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记忆

永远的回忆

—纪念父亲母亲诞辰110周年

一

去年是父亲110周年诞辰，明年是母亲110周年诞辰。在父母亲110周年诞辰之际，心情很不平静。想起来父母亲在世时的好多事情，让我感动，让我叹惋，让我抱憾。很想写一篇文章，作为纪念。其实这篇文章早想动笔了，可是动笔前觉得有好多话要说，好多事要忆，一旦拿起笔来，却又文思枯竭了。一是时间久远，好多事似是而非，情景朦胧了。二是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都是些琐细小事，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件可以大书特书。所以屡屡搁笔了。

岁月不饶人。现在我也年近古稀，虽然心态年轻，但毕竟成为一个年龄上的老人了。生命由天，时不我待。也许随着年龄增长，记忆衰退，过去的事物只会越来越朦胧。倘若现在不写，以后可能会更困难了。所以还是动笔了。

既然是回忆而非实录，那自然有一些不太确切的记述。一是关于我幼年时期的记忆，可能有误记不实的地方。比如父亲工作经历的时间段，完全凭儿时记忆来写，所以在年代上很粗略。二是有好多事是听父亲和母亲所说。他们也许有记忆错误或者条件所限了解不实之处。比如陶先生毕业院校，据父亲讲是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可是北京政法学院成立时间较晚，所以查资料，将毕业院校改为北京大学政法系，庶几更接近真实。如此等等。但无论如何，都是我记忆中或经或闻的事，有些地方，略加文学修饰，无碍事件真实。

历史滔滔如流水，人生代代无穷尽。父母春晖不可报，但记行略表寸心。如此而已！

二

父亲魏兆印，字玉堂，祖籍甘肃皋兰。在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即1910年9月4日出生在今皋兰县石洞镇魏家庄村一个农民家庭。

爷爷是一位私塾先生。父亲理应自幼就能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但不幸的是，父亲读完一些启蒙读物之后，四书还没有读完，爷爷便英年早逝，生命之钟永远停摆在47岁。父亲先是务农，后来成为一名医生。1981年7月19日仙逝。享年72岁。

母亲王淑德，1912年1月14日出生在皋兰长川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5岁嫁于父亲为妻。小小年纪就承担起了一个十余口人之家的主要家务。1994年10月2日魂归天国。享年83岁。

我幼小时候父亲的模样现在已经很模糊了。

最早的记忆是有一次我有病了，躺在炕上睡觉。朦胧之中，觉得有人在轻轻地抚摸我的头。睁眼一看，父亲正站在炕沿跟前，慈祥地向我微笑着。也许是冬天吧，父亲穿一件深青色的半新棉衣，一边的肩膀上沾了许多尘土。脸庞白皙，上唇缀着短而黑的髭须，不大但明亮的眼睛闪着让我感到温暖亲切的光。

我一骨碌翻身坐起来，想着几天不见，父亲一定会给我带来好吃的。

父亲原在本乡的一家医院工作。因为离家不很远，每天下班后都能按时回家。回来常会给家里买些吃的，其中偶然也有一些让我兴奋的小吃，有时甚至是猪头肉之类的美食。

记得有一次他带来的不是糖果瓜子之类的零食，而是像蒜头一样的东西，通身洁白如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父亲告诉我说，这叫百合，很好吃。我站在母亲旁边，眼巴巴地盯着她将百合一层层剥开，放到盆子里洗干净，白嫩嫩地看着特别诱人。

母亲烧开一锅开水，用漏勺盛起百合，在开水里浸了浸，很快捞出来，放进碟子里，撒上白砂糖，拌匀了，放到桌上让我们吃。我急忙夹起一块，放到嘴里，轻轻一嚼。啊，嫩生生，甜丝丝，满嘴清爽，好吃极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滋味，还是觉得馋涎欲滴。

然而，这次反常的是，父亲并没有带什么好吃的。他只是又抚了抚我的头，什么也没有说，就走出去了。

我失望地又躺下了。

后来才知道，父亲因为参加过一个道教团体，被集中起来进行了三天学习教育，今天才回家来。

我当时根本不懂什么是道教团体，也不知道集中学习教育是什么意思。只觉得父亲既然没有带好吃的来，那肯定是遇到了不好的事情，心情不好了。

我大一点的时候，父亲被调动到离家很远的本乡一个山村卫生所去工作。那是一个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艰苦的山区。出门三步就是山。没有车路，走远路得骑着毛驴。山路坡陡坑洼，毛驴有时也打滑摔跤。父亲经常出诊，背着沉重的药箱，到农户家里去看病。农忙季节，连代步的毛驴都找不到，只得步行前往。有一次出诊回来时，天下起小雨，山路泥泞湿滑，父亲几乎是连滚带爬回到诊所的，衣服裤子上全是泥水。

吃的更不用说了。每天都得自己烧火做饭。说是做饭，其实少有蔬菜。山区地少，靠天吃饭。农民把全部土地都用来种庄稼，连肚子都填不饱，何谈种菜。有的农户在自家小院里种点白菜萝卜，也只能有时改善一下生活时，才能吃到几个菜肴，平时大都是酱盐醋为吃饭的佐料，有的农户甚至经常缺盐少醋的。

