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的反思

启功的反思

智效民

启功不仅是书画家，还是教育家。只因为人们对前者追捧过度，才对后者比较陌生。有人用“盛世收藏”来解释这样的追捧，我却不以为然。最近有不少人揭露收藏界的黑幕，就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证明。这种现象除了政治原因之外，教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4年，北师大出版了《启功口述历史》，其中不仅有启功的人生经历，更有对教育的认真反思。遗憾的是，第二年启功先生与世长辞，他的反思也成绝唱，以至于很少有人关注。如今的教育虽然有更大的演变，但是看看当年启功反思的内容，也许有助于追根溯源，寻找治本之策。

启功的学生时代是在北京汇文学校度过的。这所教会学校不但没有清规戒律，反而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他说：“回想中小学生活，虽然平淡无奇，但这种开放式的、全方位的现代教育还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种教育为孩子身心的自然发展提供了远比旧式教育广阔得多的空间。”

他还说：“活泼、好动、调皮、淘气是孩子的本性，而这种本性在私塾教育中往往被扼杀了，但在新式学校里，大家地位平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沆瀣一气、成群结伙，又有充分的空间去发挥，这些本性就可以得到释放。”为此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次同学们嬉戏打闹，与校长撞了个满怀，校长不仅不生气，还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加入他们的游戏。这样的经历为他日后反思教育，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值得一提的是，启功虽然没上过大学，却大部分时间在大学教书，这与他早年经傅增湘推介，受业于陈垣有关。参加工作后，他先是受聘于辅仁中学担任国文教员，随后又进入辅仁大学，由助教起步、经讲师晋升为副教授。1949年政权更迭以后，辅仁大学因属于教会学校被取缔，他只好在代之而来的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从此，中国教育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时代以后，启功对高等教育的问题看得很清楚也很深刻。他说：早在1952年院系调整的时候，大学的路子就走偏了。当时的建国方略是“向苏联学习，各行各业都要学，惟苏联马首是瞻，苏联怎么走，我们也怎么走；苏联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在这种政策的指导下，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按照苏联模式来制定教学大纲，还要成立什么教研室。他指出：“按教研室建构必然带来一个相应的特点，即把某一课程切割成若干段。就拿我所在的古代文学教研室来说，就要把一部中国文学史分成先秦段、两汉段、魏晋南北朝段、隋唐段、两宋段、金元段、明清段等等。各段相对独立讲，讲唐诗的不能讲宋诗，讲宋词的不能讲清词，……否则就是违背了大纲的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于是大家都在被繁琐切割的部分中，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地按大纲规定的内容去讲，即使对某些部分有很好的研究和理解也不敢多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被他自己制定的条条框框局限住了。大纲成了一架按图纸组装的机器，而每个人只能是它上面的一个孤立的零件，各自只管拧紧自己的螺丝就行了。”这些话对于反思当代教育体制，具有深刻的启迪功效。

启功先生的兴趣很杂，他表示：“严格地说，我哪个学科都不属，更不用说属于哪个学科的哪一段了。”所以在院系调整以后，他觉得“在这种体制下我是有力使不出来”了，便只好在中文系的古代文学教研室当了一名配角。

在经历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人生苦难以后，启功先生终于大彻大悟。所以他1977年在《自撰墓志铭》中，对自己有这样的描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生平，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这种风趣幽默的智慧，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cctv推出的”东方时空“中有一档“东方之子”的访谈节目。当记者把启功列为大书法家登门采访时，启功却说自己不是一个书法家，而是一个教师，书法只是业余爱好而已。

由此可见，启功对教育的反思，是他留给社会的一份重要的遗产。令人痛心的是，类似的反思和公开的批评还有很多，但是都像唐吉诃德一样无功而返。看来在无比强大的风车面前，启功先生的还是人微言轻得很，尽管他去世之前已经是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馆馆长了。因为那都是些虚头八脑的职务，不可能起到实质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