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尔为何被陈独秀斥为“人妖”？来看他在中国干了些啥
老覃前几天写了《陈独秀出狱后想回党内，毛主席也希望他回到党内，为何最终没回？》一文，文中提到了陈独秀曾在1929年写成有《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但书稿被商务印书馆弄丢了，成为了中华文化之一大损失。陈独秀出狱后，在江津鹤山坪又写成了《小学识字教本》，旁征博引，集其文字学研究之大成。可惜，手稿又被小偷偷走。晚年的陈独秀为此欲哭无泪。
在这里，老覃想说的是：陈独秀可真是一位怪才、通才、大才。
其平生所学，涉猎极广，但不论何种学问，只要被他用心关注，没有一样不达到顶级水平的。
1917年，蔡元培请陈独秀到北京担任文科学长时，为了应付教育部，帮他说谎，说他是“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生”，还说他担任过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等。
实际上，陈独秀并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文凭，并且，在北大执教，是他首次涉足教育界。
不过，在17岁那年，他参加科考，一举考中了秀才。
在加州大学毕业、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的蒋梦麟，也是秀才出身。但蒋梦麟考的是策论，属于“策论秀才”；陈独秀考的是八股文，是“八股秀才”。因为这个，蒋梦麟见了陈独秀，不断作揖，连称自己不如陈独秀。
也就是说，陈独秀是一位写八股文的高手。
不过，他很快就放弃掉八股文了。
原因是1897年7月，18岁的陈独秀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目睹了甲午战争之后的种种疮夷，崇尚新学，希望在新学中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之路。
日本是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变强变大的国家，而且，日本国内有西方各国先进学说的图书。
因为这个，陈独秀自费到日本留学。
但是，他每进入一所日本学校，不管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还是早稻田大学，都是象征性的，不以学习该学校规定的课程为主，而是在学校图书馆里找日本人译介的西方社会科学图书进行自学，不为学校的规定所拘束。
去日本之前，陈独秀对日语一窍不通，但他到了日本，短短一个多月，不但能和人交流，还能读能写。
甚至，他为了读懂某些重要的图书文献，他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了英语，后来又入东京雅典娜法语学院进修了法语。
因此，他的英语和法语都非常好。
举几个例。
比如说，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和苏曼殊一起翻译和改编了雨果的《悲惨世界》。
又比如说，回国后不久，他曾提笔为当时著名的群益书社编辑出版了一部《模范英文教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时，专门翻译了泰戈尔《赞歌》，即《吉檀迦利》的四首诗，刊于1915年10月15日第1卷第2期。
可以说，陈独秀是泰戈尔作品的第一位中文译者。
陈独秀在译诗后面称赞泰戈尔是“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
即当时的陈独秀对泰戈尔还是比较敬仰的。
泰戈尔比陈独秀年长18岁，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的贵族家庭，17岁赴英国留学，善写长诗，在1913年凭借宗教抒情诗集《吉檀迦利》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从这一点上说，泰戈尔不但是印度人的骄傲，也是亚洲人的骄傲。
特别要补充说明的是，泰戈尔有着浓郁的中国情结，崇尚中国文化，向往中国文化。
即1881年，泰戈尔才20岁出头，还在英国留学，他就发表了著名论文《在中国的死亡贸易》，严厉谴责英国在中国倾销鸦片。
1916年，泰戈尔访问日本，甘冒日人之大不韪，在日本东京大学公开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山东的恶劣行径。
1938年，泰戈尔在印度发起捐款活动，并手书长信《致人民书》，支持和鼓舞中国人民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深情地怀念泰戈尔，说“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应该说，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但是，1924年，泰戈尔受梁启超等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他的许多不当言论，惹怒了陈独秀，被陈独秀斥为“人妖”。
这是咋回事呢？
让我们来看看吧。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和他所率领的“国际大学访问团”抵达上海码头，迎接他的有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瞿菊农等人。
泰戈尔下了船，情不自禁地说了这样的话：亲爱的朋友们，一踏上这片土地，我就有了回到家的感觉。我一直认为，印度和中国是近亲，是一对古老而又亲爱的兄弟。
泰戈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表情欢悦，胡子上翘，语调欢快而不失诚挚。
是的，这些话并不会让人产生任何不适之感。
而泰戈尔来中国之前，是做足了功课的。
他的确热爱中国，但总担心自己区区一个诗人，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不会有多大实质性的帮助，他后来回忆说：“徜若我到了中国只是一味谈论诗歌，我如何对得起中国盼望我的朋友？”
为此，他决定不在中国谈诗，而专注于宣扬东方文明优于西方文明，帮助中国人民重拾自信。
所以，他在徐志摩、王统照等人陪同下，他在上海、杭州、南京、济南各地游玩、讲演，嘴里不断地大讲特讲东方文明的优越性，说什么“西方文明单纯偏向于物质，在精神建设上存在巨大缺陷”、鼓吹“东方文明最为健全”，声称自己“此次来华”，“旨在提倡东方文明复活”，还说什么“亚洲一部分青年，有抹煞亚洲古来之文明，而追随泰西文化之思想，努力吸收之者，是实大误”。
泰戈尔的用意是好的，但他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他的说法太不合时宜了。
我们知道，袁世凯在就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期间，故意颁布了《整饬伦常令》，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兴起了一场尊孔复古的运动。
袁世凯此举的目的，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他提倡的“尊孔”是假，“复古”是真，目的就是想复辟帝制，过一把皇帝瘾。
陈独秀目光如炬，尖锐指出：“文学的复辟如果实现，政治的复辟也会跟着来。”
他在筹办《青年杂志》时，他对挚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也就是说，他陈独秀办《青年杂志》的目的，就是倡导新文化，砸倒孔家店，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的“自觉心”。
他自信满满地说，在文化上，“我要拉国人向康庄大道走”。
但是，泰戈尔一到中国，就大赞“亚洲古来之文明”，这可不就是袁世凯的旧论调？
而且，泰戈尔身上带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光环，他的话会对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起极大的反作用。
陈独秀因此大怒，指责泰戈尔“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让泰戈尔闭口，说：“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泰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呵!”
不用说，陈独秀是把泰戈尔斥骂为了“人妖”。
陈独秀指出：现在提倡复活东方思想就是开历史倒车，会把中国人拖回“尊君抑民，尊男抑女”的旧时代去。
对于陈独秀的斥骂，泰戈尔是有所触动的。
他在4月23日抵达北京，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等一时文化名流的欢迎。
但在清华大学演讲时，他像犯了错的小学生，有些诚惶诚恐地说：“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
该年5月20日，泰戈尔取道去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