房东是位广东籍中年寡妇，泼辣而好事。房客则多为日本商人或浪人。这些人经常到瞿家来串门，问这问那。这既妨碍秋白工作，又影响安全。为了闭门谢客，瞿秋白只好躺在床上看书，杨之华则在房门口的煤球炉子上为丈夫熬药。浓郁的中药味在整所房子里弥漫，令人倒足胃口。如此一来，房东和房客们只得退避三舍不再骚扰。
　　
瞿秋白搬入新居后一个月，鲁迅也从北四川路上的拉摹斯公寓迁居到大陆新村9号，两家近在咫尺，彼此的往来更为密切。杨之华回忆说：“那时候，鲁迅几乎每天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格，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

在东照里居住的时期，瞿秋白也曾以“鲁迅”的笔名为《申报》写了许多杂文。为了便于保存，鲁迅把这些杂文编人了自己的集子里，并书写了一副对联赠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的友情对自叹“没有一个朋友”的瞿秋白来说，不啻寒冬中一抹温暖的阳光。

千爱里

山阴路靠近四川北路的那头，有一条很有名的里弄叫千爱里（今山阴路2弄），最初系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的产业，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据说取“千爱”之名，是因为日文中的“千爱”两字的含义与汉语相近，有“爱之千家”之意。当时在此居住的均为日侨，寓居在3号的就是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先生。

内山完造在28岁那年（1913年）受日本基督教会办的大阪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的派遣，来到中国当推销员。1916年内山完造回日本结婚，随后偕夫人美喜子重返上海。他俩先在虹口北四川路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18弄）租屋寓居，为了贴补家用，在住所楼下开了一家小书店，取名“内山书店”，出售一些宗教、医药和左翼的文学作品。随着书店的生意日益红火，内山也逐渐闻名。1929年书店迁到施高塔路11号（即现在的四川北路2048号工商银行）。从此，内山辞掉了推销员的工作，专心致志经营书店业务和从事写作。此时，他的寓所也从由魏盛里迁到了千爱里。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日本侨民开始陆续来上海定居。二十世纪初，日本人大批来到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吴淞路一带已发展成日本人的居住区。三十年代的上海，日本人的数量已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侨民。日本人在虹口一带除建造住宅区外，还设立神社、寺庙，建立海军陆战队指挥部等。虹口北四川路千爱里一带花园里弄住宅就是一例。

千爱里3号即内山完造书店的后门，内山书店实际上也就是如今所说的“前店后家”的格局。那是一幢坐北朝南的新式里弄花园洋房，砖木结构的假三层。在这幢小巧精致的的寓所里，内山先生全家一直寓居到抗战结束。

内山完造在这里与诸多中国左翼作家结下友情，他多次掩护鲁迅于危难之中；1928年2月，他帮助受通缉的郭沫若去日本；1930年4月，陶行知遭通缉时在内山书店避居；鲁迅夫人许广平被捕，经他担保获释；开明书店经理章血琛、总编夏丐尊被捕，也经他营救获释。为此，他多次受到日本军特机关查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书籍大多被查禁，由于内山书店受治外法权庇护，因此成了左翼书籍的发行处。鲁迅著作及左翼作品在这里出售。内山完造曾三次协助鲁迅举行木刻展及开办木刻讲习班。1925年11月，内山完造先生第一本随笔集《活生生的中国》出版，鲁迅先生为其作序，内山称其为“天下最好的馈赠”。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他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并被聘为《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1938至1944年，内山又撰写了《上海漫画》、《上海夜话》、《上海风行》、《上海霖语》等书。1947年12月8日，当局将他遣返回国。

1949年后，内山完造被选为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三次代表友协访华。1959年9月内山完造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十周年庆典来华，20日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去世，与前妻美喜子同葬于上海万国公墓。现在的千爱里3号和山阴路口工商银行的大门边还分别挂着“内山完造故居”和“内山书店原址”的铭牌。

千爱里还居住过一位曾叱咤风云的女性张琼，不过大多数人包括我对之都闻所未闻。张琼（1902－1981）原名朱舜华，湖南汝城人。191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19年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帮助下，加入新民学会。1922年，由杨开慧、刘少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二三十年代从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张琼1956年获得上海市初等学校优秀教师称号，1958年参加全国勤工俭学代表大会，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接见。