父亲是医生，服务热情人缘好，常有人送点青菜萝卜之类的。但也不能每天都有菜吃。而且只身一人，一是麻烦，二是出诊没有时间限制，无论冬夏，也不管黑天白夜，只要有人来请，父亲二话不说，立刻出诊。这样有时连做饭的时间都没有。

记得那时父亲十天半月回一次家，临走时，母亲都要仔细地烙大饼，将大饼里的水分烙干，然后用一个布袋装起来，让父亲带走。这样烙出来的大饼不容易发霉，即使在夏天也能放好多天。父亲顾不上做饭的时候，就喝白开水啃大饼，将就度日。后来父亲回家时，我发现父亲原来白皙的脸庞变得又黑又瘦，明显的觉得老了好几岁。

父亲在外艰难，母亲在家也不轻松。父母生养我们姊妹共5人（据母亲说，还有几个都夭折了）。当时大姐宏兰和二姐兰香已经出嫁。家里还有哥哥宏安、尕姐宏梅、五哥宏源和我。五哥是我四叔的儿子。四叔从甘肃师范大学毕业后，到当时兰州志果中学任教。由于在校时加入过国民党，1949年参加工作后屡受冲击，心理和生理上负担沉重，终于在第二年不堪重负，抑郁而逝。去世时年方32岁。四婶于第二年也芳龄早凋，随四叔而去。留下一个不到5岁的孤儿，就是我的五哥。在父亲的6个兄弟中，老大青年早逝，父亲是老二，收养孤儿的责任就只好由父母亲承担起来。从小到大，视如己出，以致好多人都以为是父母的亲生儿子。一直拉扯到成家娶妻，盖了新房，另立门户为止。

三

父亲到外地工作后，母亲一人拉扯4个孩子，最大的是我哥哥，也只有十三四岁。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母亲是小脚，真正是所谓的三寸金莲。干许多活计的时候常常站立不稳，需要膝盖跪地。加上母亲从年青时起，由于除了承担当时大家庭近二十口人的家务，还要帮助父亲下地干活，收麦打场，一应农活，无所不干，落下头晕和胃疼的痼疾。经常毫无征兆地突然发作，有时走路时会眩晕跌倒，有时胃疼得满地打滚，父亲不在家，我们只能手足无措地看着，听任母亲自己慢慢地好转过来。

就这样，母亲拖着病弱的身子，在家做饭洗衣，喂养鸡猪，缝补衣裳，夏收时收麦打场，一年到头忙碌不堪。

我常记得，我深夜醒来，睡眼朦胧中看到母亲仍然在煤油灯下飞针走线。为了怕影响我们睡觉，也为了节省煤油，将灯捻放得很低，而且用报纸遮住半边的灯光。

由于多年辛劳，加上疾病折磨，在我们的记忆里母亲好像从来没有年青过。苍老瘦弱，病态恹恹，但干起活来，一点也不示弱。总是把家里收拾得利利索索。我们身上的衣服虽然破旧，但总是缝补得妥妥帖帖，洗得干干净净。

这样熬过了将近三年的困难时光，父亲才从外地调回来了。然而，没有想到的是，父亲的回来并没有给我家带来福音，而是让我们一家丧失了原有的经理来源，陷入到生活的窘境之中。

父亲从山区调回来不到一年时间，正赶上单位精简人员。凡是在历史上有污点的人员，基本上都在精简之列。由于父亲有前面所说曾参加过道教团体的原因，被解除了公职，下放回本村，在村上当了一名和社员一样挣工分的医生。

父亲月工资50元的收入没有了，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一下子一落千丈。不要说买不起平时经常会有的零食美食，就连日常的口粮也往往捉襟见肘。好在母亲善于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安排生活，我们家的生活比一般人家还是要好一些。

记得在食堂化的年代，一切粮食全都要归公，规定家里不能保存一粒粮食。每天由生产队长亲自带人挨家挨户查收粮食。母亲得讯后，在检查组来家之前，和父亲一起连夜在我家后院挖了二个大坑，将二口大缸埋进去，然后装满麦子，盖上用石板做成的圆形盖子，填上土，土上面再撒上草屑猪粪，掩盖得不露一丝痕迹。将剩余的大部分麦子泼洒在“填炕”（主要是草屑和麦衣，冬天用来烧炕用）上。搅拌一下，外人乍一看根本看不出来有麦子在里边。只留下一小部分应付检查组，以免引起怀疑。父母亲做得小心翼翼，就连我也不知道。直到后来要取麦子的时候我才知道此事。

在村里人基本都揭不开锅的那些日子里，母亲每天在后院里用簸箕从填炕里面簸出一些粮食来，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和父亲挖开封土，偷偷从缸里取出一些麦子，再掺上哥哥冒着严寒，从数百里之外扫回来的草籽，有时还要掺杂一些麦衣或者晒干能吃的青草，在人们还在熟睡的清晨，蹑手蹑脚地一个人推动一盘小石磨，磨成细粉，瞒着人在家做成面条或者蒸成馒头，就这样维持着我们一家的生活，使我们在半饥半饱中平安地度过了艰难危险的饥荒岁月。

