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会纪要 | 白雅特城建筑的新读
蔡为哲从四个部分探讨广州湾时期的总公使官邸与总公使署：第一部分，介绍“白雅特城”城市的产生与发展；第二部分，探讨白雅特城两座建筑的历史变迁：从法军指挥部到法国总公使官邸以及从白雅特城旅馆到法国总公使署；第三部分，提出外廊样式到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演变是广州湾时期近代建筑发展的一条脉络；第四部分，从广州湾时期建筑的原材料切入，介绍黑石与安南瓦在雷州半岛的使用。
主讲人蔡为哲在广州湾历史研究资讯青年分享会
李宜珍摄
海头炮台上的白雅特城
嘉庆十六年的《雷州府志》和咸丰年间的《雷州营汛舆图》等图文史料记载海头炮台与隔岸对峙的麻斜炮台的地理位置和防兵人数。其中，海头炮台规模为当时雷州府三县海岸的最大炮台，且是是唯一配有官房的炮台，在清代广东海防战略中具有显著地位。1898年4月22日，法国远东舰队悍然登陆海头，占领海头炮台，同年7月，法当局为表彰法军以少胜多镇压广州湾民众的“英勇”行为，将海头炮台命名为“白雅特要塞”（Fort Bayard，一般称为西营）。
1899年12月9日法国《世界报》刊登的一幅插图中，法国国旗高高飘扬于海头汛房顶上， 同年法国海军绘制的另一张地图则详细标识插旗位置为东经108°03’27’ ’8，北纬21°11’41’’，说明法军线异常重视所在的海岸线区域，并计划就地开展一系列的军事建设工作。蔡为哲指出，直至1931年法当局仍强调，当年海头炮台的位置处于现今法国总公使官邸旧址中正立面屋顶处插旗的位置，可见其对海头炮台原址的关注，将当年的征服和重建视为殖民统治的物化象征。
1899年12月9日，刊登在法国《世界报》（Le Monde Illustre）上的海头炮台和升起的法国国旗，参见陈灵《被时间遗忘的广州湾历史影像》
法国行政当局先在原属于高州府吴川县麻斜港（通称东营）设立首府，而驻军则于距离海头汛一带建设兵营。1901 年的麻斜城市规划图显示，海角地形的东营共有近 100 处房屋，包括官邸、公共工程部门、步兵等。1911 年，法国将广州湾的最高行政机构公使署迁往海湾西岸的西营，此后西营成为了广州湾法当局的行政首府。
有趣的是，印度支那年鉴上的地名用词变化可窥探 “白雅特城”在广州湾的“上位史”：1902至1910年西营被称为军事聚集区（L’agglomération militaire de Fort-Bayard），直至1911年称为白雅特城（Ville de Fort-Bayard）；而麻斜在1902年至1904年期间称为“广州湾市”（Quang Tchéou），1905年始称“麻斜市”，并在1911年降级为为广州湾第二区行政中心（deuxième circonscription）。首府迁移前后，通过比对从1902年白雅特军事区、1928年白雅特城平面图与如今湛江市霞山区地图，我们可推测白雅特城的四至区域较广州湾城市规划初期未发生大变动，范围大致为文明东路-海滨大道南-东堤路-洪屋路-人民大道南。
1928年至2020年“白雅特城”城市平面图
法国总公使官邸和法国总公使署的历史变迁