花园里

山阴路145弄，原名花园里，是一排灰色拉毛墙的三层建筑。这里的2号曾居住过另一位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实。尾崎秀实1901年生于台湾，其父的汉学功力颇深，因此尾崎的中文也很了得。尾崎大学毕业后成为东京《朝日新闻》社记者，1928年至1932年任该报驻上海特派员。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与鲁迅时有晤面，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尾崎曾在1931年将日本左翼记者山上正义翻译的日文版鲁迅《阿Q正传》赠予鲁迅，1934年尾崎最后一次赠予鲁迅的书籍是自己翻译的史沫特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

据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鲁迅对尾崎印象甚佳，说他“不但知识面广，而且为人诚实可靠”。尾崎还与夏衍、冯乃超、田汉、成仿吾等往来密切，并参加他们组织的左翼文化活动。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左联”时，把他同当时也在上海的山上正义和美国左翼记者史沫特莱并提，说他们是“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的三位外国同志”，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左翼人士的核心人物”。尾崎同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并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1941年因“左尔格事件”被捕，1944年被日本政府以“红色间谍”罪判除死刑。

尾崎秀实著有《现代中国论》《中国社会经济论》《暴风雨中的中国》等。他在狱中写给妻女的书简集《流星般的爱情》成为战后畅销书。尾崎秀实的生平后由其弟、小其27岁的同父异母兄弟尾崎秀树整理成文发表。尾崎秀树也出生于台湾，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前日本笔会会长，对鲁迅极其推崇，于1999年逝世。

花园里6号，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故居。他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入党，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不过上海人知道曾联松，大概也是最近几年的事。作为近邻的我，也是在他逝世后才得知他的故居。

恒丰里

从四川北路进入山阴路，右手边的前半部分是一大片由四达里、恒丰里和恒盛里三条弄堂组成的建筑群。这三条里弄的建筑式样大抵相仿，基本都是清水红砖的三层楼房，总共包括三百多幢房子；弄堂之间的小巷似纵横阡陌，四通八达，外来人走进去仿佛到了迷宫，所以居住在附近几十年的我，除了四达里外，一直搞不清恒丰里和恒盛里的具体区分。最近，我到这几条弄堂里走了几圈，终于弄清恒盛里的门牌号现在是属于宝安路160弄，而且四达里和恒丰里的大部分属于石库门，恒盛里则属于新式里弄，有矮墙围住的小花园，门楣和窗框的石头装饰很漂亮，后门有圆狐形门廊，三楼朝南有半圆形铸铁阳台。

在上海，统称为石库门的建筑其实也有等级之分，象恒丰里和四达里就属于石库门类别里的佼佼者。不仅外立面美观，山墙山花讲究，内部设施也比较完备，有当时颇为先进的抽水马桶。

恒丰里建于1925年，共有93幢房子，分属69弄和85弄两条弄堂。85弄是西班牙式双坡屋顶的花园里弄，69弄则是石库门建筑。

69弄90号过去是恒丰里104号，是座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三层住宅。1926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就设在此地。是年2月在册的党校学员中，李硕勋（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生父）、沈雁冰和杨之华等28人赫然在列。在为期八个月的时间里，学员们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史》等十门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是党校的校长。他在1926年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时，将机关设在了恒丰里83、84号（今 69、70号）。

1927年，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罗亦农在中共五大时当选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1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21日在上海龙华被枪决，时年仅26岁。

1927年，恒丰里69号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联络点。“四.一二”政变后，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在此设立办公机关。当时底层作会客室，二楼作会议室，三楼则为地下交通员住处。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撤消江浙区委，分别成立两省省委后，此地成为江苏省委机关。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此召开会议，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原中共上海区委书记陈延年任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王若飞任宣传部长。会议进行到一半，忽然来人急报，有一联络点被捕的交通员知道恒丰里的这个秘密机关，于是王若飞当即结束会议，大家迅速撤离会场。

本来陈延年已安全撤离，但他下午三点又与组织部长郭伯和等人回来探视，见并未出事，便上楼继续研究工作。但不到半小时，警车呼啸而来，国民党军警根据指供，包围了这幢楼房进行搜捕。陈延年等人拿起桌椅板凳当武器反抗，最终寡不敌众，除两人从屋顶逃脱外，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韩步先等四人被捕。
　　
陈延年自知危在旦夕，仍自称是茶房，叫陈友生。国民党军警尽管心存疑虑，但见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很像干粗活的人，于是在审讯记录上留下了 “陈友生，被雇佣的烧饭司务”的文字。面对酷刑，陈延年与郭伯和、黄竟西坚持不供。韩步先不支，当堂指证了陈延年，使他的身份暴露。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在龙华枫林桥被杀。