四

父亲回到村里的时候，村上只有父亲一名医生。当时全村人口将近二千人。村里的习惯，家里有人患病之后，病情稍重点的，患者在家里躺着，家属到保健站来请医生到家去诊病。无论刮风下雨，无论炎暑寒冬，无论午休深夜，只要有人来请，父亲概无推脱，立刻随家属前往。虽然吃苦受累，但久而久之，在村里赢得了好口碑，得到了村民的赞誉。

父亲主要是中医，但也兼顾西医，中西结合，基本满足了村民治病的需求。除此之外，父亲还独擅一门技法，人们通常称之为“禁法”，专治无名肿毒或疖痈等。

施禁法时，患者平躺，父亲端坐患者前，握右手四指，伸出中指，悬于疖痈上方约2厘米，凝神屏思，念念有词，闭目画圆，时写井字。用时视病情而定，一般在半小时到2小时不等。经二三次施禁，疖痈大都可以消散。父亲用禁法治病，完全是免费的，不收患者一分钱。许多穷苦人家得益良多，都感念父亲的仁慈之举。

记得我上中学时，同村有一位魏姓先生，在县上某单位工作，并非我家亲戚，但每年春节都要带着一包点心或其他糕点之类的礼品来我家看望父亲。我好奇之余问父亲为什么。父亲说，这位先生小时候得了一种怪病，先是面部有浮肿现象，以为是营养不良所致，也没有经意。后来越来越肿，竟致头肿大如盆。家里贫穷，无钱可以求医，昏迷数日，奄奄待毙。父亲知道后，主动上门施禁，连续数日，每日二小时，竟然起死回生。魏先生心里铭记着父亲的救命之恩。参加工作后，每年都不忘来看望父亲。父亲慨叹：救治痊愈的人多，但像魏先生这样铭记并且报答救命之恩的人却很少啊！

父亲治病救人，完全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从来没有指望谁来报答。但遇到魏先生这样知恩必报的人，内心的感动也是可以理解的。

父亲还有一项治病的内容就是“抓鬼”。那时的农村，闹鬼的病例比较多。经常有人犯鬼病，请父亲来抓。

我们村上能够“抓鬼”的另有一人，是个阴阳先生，人称“尕杨道”。关于他的奇迹传说，成为村民茶余饭后喜欢谈论的话题之一。亲眼目睹的人，道听途说的人，添油加醋的人，往往将他的故事演绎成近乎玄幻的传奇，快乐了许多文化生活极其枯燥的那个时代的村民的心。

父亲的抓鬼却是异样，没有传说，没有街谈巷议，只有他在治完病回到家里后对我们的简略言谈。

父亲抓鬼所用的方法是针法。唐代名医、药王孙思邈有鬼门十三针传世。父亲用这种针法驱鬼多年，屡试不爽。有一次，父亲少有地详细讲述了他驱鬼的一个病例。一个女村民犯病，家人来请父亲。父亲知道这个女人是老病号，曾多次犯病请他医治。

父亲去后，看到这女人蹲在炕尾，手持长柄旱烟锅在抽烟。见到父亲进门，竟然叫着我父亲的名字打了一声招呼，说：“兆印哥，你来了！”她的声音和动作，与前几次一样，绝似我父亲熟识的一个同宗弟弟，也是这个女人的公公。父亲前几次都是劝说无效，按照鬼门歌的穴位用针法治疗，才驱走他的。这次，父亲和他略微寒暄几句，劝他别再害人了。他已经领略了父亲针法的厉害，所以没有顽固不化地拒绝，只是提出给他烧些纸钱（冥币）他就走。按照他的要求，患者家人在他指定的院墙角一个水洞旁边烧了纸。不过几分钟，这女人惨叫一声，便昏倒在炕。过了约莫十几分钟，苏醒过来，仍如正常人一般，好像自己从来没有什么事似的。

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释这种“闹鬼”的现象。现今这一类事已经少有所闻了。但在那时却频有发生。不仅父亲，后来哥哥当赤脚医生时也曾多次经历。如非父亲对我们讲，我的确不能相信竟然有这样的离奇事情发生。有人只是简单地将它归入神经病类，但像这位女人一样，能够在发病时将别人的声音和行为模仿得维妙维肖，这是用神经病一类的托词所无法解释的。

五

时间到了1967年，哥哥从兰州卫校毕业了。当时，父亲囿于自己的从医经历，曾经反对哥哥报考卫生学校，理由是他是医生，就可以作哥哥的老师，哥哥跟着他学医就行了，一边学一边实践，一定也会成为像他那样的好医生。

哥哥是新时代的青年，见多识广，知道跟随父亲也许会成为一个满足村民基本治疗需要的好医生，但绝对不可能接触到最新的医学知识。即使成为一个受村民欢迎和赞扬的好医生，但终究会被时代淘汰掉。所以婉言拒绝了父亲，坚定地参加了招生考试，成绩及格，被兰州市卫生学校录取了。经过三年学习，以优秀成绩毕业了。但当时正值混乱年代，毕业不分配工作，而是哪里来到哪里去。哥哥只好回到本村，被安排到村保健站当“赤脚医生”。