1908年的《殖民地画报》中刊登了一张“总司令的住所”（maisons du colonel）的照片，建筑东向朝海，正面屋顶突出弧形山花作重点装饰，且在山墙基座延伸阶梯，相较广州湾时期明信片上的其他兵营照片，颇为美观精致。而1903年的一篇游记描述， 从码头登陆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军事建筑便是“总司令住所”，这与1905年法华学校教师方同三（Fang-Tong-San的音译）所摄的一张西营码头影像相对应：照片右侧可见，一座圆弧形山花的两层建筑悬浮于一层的砖瓦房之上，样式与《殖民地画报》上的“总司令住所”吻合。结合地图上的建筑总平面图细节，蔡为哲判断这座“总司令住所”，即早期的“法军指挥部”，就是建设在海头炮台原址上。据了解，“法军指挥部旧址”之名是三四十年前湛江市老一辈文博工作者所定，当年他们缺乏法文资料，因而出现误解，也是情有可原。不过此地曾是法军司令官邸旧址，国民党时期也曾被用作军部，我们需要将相关情况写入相关建筑史中。
法军指挥部（总司令住所）
原载于1908年《殖民地画报》
建在“法军指挥部旧址”上的“法国总公使官邸”
原载于1931年博南格上尉的《法国在广州湾》
法国总公使官邸旧址改建而来的霞山公安分局
图片来源于网络
1905年西营码头，麻斜摄影师Fang-Tong-San摄
随广州湾首府迁移至白雅特城，昔日“总司令住所”顺理成章活化为“总公使官邸”。1915年前后，该建筑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导致较大安全隐患，不宜久用。1920年法当局颁布法令拆除旧建筑，在原址基础上新建一座总公使官邸，并在1921年6月初落成。
法国总公使官邸作为居住功能存在，而具有独立的行政办公职能的法国总公使署何时出现呢？麻斜首府时期，以总公使官邸作为广州湾殖民政府的代表面貌。而迁都至白雅特城后，1911年发行的明信片中首次出现名为“政府办公楼”（bureaux de l’administration）的建筑，外部装饰精致，仅有单层，“L型”体量亦缺乏中轴对称的威严感。蔡为哲认为，这座建筑为白雅特城第一座行政办公楼，即“总公使署“。此后这座建筑的用途屡变，随后成为法庭，建国后人们回忆其为法军俱乐部旧址，现已无存，其历史过程仍需我们继续揭秘。
今天伫立延安路口的这栋总公使署何时建成？蔡为哲对照实地勘测和文书史料，判断这便是1913年建成的白雅特城旅馆，并在1918年前增加行政功能，逐渐以“总公使署”之名为人熟知。也许是由于经费短缺，法当局最初未将总公使署列入白雅特城的城市规划，只能以广州湾未配备旅客住所为由，借助法属印度支那鼓励建造旅馆的政策，以暗渡陈仓的方式建设了一座日后的总公使署。无论如何，这栋建筑从建成之日起，便以高耸的钟楼、极具中轴秩序感的正立面面向海港，代表了白雅特城的新面貌。
白雅特城第一座行政办公楼
白雅特城旅馆（即法国总公使署旧貌）
从外廊样式到新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演变
广州湾早期建筑多为日本学者藤森照信所称“外廊样式”（Veranda Style）。法国人在广州湾仿效了英国在印度殖民地颇为成功的这一建筑形式，每层均有遮荫的大面积敞廊环绕，具有鲜明的热带建筑模式。广州湾首府迁移至白雅特城后，建筑风格逐渐发生了显著转变，外廊样式不再作为建筑的主要特征，更加倾向于新古典主义，讲究对称，突出轴线，强调构图中的主从关系，比例严谨的立面构图。通过对比1913白雅特城旅馆和1921广州湾总公使官邸的建筑平面图，两者均在原有外廊格局上做出了有意思的加法：前者为方便旅馆旅客的人流，打通南北走向的内走道；后者则在南北两侧凸出门厅空间，强调入口的重要性，直接在正面效仿古典柱式。总公使官邸的立面装饰细节令人惊叹，体现了设计者巧妙的构思。
1913年的白雅特城旅馆与1921年广州湾总公使官邸平面图（底图来源：湛江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测绘图集，徐晟昱绘）
