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生活的每一个片段，共同构成了保罗·索鲁于火车上飞逝的人生 | 此刻夜读

大概很少有人像保罗·索鲁这样，花费人生中五十多年的时间在旅行这件事上——或者可以说，旅行构成了他大部分的生命履历。他一直认为，“想出门旅行是人类的天性”，所以自青年时代开始，他游历了“除南极洲以外的每个大洲，把这些经历写进了八本书和数百篇文章”，至今依然步履不停。他也因此被称为“现代旅行文学教父”。

■ 火车上码字的保罗·索鲁（右）

1963年大学毕业后，保罗·索鲁到非洲马拉维、乌干达做老师。1968 年，在新加坡大学任教。1970年代初，和家人移居英国，后又定居美国，并仍四处旅行。保罗·索鲁著作颇丰，火车旅行文学更是久负盛名，曾荣获英国惠特布雷德文学奖、托马斯·库克旅行文学奖。代表作有《火车大巴扎》《老巴塔哥尼亚快车》《英国环岛之旅》等。

1986年，时隔六年后，保罗·索鲁再一次来到中国。他既到了北京、上海等繁华都市，也抵达了黑龙江朗乡、新疆吐鲁番等疆界边陲。他走到中国大地上，与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在上海人民公园英语角里练习口语的年轻人、想去做进出口生意的学生……

保罗·索鲁用犀利幽默的口吻，一路吐槽不断，但也用冷静、理智的眼光，剖析中国人的性格，发现时代变迁下中国人的生活日常与思想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走来，一路沧桑巨变，但我们当下的摇摆与困境也都似曾相识。

《在中国大地上》节选

保罗·索鲁/著，陈媛媛/译

后浪·九州出版社

窗外是平淡无奇的褐色农田：一道道壕沟，一根根电线杆，一间间瓦房，看起来就跟比利时的风景一样沉闷无聊。对农民来说，这是一年中最糟糕的时节：泥泞的田埂，车轮碾过的地面，脏兮兮的水塘，寒冷的天气，还有一月的毛毛细雨。田里现在什么粮食都没种，有人骑在自行车上艰难地前行，有人用鞭子抽打着水牛，有人在推小车，车上的大木轮摇摇晃晃，根本不听使唤。

我住的隔间里有一个比利时人。跟他混熟以后，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了他一个先前反复在心中默念的问题：

“你觉得山东的这个地区看起来像不像比利时？”

我们一起望着窗外的壕沟、耕地、水塘和电线杆。

“是的，很像。”

所以我并不是在凭空想象。冬季在中国旅行时常让人感到疲倦，有时我怀疑这种疲倦会让我的感官变得迟钝，或者搞得我头晕眼花，充满幻觉，而且眼前这些大片的褐色耕地也让人感到沮丧。在这个人口过剩的地区，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象。这里和比利时一样，让我的双眼感到疲惫。

阿兰来自安特卫普，他的同伴是一名姓李的中国人，他们要去合肥。他们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是电话工程师，来自一家中比合资公司，公司主营电话系统升级业务。阿兰说道：“我觉得我们来得正是时候。”众所周知，中国的电话简直是不可救药。你无法直接拨号连通任何外地城市，就算打本地电话也很困难。好不容易接通之后，你还经常能听到五个或者更多人在同时说话。中国的电话同中国的生活一样：无处没有他人的存在，大家挨得紧紧的，做着和你一模一样的事。不仅如此，电话线路还经常出故障，你要等上八个小时才能重新连通。有时整个城市的线路都会中断，可能一连好几天都无法从上海打电话出去。在山西的省会太原，除了本地电话之外的任何电话都打不通——这座城市几乎与世隔绝，只有摩斯电报密码才能从外面到达这里。老式中国电话是笨重的黑色硬塑料材质，一撞就会破碎或开裂；新式电话则是用轻塑料做的，跟玩具一样，往往颜色还不讨喜，比如火烈鸟粉或浅灰蓝色。从中国人对着话筒吼叫的样子来看，不难想象他们打电话时是怎样的心情。

旅行景象 照片出自《火车上的中国人》（下同）

我把这些都告诉了阿兰，但他说情况他都了解。他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幸好他还有点幽默感，或者说至少有些傻气，才让这样的生活不至于难以忍受。他的英文中总是夹杂着法文，比如“Will you traduce her for me?（你可以把她的话翻译给我听吗？）”“I feel happy as a roy（我感觉像国王一样高兴）”或者“The Chinese has good formation but bad motivation（中国人的职业素养不错，但做事缺乏动力）”。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外国专家”。他不会说中文，对政治也不感兴趣。中国艺术对他来说就是友谊商店里卖的那些珐琅烟灰缸和竹制痒痒挠。除了青岛、合肥和上海，他没有到过别的地方。尽管如此，他对比利时却非常熟悉。他的弗拉芒语和法语都说得很流利。他试图教我说一个弗拉芒语词汇“schild（盾牌）”，但发音实在太难了，我只能尽力去模仿，听起来就像在吞一只圆蛤。