三年学成，又回农村，对哥哥来说是不幸，但对父亲和村民来说却是大幸。因为哥哥的回村当医生，一是大大减轻了父亲的出诊之苦，凡是深夜和远途的出诊，一概由哥哥毫无怨言地自觉代替了。二是村里有了正规学校毕业的医生，这不啻是村民的福音。

因为父亲不是正规学校毕业的，尤其对西药的使用上，存在一些认识上的盲区，这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

记得哥哥初到保健站后，针对父亲使用青霉素不进行皮试的问题，向父亲提出建议，说这样可能会导致生命危险。但父亲毫不在意，反驳哥哥说他行医二十多年，使用青霉素也好多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安全问题，更别说发生生命危险了，说哥哥皮试是多此一举。

父亲的话虽然不符合科学道理，但却表述了他行医过程的真实情况。

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当年经常使用青霉素注射液。注射前，先将针管针头放入一茶缸开水中烫一会儿，然后取出来，用针管吸入开水洗涮针管内部，再装上针头吸入开水洗一次。这样整个消毒过程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在青霉素药瓶里注入生理盐水，摇匀之后进行注射。注射完之后再将针管针头煮一下，留待下次使用。而注射青霉素则从来不会皮试，父亲也没有皮试这个概念，似乎青霉素与其他注射液一样，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发生反应的风险。

庆幸的是，父亲从来没有遇到过青霉素反应的事故。而哥哥在使用过程中，却发现了青霉素反应的二起案例。如果不是进行皮试，后果不堪设想。

在对青霉素认识的浑浑噩噩中竟然能够幸免事故的发生，我们都归结于父亲以善为先的医德感动了天地，始终有神明在护持着父亲。

父亲年轻时跟随奶奶信仰道教，后来在新时代接受了教育和忠告，放弃了道教信仰，但私底下却又心中有佛了。在家里每逢佛诞日（四月八）或其他年节，都要轻声反复念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佛经。他念诵时我常随左右，竟然都能懵懂不解地背诵出心经的大部分经文了。

怀着菩萨心肠，这是父亲终其一生从事医生工作秉持的最基本的态度。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也经常教导哥哥这样去做。

哥哥无论在村上当赤脚医生，还是后来转为正式公职人员编制内医生，对患者都一视同仁，热情谦和，耐心细致，受到群众的好评。尤其是后来因工作出色，被提拔担任皋兰县防疫站站长以后，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踏实，敢于负责，在防疫工作中做出了突出成绩，多次受到省、市、县的表彰奖励。他是全市唯一一个以中专学历最早取得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的医务工作者，曾担任皋兰县和兰州市政协委员之职。除了党组织和领导的教育培养外，私德修养上，父亲的经常教导也应当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六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流传千年之久具有高度忧患意识的名言，见证了多少历史人物自身命运的兴衰往事，也在无数普通老百姓身上验证了它是绝对真理。

父亲一向身体很好，不但长得白白净净，而且少有常人所易染的感冒之类的疾病。

他饮食清淡（在物质匮乏的那个年代也必然平淡），十分注意自律。记得他吃饭时，总是自我限量。比如吃清汤面条，不管是稍大一点的碗，还是稍小一点的碗，都是二碗，绝不再来。母亲发现他的这个规律后，便给父亲固定了一个稍大一点的碗，以免他亏欠饮食影响身体。父亲很注意节俭，即使在他挣工资的时候，也绝不乱花一分钱。吃饭时总是不留碗底，吃得粒米不剩。而且要求我们也吃得干干净净。

父亲很勤劳。我家大门前面有一块土地，算是我家的自留地。父亲在地周边栽了十余株沙枣树。每年初秋，硕果累累，挂满了绿葡萄般繁稠的沙枣，常引得村里的一群群小孩来攀摘。到中秋时分，在孩子们够不到的高处剩余下来的沙枣熟了，由浅黄渐变橙红。这时，父亲便会拿一根长杆，敲打下那些沙枣给家人吃。自然也少不了许多小孩凑热闹来拣拾。但这块地的主要功效是种菜。父亲将地分割成一畦一畦的，分别种上茄子、辣子、西红柿、韭菜、大葱、白菜、萝卜等，总之五花八门的农家菜基本都有。父亲每天早上起来或下班后，就常在地里劳作，除草、浇水、杀虫、摘菜……所以那时我家经常可以吃到新鲜蔬菜。后来父亲去世之后，这块地在哥哥勤劳的手中又变成了我家的果园。里面栽了桃树、苹果树、梨树、枣树等。每年，哥哥收获了各种果子，都要给我们送上一些，让我们尝鲜。