法国学者Caroline Herbelin在《越南殖民地建筑》一书提及，1895年时任法属印度支那首席建筑师Auguste Henri Vildieu强调建筑应“表现出法国的风貌“，以建立在越南人眼中的威望。19世纪末，随着法属印度支那在越南的统治日趋稳定，法殖民建筑逐渐转向体现“法国”声望的新巴洛克或新古典主义元素。
位于越南河内市巴亭广场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颇为典型，其作为法国殖民者统治越南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精致的外墙装饰典雅华贵。对比之下，河内的 “省级官邸”则处于次一级，装饰简略，与白雅特城总公使官邸、麻斜总公使官邸等广州湾法殖民办公楼的二层建筑风格较为相似，而赤坎行政长官官邸则使用辘筒瓦屋顶，则为本土做法。殖民地外廊风格在广州湾时期建筑中从风行到淡出的历史过程呈现出当地近代建筑发展的一条脉络。
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图片来源于网络
黑石与安南瓦在雷州半岛
当我们细细观察法国总公使署的纵向剖面，可发现建筑由下至上的建造立面装饰和窗户形状等越发繁复。其中，建筑的底层黑石和房顶安南瓦尤其引人注意。蔡为哲联系生活经历说道，雷州老家的旧居底部亦由裸露的黑石构成，其父亲回忆建筑石材可能从徐闻或江洪港等地运输而来。而根据1906年的马赛殖民博览会宣传刊物记载，广州湾时期的硇洲岛已有成熟的采石场和石材加工产业。
法国总公使署墙身剖切图，夏湘宜绘
法国公使署的黑石在外墙进行了精细的切割，利用红砖和批荡巧妙配合，构成装饰作用的或夸大或缩小的石缝。纵向来看，黑石以间隔叠砌的红砖形成 “放大石缝“，在窗间墙延续了上部的横向饰带，在建筑的设计手法上具有力的传递的冲击；在横向宽度上，从上至下的黑石宽度依次为0.35 mm、0.42 mm和0.5 mm。大至立面纵三段的用材和设计样式，小至基座石材的尺度变化，设计师在总公使官邸的设计中使用了近乎严苛的向下递增的稳重原则。而巧妙的是，弧形窗户下的设计仿若莲座，黑石看似磨缝拼接的多边形，实则用批荡补平石块间隙，再在表面勾勒出虚假“细缝”，显得活泼精致。种种的细节设计构思使得建筑整体呈现出稳重与轻盈的特点。
法国总公使署底层黑石构建，右图为夏湘宜绘
安南瓦作为广州湾时期具有特色的屋瓦材料，霞山福音堂屋顶尤其典型。瓦的尺寸与下部钢架或木条契合，瓦片之间紧密相扣，安装简易。安南瓦如今仍作为越南常见的屋顶材料。如稍加留意，可发现于1951年的湛江砖瓦厂的取材具有本地特色。通过采访原砖瓦厂职工，得知机制瓦所用的主要原材料主要来源于遂溪、化州和高州等地的“白鼓土”，土质细腻，由红、黄、黑多色混合而成。湛江砖瓦厂的机制瓦技术不见得直接源于越南，但其在雷州半岛的广泛流传，与广州湾时期安南瓦的大量使用密不可分。
法国机制瓦、安南瓦与湛江机制瓦，蔡为哲摄
畅谈广州湾历史文化保育
随后，对谈人梁衡通过讲述幼年在法国总公使官邸附近的公安局宿舍居住的经历，回忆邻居提及20世纪60年代法国总公使官邸内有花园、喷泉和小树林，建筑外围由树篱组成，引发了在座不同专业的读者共同畅谈广州湾历史文化保育。现场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话题。