陈延年被人称为“小列宁”。7月4日深夜，据说被乱刀砍死。时年仅29岁。时隔一年，陈独秀次子、陈延年的大弟、时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也被在枫林桥枪决，时年26岁。

1985年1月，恒丰里90号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原来挂在弄口的木牌现在已不见了踪影，90号门口一边悬挂着一块小小的上书“1927年江苏省委旧址”的白色铭牌，旁边还有一块班驳的小木牌，上面“虹口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七号基地”的红字已模糊难辨。据2001年6月《申江服务导报》上一篇文章报道，90号的大门里有块刻着“陈延年在沪革命活动地”的石碑，但此处是民居，我去了几次，不论前门还是后门总是紧闭着。

恒盛里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上世纪三十年代于曾居住在山阴路恒盛里12号。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恒盛里还曾居住过三位文学家－－方光焘、胡愈之和章克标。章克标在《难忘1.28》一文里有这样的回忆：“就在那时（指 1932年，作者注）我住在虹口区的北四川路底施高脱那里（现山阴路），战争发生就逃难出来，那里是日军登陆进攻闸北的要道。我同方光焘、胡愈之三人共同租住在那里的四达里，即东面的另一个里弄，名字已忘记的，建筑较四达里为好的三层楼名叫花园洋房，是胡先生去找到房子而租下来的，似是英国商业广告公司的产业，房租每月90元。四达里是个很大的里巷，有一二百号房子，石库门式的，但也是三层楼，有好多条支弄可走。我们进出就是要经过四达里的支弄才走上施高脱路，再到北四川路搭车外出。我们这些洋房，其实一共才一排朝南的十来号，而且只有这一排，名叫花园洋房，其实只有大门前一块小小草地罢了，并不成其为花园的，草地上面就二楼、三楼的阳台。说起来也不过是石库门的大天井那样罢了。房子的建筑是比较好些，房间也宽大，而且有浴室及卫生设备，前楼后楼分开，当中隔条走廊弄，后楼小些，不过是北向罢了。三楼上面还有一间屋顶搁楼，也可以住人，或安放物体。所以住三户人家，也并不挤拥。”

根据章克标的描述，他们居住的应该就是恒盛里，因为恒丰里和四达里都是石库门，唯有恒盛里才是花园里弄。

三人中的方光焘（1898－1964）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翻译家。曾先后留学日本和法国，在留学时期参加了“创造社”，1931年加入“左联”。他介绍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建立汉语语法体系以及普通语言学理论。1949年后曾任江苏省文联主席、文化局局长。

胡愈之（1896－1986）是我国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活动家，亦为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练习生，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著译文章。1920年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1933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编译出版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 1949年后曾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文化部副部长等要职。

居住在恒盛里的这三位文人中，胡愈之的大名耳熟能详，学中文的人对方光焘也略有所闻，但章克标的名字恐怕是近十年才“崭露头角”，知道其人也并非因了他的文章，却是他在1999年1月以百岁超级高龄在上海《申江服务导报》上征婚而声名远扬。之后他的征婚成为媒体竟相报道的热点，甚至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也都赶来采访。在媒体的热炒中，章老如愿征得了新娘——一位小他43岁的东北籍刘姓女士。时年57岁的刘女士成了章的第三任妻子。章觉得刘“灵清聪慧”，遂以谐音将其改名为“林青”。

实际上章克标的名气并不逊色于其他两位大家。出生于1900年的他早年曾当过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老师，20岁时考入官费赴日留学。后来又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当过一段时间教师后，章克标决定向文坛发展。1926年他在上海与胡愈之、丰子恺、叶圣陶等人共同轮值主编《一般》月刊，同时与滕固、方光焘等人创办我国新文学早期著名社团之一的狮吼社。1928年章克标又进入开明书店，主编当时影响广泛的开明数学教科书以及《开明文学词典》。一年以后，他又参与创办时代图书公司，这个公司后来成为三十年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章克标出任时代图书公司的总经理，并主编《十日谈》旬刊。后来他成为《申报》“自由谈”专栏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跻身三十年代中国杂文高手之列。章还与林语堂、邵洵美等人一起创办了《论语》杂志。

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使他这个青年时期就声名显赫的作家，却在105岁堪称人瑞时才得以老朽之身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家中的“新秀”。章克标已于2007年仙逝，享年108岁。历经坎坷的他却能假以天年，不能不佩服他宽广的胸襟。记者采访他高寿的秘诀，答曰：一是每日三餐喝粥，二是每日多走路。（待续）

文：越越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