父亲显得很年轻。虽然比母亲大一岁，但在久病衰弱的母亲面前，就好像小了十几岁二十岁似的。外村有些来家请父亲诊病的陌生人，往往把母亲误认为是父亲的母亲。

我们子女们都很为父亲有一副健康的好身板而高兴。然而，1972年的一天，父亲早晨醒来，感觉自己的身体左侧有麻木不适感。以为是睡觉时压迫所致，也没有太在意，照常到菜园忙碌了一阵，然后吃完早饭去上班。当中午下班回来的时候，麻木丝毫没有减轻。作为一个医生，父亲明确地知道自己有病了。这一年，父亲是62岁。想到一件往事，不祥之感袭上父亲的心头。

七

父亲想起的往事，是他年轻时候的一次奇遇。

那时，二十出头的父亲，刚刚遭遇了丧父之痛不久，尚未坚硬的肩膀便担起了大家庭的重任。

有一天，父亲在农田干完活之后，正在回家的路上。走到村口时，一个身穿蓝衫、头戴一顶深青色便帽的男子迎面走来。父亲一看就知道这是永登那边的蛮子，专靠给人算命谋生。父亲虽然信道教，但对算命占卦却并不迷信。他继续往前走，但蛮子却叫住了他。

“大哥，你的面相好，我给你算一下吧！”蛮子说。

父亲礼貌性地站下来，对他说：“不算不算。我身上也没有钱给你。”他知道他们算卦是要索取报酬。

蛮子说：“大哥，我也是要回家去呢。看你面相好，顺便给你算一下，不收你钱。”

由不得父亲推辞，蛮子已经拉起了父亲的手，看了一会。又问父亲的生辰八字。父亲见推辞不过，又且免费，只得告诉了他。

过了片刻，蛮子从随身背包中取出纸笔，在上面写了起来。父亲看时，蛮子写了四句话：

苦读四书名不来，一生皆在命安排。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

写毕，将字条交与父亲，说：“大哥，请你收藏好，以后必为见证。”父亲见他没有离开的意思，以为是他要收取酬金。但自己下地回家途中，身上什么也没有。哦，父亲想起口袋中还有半个大饼，便掏出来给了他。蛮子见是大饼，也不推辞，立刻接了过去，当着父亲的面啃了一口，看来是饿坏了。父亲又递过装水的葫芦，让他喝了几口水。

临别时，父亲看他好像还有话要说，便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蛮子欲言又止，有点吞吞吐吐。在父亲再三催问下，蛮子说：“大哥，你是好人，老实诚实做生意，一定会发财。但天命有数，你的阳寿只有62岁。”父亲听了，呵呵一笑，不以为然，想游方人士，信口开河而已，何必当真。

父亲虽然不甚相信，但在回家路上，也不免暗自思忖。想我一个农民，到哪里去经商做贸易，义取四方财呢？

八

兰州市靖远路原有一条小街叫陶家街，起名原由是这条街道上有许多店铺，其主人姓陶名里勋，字耕山。陶老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因目睹时局动荡，官场混乱，毕业后不愿步入仕途，回到兰州，经营生意。

以他的头脑，不几年就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家业渐渐兴隆。先生经商同时，一边研习医术，治病救人，一边精研书法，挥毫泼墨。他精通诸体，尤擅草书，运笔天成，铁画银钩，美不胜收。据说他年幼家贫，买不起纸笔，用木棍绑了麻线，在砖石上练字。因而功力颇深。

父亲与陶先生是远房姑表亲。两家本来走动得较近。尤其是四叔在西北师范大学上学后，有时去先生家请教问题或者借阅书籍，两家关系更近了。

有一天，先生拿出一本纸质发黄、巴掌大小的书来，交给四叔说，这本书带给你二哥，先让他好好看看。他识字知书，应当学点东西。四叔拿起看时，原来是一本中医验方集锦。

父亲收到这本书后，理解了先生的苦心，遂利用农余时间，发奋苦读，将书中内容尽数掌握，并且背会了一大半。父亲又到先生处当面承教，得益匪浅。先生又借给父亲一些中医药书籍。过了几年之后，父亲竟然能够医治一些普通的疾病，在缺医少药的本村俨然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医生了。

针对本村人口众多、求医求药十分困难的实际，父亲又想到了蛮子讲的“义取四方财”的事，决意开办一家药房。

在四叔和其他家人的支持下，药房开办起来了。药房建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有三间简陋的套间土屋。外间是父亲看病接待患者的地方，中间一间排放药柜，里面一间是库房兼值班室。晚上关门后父亲就睡在里面，一面看守药房，一面以备有人夜间来看病买药。

虽然开药房这是一桩生意，但父亲宁愿将它视为行善积德方便村人的功德之事。不仅药价合理，而且凡是家庭困难一时交不起的人家，可以赊欠药费，等有钱或有粮后再交，且没有利息。因此很受村民欢迎。渐渐名声远播，附近各村看病买药的都来这儿，生意特别红火。父亲才知道蛮子所说，并非虚言。

生意的红火，加上父亲当时还年轻，根本无暇顾及蛮子后面的话，只一心一意打理药房。

时间到了1949年。这时的父亲，已经家境盈实，考虑要买地盖房，扩大产业，改善大家庭的生活。但是，四个弟弟中，除最小的弟弟只身在兰州谋生尚未完婚外，其他三个弟弟都已娶妻生子。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由于奶奶已经去世，各家都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过小家庭生活，更重要的是，兰州熊熊燃烧的战火和庆贺胜利的鼓锣敲醒了父亲继续发家致富的美梦，于是不得已而分了家。资产既经分割，药房自然无法继续办下去，药房的几间陋屋分给了父亲。父亲从老屋搬出，购地另建了宅院。