话题一，如何看待广州湾总公使官邸旧址的第三层建筑？从事建筑设计行业的李俊认为，建筑结构究竟需要修复到历史上最完美的样貌，还是保留历史过程中每一次的改造痕迹，这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文物保护价值判断，判断建筑中的哪部分具有历史价值，再按照等级排序取舍。建筑设计院负责修缮方案的建筑师更多考虑建筑与周边街道的关联，建筑内部结构损坏等建筑实体情况，价值判断如果结合具有历史意识的专业文物研究学者将得到更好的效果。其次修缮广州湾总公使官邸旧址的理想方案可进一步思考，如修缮巴黎圣母院的法国建筑师维欧勒·勒·杜克通过调研大量的法国本土的教堂建筑，编写出《11世纪至16世纪法国建筑词典》，在此基础上为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建构了一个理想方案，该方案具有的哥特建筑特征，即通过全国范围调查总结归纳的结果，但未必是教堂在历史过程中真实存在的形象，他提出保护'建筑整体价值'的观念，不为保存而保护，而是创造性地修复。对于广州湾总公使官邸旧址而言，李俊建议去掉20世纪90年代改造粗糙的部分，还原遗址始建样貌。
话题二，广州湾总公使官邸旧址先修缮再利用，该建筑的未来用途该如何发展？从事社工行业的梁妍提及，其同学在2013年受“光点台北 ”古迹活化的启发，设想将广州湾总公使官邸旧址交给民间团体，打造成类似 “光点台北 ”的综合性文化空间，这种由民间组织的从下而上做法可能会促进文化流动性，但这种想法在8年后的今天看来可能不太创新。高校青年教师陈肇新提出，目前该建筑的未来规划和修缮方案尚有争议，政府究竟遵循修旧如旧原则还是采取新的想法，其可以尝试对话民众，听取基层群众意见，便于提出更好的保护用途。除此之外，我们的下一代如何看待历史文物以及我们将如何在历史文物中讲述我们的故事，也是值得思考的辅助方向。
对于广州湾时期的建筑与自身志趣相结合部分，广州美术学院建筑学大五学生梁璇则称，从小居住在霞山却遗憾至今未走访全部的广州湾时期建筑，自己作为一位美术生，从大一已开始关注广州湾历史，希望十年内创作一系列以广州湾为背景的漫画，借助这一愿景与家乡产生联结。
梁璇为此次分享会即兴作画
结语
分享会尾声，主持人吴子祺总结本次分享会的三大要点：一是蔡为哲通过实地勘测遗构和扎实的文献分析，从建筑学的专业角度细微观察和分析广州湾建筑变化和演变、结构和建造方式以及材料和装饰组件三大方面，弥补了广州湾建筑史研究的空白；二是建筑形式除了关注建筑历史背景和空间形态等基本资料外，还可以结合不同历史时期海内外游客的书信和回忆录补充生趣的生活场景，从不同方式解读，以及这些呈现方式特定的物质情景如何促进和解析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形成；三是这次分享会亦给我们留下后续话题，思索如何深入分析、阐释和发展历史建筑遗产，以更密切的文化保育角度关注湛江历史文化的社会生活空间和物质环境。
正如蔡为哲谈及的田野考察感触，“法国总公使官邸荒废已久，圆拱形地下室发现的一只黑猫已成为历史地层的一部分，屋顶还是当年那一片海风”，建筑是静态的形象，而现实是由无数涌动的毛细血管组合而成的有机网络，我们当以何种身份思索？
笔者认为，现有文化遗产研究较少关注“遗产”和“身份认同”的互动分析。分享会聚焦的两座广州湾建筑遗址经历了从殖民管治到民族统一、从法国租借地时期到法式风情街的过程，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赋予了两座历史建筑新身份，这一过程既是遗产概念的形式表征，也反映了因地理环境、历史特质和社会人文等因素，导致它们具有独一无二的地方性和再地方化性质，人们通过知识更新来了解城市及其固态不可移动的建筑，意味着遗产与群众身份的维系纽带也需要积极地创造或不断地再创造。掀起历史的褶皱张望，文化保育之路，未来我们还应以多感官、涉身性和流动性的目光追逐。
分享会合影，谢超凡摄
撰文：李宜珍
校对：吴子祺 蔡为哲
编辑：大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