为了打发时间，我们玩起了说各国首都的游戏。阿兰知道的不多，甚至匈牙利、印度和秘鲁的首都也说不上来；而李先生知道的更少，但至少他说出了匈牙利首都在哪里。阿兰不怎么看书，他平常喜欢玩自己那台摄像机，那是他花了750英镑在免税店买的。他会把自己拍的录影带寄回家——里面记录的都是跟比利时一样无趣的山东风光。

李先生也差不多。

“随便想一个国家吧。”我说。他满脸困惑：“我想不出来。”

“什么国家都行，”我说，“比如巴西、赞比亚或者瑞典。”

他做了个鬼脸，什么也说不出来。他一点地理知识也没有。他不仅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在其他方面也无知得很。

他们都是电话领域的专门人才，平日里接触的都是电线、系统、卫星、交换机、连接器和计算机之类的东西。他们的专业知识涉及的面非常窄，但是非常深入，那就是他们所关心的全部。他们可以神采奕奕地和你谈计算机电话系统，但其他什么也谈不了。要是跟他们说起广州的雨或者哈尔滨的雪，他们会一脸茫然，更别提看书了。

作为这个世界的新兴人口，他们极富进取心，是唯一适合雇佣的人：他们拥有专业技能，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愿意出差。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都表现得很愚蠢，但这没有关系。我发现他们非常友好，因为他们对工作充满了热情。

“我老板今天对我不满意，”阿兰说，“但是错在那些工人，中国工人喜欢打瞌睡。”

李先生也表示同意。

我们一起看了阿兰的照片——里面记录了许多比利时国内惬意的生活，有衣着鲜艳的胖子，也有在小客厅里进食或闲坐的人。

“这个是我的奶奶，这个是我的妹妹，还有我的母亲，我的父亲……”

我们前后把照片看了两遍。我开始注意到阿兰奶奶家的壁炉台上摆了几个陶瓷小人，她家还有一块特别的垫子，以及他的父亲穿了一件蓝毛衣。阿兰很喜欢看家人的照片，他说自己很想家。

“你最怀念的是什么？”

“牛肉。”他答道。哈尔滨那位先生也是这样跟我说的，为什么大家都会想念家乡的牛肉呢？阿兰接着说：“不过我在这也能吃到。”他拿出一个鼓鼓的背包，里面有一堆罐装食品，阿兰管这叫应急包。这些东西都是他在安特卫普买的，有胡萝卜、鲭鱼和沙丁鱼。此外，还有一种“TV Meat（电视肉肠）”品牌的小香肠，专供人们看电视的时候慢慢咀嚼。而阿兰自己也有一台12英寸（30厘米）的电视，可以用来播放录影带。他的行李比我在车上见过的所有人都要多。“我在安特卫普的房东跟我说，我不能留任何东西在自己租的房子里，所以我就全带来中国了。”他还有很多罐带汁的牛肉块，好几包叫“Bifi”的看起来跟牛肉干一样的东西，一罐“Choco”牌的用来涂面包的巧克力酱，以及一打巧克力棒。

徐州位于江苏省一个偏僻的角落，我本打算在那里下车，然后去位于它东南方向100英里（60千米）左右的小镇淮安。淮安地处京杭大运河沿岸，1898年周恩来就出生在这个地方。我想去看看他的故居。很多人私底下都说周恩来是中国解放的幕后英雄。诚然，他很少写东西，也绝不是理论家，但他温文尔雅，富有同情心。他是一名君子，就是孔子描述和称赞过的那种：性格温和、待人友善、心胸宽广，优点不一而足。

然而，徐州比较麻烦的一点在于，列车要在凌晨三点才到站。那时整个中国都睡着了。我将在一个冬夜，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时刻，从火车上走下来，而且要在打发掉六个小时后，才会知道能否找到一辆公交或汽车带我去周恩来的旧居。

于是我决定继续留在床上。

“按规定，按规定，”列车长说道，“这些东西必须登记。”

他们并没有理会列车长。夜里也有别的人来敲门抱怨那个大箱子，但他们五点起床时我还在沉睡。后来其中一个人坐在了我的脚上，我醒了过来，但那时他们已经走了。在火车上就是这样，人们来来往往，如做梦一般。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出版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