我最初的记事，便是我家的新宅院：

坐东朝西的一排土屋，围墙南面挖一个上部呈半圆形的门洞，粗细树枝编织而成的柴扉，院子中间没有围篱的菜园，院墙四周青青的麦地，渠坝上绿柳婀娜的清清小溪……简陋的寒舍，儿时的乐园，永远不能忘怀的心中圣地！

九

大智慧的老子有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意思是福与祸有时可以互相转化。坏事也可能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能引出坏的结果。

父亲企望发家致富，无奈人心不齐，兄弟几个分道扬镳，同林鸟散，各自过起了小家庭生活。好在数年努力，让几家人都有了一定的财富基础，过上了优于大部分村人的小日子。由此引起的抑郁不快的心情，却被相继而来时局的变化荡涤得一干二净。

随着兰州战火的消弭和解放军的胜利，接踵而来的是土地改革的高潮。先是划分阶级确定成分。根据土地和财产的多少，分别划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等等。父亲所在的村，前面那个能“抓鬼”的“尕杨道”，因为购置了许多土地，并且雇有长工，被划定为地主成分。好在老先生平时怜贫恤苦，没有作威作福恶事，引不起村民的公愤。又据说，他法力高强，曾经多次施法驱散冰雹，保护乡里粮食幸免于难，所以人们都感谢和敬畏他。每次组织批斗，都无人出头，所以没有受到摁头唾面、挂牌游街等的待遇。但他老伴，一个有着比我母亲的三寸金莲还要秀气玲珑的小脚的老太太，有好几次跪在地上扫街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我眼前。而一个在三年前赌光了家业、输掉了老婆、气死了老子，穷得叮当响的老光棍，被划定为贫农，分得了土地，住进了地主的堂屋，脸上每天挂着春风得意的微笑。不久从外地传来消息，父亲的一个远房姨表哥，占有的土地绵亘数里，雇用长工众多，被划定为恶霸地主，经过公审，被一颗子弹结束了生命。父亲闻此消息，想到他曾到这家亲戚家探望，他们热情招待他吃饭的情景，心里不由得一酸，但强止住了快要留下的眼泪。生命无常，世事无常。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又谁能说得清这其中的奥秘呢！

俗话说，平淡是福。少一些欲望，多一点知足，也许人生会平淡些，但也会平安些。想到自己曾有的发家致富的欲望，父亲暗自庆幸，也许冥冥之中有神明佑护了自己和众弟弟及所有家人。

父亲和他的几个在村里的弟弟，都被划定为中农。可以继续拥有自己原来的土地和财产。原来的那个药房，由于拆下来也没有多少材料可以使用，所以父亲在盖新房时没有拆药房，暂时原封不动地空置在街头。

父亲的人生轨迹，面临着一次茫然不知所之的徘徊。

十

父亲侥幸躲过一劫，心中自然感念道教之恩，以为是他信仰的神明庇护和挽救了自己。

殊不知，正是他的宗教信仰，让他经历了一次触及灵魂的思想教育和改造。

奶奶是道教的虔诚信徒，当地道教团体普渡坛的骨干成员。

在奶奶的影响和要求下，父亲也信仰道教并加入了普渡坛组织。由于父亲忙于农活和家事，很少参加团体活动。而且由于父亲比较知性和理性，对宗教信仰没有像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村信徒那样达到几近于迷信的地步。

据母亲讲，由于爷爷早逝的沉重打击，奶奶年过50就病了。她的最大的精神支撑就是道教信仰。在她57岁那年的一天，奶奶早上醒来，破例地要母亲找出她的一套走亲戚时才穿的青色直贡缎外套，帮她穿上。又要母亲给她梳洗整齐。她没有吃早饭。说躺的时间久了，要坐一会儿。母亲担心奶奶坐不住，将二个枕头撑在她左右。

奶奶一动不动，不言不语，静坐了约莫半小时，头慢慢垂下来，一柱清涕从鼻孔流出，缓缓向下延伸。

母亲觉得情况有异，赶紧叫来父亲。父亲见此情景，知道情况不妙，轻步上前，替奶奶擦去涕柱，欲扶奶奶躺到炕上。还没有完全放倒，奶奶醒了，挣扎着又坐起来。坐了一会儿，又流下来涕柱，父亲再次要放倒奶奶，奶奶却又挣扎起来。第三次，父亲放倒奶奶时，奶奶已无力挣扎，一声不吭地听任父亲扶她平躺在炕上。大约到了中午时分，奶奶平静地停止了呼吸。父母强忍悲痛，赶紧为奶奶筹办丧事。

母亲说，第三天中午，有人从四十多里外的一个村庄赶来，送来一份没有包装只是折叠起来的几页纸张，说是他们村的普渡坛让送来的遁章。

遁章是普渡坛专用的一种文书，是神弟子被神灵附体后代表神所说的内容的记录。但至今我也没有弄清母亲所说的遁章是哪二个字。

母亲记忆力非常好。她不识字，但常抽空在爷爷的私塾门外偷偷听爷爷讲课，竟然背会了好多诗歌。我小时候常听母亲边干活边背诵。

母亲说，这份遁章是专讲奶奶的事。母亲当年还能完整地背出遁章全文。我现在只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

……我本能，到玉清，叩启帝阍；坐化时，鼻注垂，飞升灵魂。可恨那，我的儿，痴昧愚钝；枉教我，为娘的，路断天门……

意思是说，她想坐着死去，鼻注流下，灵魂升天。埋怨父亲糊涂，将她放倒，断了她到天上的道路。

按照普渡坛的说法，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如果坐着死去，就会成仙，灵魂飞升到天上去。奶奶就是知道自己大限将至，想用坐化的形式成仙飞升。但觉得父亲偏偏不理解她的心思，将她屡屡放倒，不能成仙。

其实，同为道教信徒的父亲，怎么能不知道奶奶的心思呢？父亲知道得太清楚了。但父亲还知道，坐化固然可以成仙，但代价是后人会遭遇不幸，或病痛，或贫穷，或夭亡。父亲不愿看到一人成仙后代遭殃的不幸结局，所以才不让奶奶坐化。父亲的这片苦心，奶奶知道吗？

奶奶虽然未能遂愿坐化，但她好像确实也成仙了。因为母亲说，据我们的一个本家孩子讲，在为奶奶做道场的最后一天，他亲眼看到，奶奶在二个道童的搀扶下，脚踩一团五彩祥云，缓步登上一座天桥，然后飘然升空，不知所之。

虽然大人们都没看见，但全都相信真有其事。理由是，奶奶那样虔诚的信徒，怎么可能只因为没有坐化，就不能成仙升天呢？

父亲还没有从丧母的哀痛中解脱出来，村里通知他，让他第二天带上铺盖，到县上去参加一个针对普渡坛成员的教育学习班。

当晚，父亲和母亲愁肠百结，通宵未眠。因为当时，地方上一个名叫“一贯道”的道教组织刚刚取缔，一些头面人物甚至被镇压。父亲虽然大体知道，普渡坛与一贯道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仍然担心自己参加的普渡坛是否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学习班在县城内的一个小学校里举办。参加的人数有一百多人。

可能是主办方为了安定人心，第一天就开宗明义，讲了这次学习班的目的。他先介绍了最近一段时间解决一贯道问题的情况。明确宣布：一贯道是披着宗教外衣，对社会危害极大的反革命邪教组织，理应受到党和政府的坚决打击。但普渡坛与它不同，只是信教群众自发组织的一般性宗教团体，没有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但存在封建迷信色彩的行为，对该组织应当进行必要的整顿，对信教群众应当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父亲一听，原来悬着的心立刻落了下来。

学习教育持续了三天。收到的实际效果，是大部分学员都和父亲一样，填了一张登记表，表示退出普渡坛，不再搞封建迷信活动。学习班取得了预期的圆满成功。

和旧文化决裂，这是父亲在学习班上取得的思想转变成果。我家有爷爷和四叔留下来的大量各类书籍。从学习班回来之后，父亲经过反思，决意除了留下那些他实在舍不得毁掉的医药类书籍外，把其他书籍全都消灭掉。于是，我们家做饭的灶膛里，有了新的燃料。不管烧水还是做饭，全都用书籍当柴火。母亲说，她足足烧了一个多月。

除了烧，还挑拣一些柔软易碎的纸张书籍拆开了泡纸浆，用纸浆做成大大小小的盆子使用。

就这样还没有将全部书籍消灭干净。我1966年上初中的时候，我家的后院柴草房里，还堆放着二大箱用于冬天烧炕的书籍。其中有古版的也有新版的。可惜我那时文化浅薄，只挑出一部分书籍保存起来，记得有《史记菁华》《太平御览》，一套箧装的《古文观止》，一部箧装的《康熙字典》等旧版书，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几本不知是什么的硬壳英文书，一套共二册《辞海》等。然而，就这些我挑出来书籍，其中大部分也没有能保存下来，后来哥哥把它们上缴给了有关部门。只有辞海和康熙字典保存至今。

十一

药房不开了，行医停止了。父亲一门心思扑在庄稼地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倒也过得自在。经过一番起落，父亲觉得还是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好，无大富无大贵，但平安踏实。辛勤劳作，春种秋收，用汗水浇灌庄稼，养活一家人，看着儿女一个个慢慢长大，内心有一种恬淡的满足。

然而人生的路有很多意外。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就在父亲已经与行医生涯告别，安心于农民生活的时候，他又被通知要去白银参加一个医生培训班。

新政府成立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针对当时农村缺医少药，老百姓就医非常困难的实际状况，政府决定将那些原有医生经历的人员集中起来，一是考核摸底，从中选拔可用之才。二是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他们的医疗水平。

经过一个月的培训，父亲被认定具有医生从业资格，回来后分配到本乡卫生院当医生，每月工资50元。从农民到村医生，从村医生到农民，又从农民到拿工资的国家正式医生，父亲在已过不惑之年的时候完成了一次他人生道路上的华丽转身。全家人的高兴心情是无法形容的。父亲由此正式踏上了以医为业的轨道。

后来，虽然从乡下放到村，并且取消了国家待遇，但父亲的心里是平静的。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完全地释放了旧社会的包袱，成为了一个对老百姓有用的新人。不管是在乡还是回村，不管是拿工资还是挣工分，他都可以永远与家人在一起，享受一份简单而又惬意的生活。

其后的事实的确是这样。

父亲被下放回村时，村里没有医疗机构。村里有意建立一个保健站，但经济困难，没有能力建房。父亲便主动捐出了我家闲置的药房作为保健站的办公用房。村里派政治上可靠之人担任站长，父亲任医生。搭建起了这个在几间草房里办公的村医疗班子，一直运行了十多年才有了新址。父亲就在这个只有二个人的保健站里，一干就是十多年，直到他疾病日重，才不得不休息。

以往的经历像电影镜头一样掠过父亲的脑海。令他惊诧的是，他一个本来与经商远离十万八千里的地地道道的农民，竟然真的如蛮子所预言的那样，做起了“公平义取四方财”的医药生意。既然蛮子准确预言了自己的经商生涯，那么，62岁的预言难道也会一语成谶？已经迈入62岁门槛的父亲，心头不禁涌起一团悲凉的阴云。

妻子久病体弱，他不忍心过早地丢下她撒手而去。小儿子尚未成家，更未立业，他不能在闭眼前看他茫然漂泊无所依归。还有，他不想听不到可爱的小孙子仰脸叫他爷爷的稚嫩声音，不想看到剥落的院墙凹进去一个深槽而哥哥忙碌得无暇维修，不想看到菜园里那一畦畦碧韭青菜被杂草扰缠……父亲舍不得扔下的东西太多了。总之，他舍不得丢下这个世界，舍不得丢下他亲爱的家人。

十二

从那以后，父亲的左腿常有麻木之感，但并不影响行动，父亲照常每天上班，但体力明显感觉不如往常。幸好有哥哥代劳，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父亲出诊的劳累，否则父亲上班也会感到很困难的。

1972年我高中毕业后，哥哥请托他的一位朋友推荐我到本公社水利工地去做施工员。每天我下班回来，临近家门时，总能看到父亲蹲在大门外，面前是一大片青青的麦田，被一条原来有天然泉水汩汩流淌而现在已经干涸了的南北走向的小渠分割成二块。越过小渠对面的麦田，是一片低洼地。种着各种蔬菜。低洼地尽头，有一条无论冬夏都在潺潺流淌着咸涩清水的小溪。里面有许多小鱼游泳。我小时候常在放学回家途中，和同学下水抓鱼。每次能抓住的鱼不多，都给了同学。他说他母亲会用油炸了让他吃，可香呢。

父亲蹲在大门口，看样子是在欣赏门前的风景。但每见我回来，便会随同我一起进屋。我知道，他是在等我回家呢。

1974年10月，我被推荐上大学，到位于本省武威县黄羊镇的甘肃农业大学去读书。每年只能在寒暑假或偶尔出差时回家看到父母亲。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除了左腿行动不便外，还得了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疾——湿疹。先是脖颈和两耳上布满疹子，渐渐溃烂流水，后渐渐结痂。痂落水出，如此循环，奇痒难耐。父亲苦不堪言。那时哥哥已转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在公社医院当医生。嫂子在公社农机厂上班。家里只有母亲照顾陪伴着父亲。好在哥哥和嫂子下班后都能按时回家。他们的孝敬和陪伴，是父母亲晚年生活中值得慰藉的幸事。

1981年，父亲溘然长逝，虚龄72岁。

父亲病危时，哥哥怕我滞留时间久耽误我的工作，未通知我。等到我接到电报从学校赶回家中时，父亲已经永久地闭上了双眼。在父亲最后的时日里，他的子女们，除我之外，都守候在病床前。能想象得到父亲期盼的眼神、焦灼的心情、思念的煎熬！然而，我没有见到父亲最后的一眼，父亲没有见到我最后的一面。对父亲对我，这都是终生不能无法弥补的遗憾！

父亲走了。也许没有见到我是他的遗憾，但父亲最大的遗憾，也许是不能再多陪伴母亲几年。母亲孱弱的病躯是他最大的牵挂。

值得告慰父亲的是，有哥嫂一直陪伴在母亲身边。他们孝敬母亲，比父亲在世时更多了几分关心，几分体贴。而且1985年，我也从黄羊镇调到西固区。离家近了，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回家看望陪伴母亲。更何况还有我的几位姐姐有时间也去陪陪母亲。还有哥哥的儿女们、我的女儿等也抽时间去看望母亲，一直到母亲于1994年10月2日寿终正寝，荣归天国。

看到这些，先母亲而逝的父亲弥留之际的遗憾也应当能够释怀了吧！

父亲母亲，我爱你们，你的子女和众孙儿孙女们都爱你们！

愿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安息！